家庭暴力或熟人性侵，都是关于权力和支配的悲剧。在婚姻、家庭、社会和工作场域，女性都被陷入一种无形的权力支配中，古今中外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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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马丽 （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

　　最近的新闻热点中，有两件事件都是因为作为当事人的受害女性通过社交媒体发出声音，让人们再次关注女性在面对身体侵害后面对的重重压力。第一是美妆博主宇芽选择在11月25日“国际消除家暴日”把自己遭受暴力的图像在网络上传播。另一件最近上热搜的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钱逢胜多次骚扰和车内性侵女硕士生。自12月6日曝光以后，该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公共谴责，在三日之内让校方对他做出了处理，施害者其他合作方也跟他切割了关系。

　　前者，女性遭遇到的是家庭暴力；后者则说明，女性还不得不面对社会权力被人滥用时遭遇到的侵犯，甚至在高校中也是如此。

　　试想一下，在第一个事件中，宇芽若不是一位因模仿蒙娜丽莎而出名的美妆博主，施暴者若不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所谓自由知识分子，这场家暴事件可能会像大多数故事一样，归于沉寂，无人问津。 受害女性的勇气，与所谓自由知识分子对此事的普遍沉默，形成鲜明对比。甚至后一类人认为，家暴只涉及私德，是可以忽略的小瑕疵。也正是因为这种伦理标准的分裂，和对滥权的纵容，女性才需要不断觉醒并发出声音。

　　此时也正逢美剧《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热播完最后一集。剧评家们有的认为它讲的是女人的忿怒、家庭价值观在后现代社会被冲击，等等。实际上，这部电视剧也是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女性的声音为什么很重要？片中三代美国女性，分别是60年代的家庭主妇、80年代的艺术界精英，和2019年的女律师，她们都因不同的境遇，面对丈夫在婚姻里发生的不忠行为（丈夫习惯性出轨、同性恋、开放式婚姻）。在片中，她们每一位都经历了自己的“觉醒时刻”，那就是想要摆脱周围人的眼光，作出维护自己尊严的选择。

　　有勇气发出声音的女性，总归是极少数。更多人选择沉默地忍受暴力和侵犯，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从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公布的数据来看，按照每年每十万人口中自杀人数计，中国在全球各国和地区中排在115名，每十万人中自杀人数大约10人，属于自杀率相对较低的国家，跟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每十万人大约23人的自杀比率相比，中国的自杀率因为社会环境和其他因素已经大幅度降低。然而，如果将性别因素考虑进来时，就会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当只考虑男性自杀率时，中国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跌到146位，然而如果只对女性自杀比率排名，中国则跃身为全球第19位。此外，还有一个统计上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中，男性自杀比率都远远高于女性，唯独我国，女性自杀比例高于男性。对此学界的解释是，这与中国社会家庭结构中的矛盾相关，包括婆媳冲突、男性家暴，以及性暴力等方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家庭暴力或熟人性侵，都是关于权力和支配的悲剧。人把身体作为一种武器施加暴力，或身体成为承受暴力的物体，都是一种异化的过程。权力带来异化，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异化。在上面两个事件中，受害女性都提到施害者擅长使用心理控制方法，用伪装和谎言作为反复施行暴力的前戏。

　　婚姻中的男女双方，或家庭成员中的关系，都构成了一个权力场域。从家务分工，到财务分配和支出，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权力协商和妥协。但这并不意味着婚姻是一纸合同，家庭是彼此交换的契约。这些关系本应围绕“爱”的原则运行，一旦脱轨，就异化成了权力支配，甚至暴力相向。

　　当代思想家福柯对于现代社会的权力支配有个很深的洞见，现代社会的权力支配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主体，而是分散在社会各处，形成大量的微观场域，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现代权力作用的对象或主体，在监狱，在家庭生活，在学校等等。在婚姻、家庭、社会和工作场域，女性都被陷入一种无形的权力支配中，古今中外都一样。她们都发现，权力结构的固化在于人心中的支配欲望，女性首当其冲，这是再高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消解的。

　　当下的一些流行文化，不仅缺乏对女性人格和独立性的尊重，而且还发展出一些新的污名化和规训。例如，很多女德培训班和社交媒体公众号以一种规训的方式（以回归传统价值观，或某种信仰纯正之名），强调女性应该如何放弃人格独立性来取悦丈夫，或者将女性的人格和身体物化为商品。对女性的这种规训渗透到我们生活和语言的方方面面，最终给人们留有一种关于当代“女性”的刻板印象，就是物质、现实、暴露，即便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是另有所图。

　　暴力是父权社会的底色，它带来的性别歧视，存在于语言符号、家庭价值观、劳动分工等系统中。最重要的是，强权制度的制定者期待用权力塑造出一种遗忘和沉默的文化。因此，沉默常常成了杀人的武器。或者，他们若不能让人沉默，还可以让大多数人不要去听信反抗者的声音。这是权力暴力的逻辑，从家庭领域到政治领域，都如此运作。 如果受害者要发出声音，自己的声誉或可信度就会被周围的人质疑。

　　女性在面对暴力时发出的声音，是关于人的尊严底线的。当宇芽描述自己的尾椎骨被丈夫撞击在地面，因此无法起身，痛苦无比时，她说自己感到一种无法言语的羞辱感。她甚至说，与身体的疼痛相比，这种对人格的侮辱更让她感到疼痛。与杀戮相比，家暴和性侵是对一个人基本尊严的残暴侵犯，而受害者需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身体被伤害，再经历“身体已经不是自己的”那种剥夺和痛苦。

　　当身体被侵犯，不论是丈夫家暴还是性侵，女性为什么会萌生一种耻辱感？这两种情形都与性意识有关。如果一个你在婚姻里可以将身体都彼此奉献、有亲密关系的人，天亮了却对你拳打脚踢，这是对女性身体信任的背叛、对亲密关系的亵渎。而当职业女性或学生遭遇到权力胁迫的性暴力时，有时甚至更为无力，因为在社会的传统看法中，人们会将原因归咎为受害者，让受害者成为替罪羊，沉默着承受羞耻。

　　性侵的伤害也在于施暴者残酷地剥夺了对于一个人来说最接近他或她尊严的部分，就是本应属于以爱维系的婚姻的性。性侵的危险，对于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女性来说，是每一天都要面对的苦难。那种恐惧感是男人很难感同身受的。美国作家Soraya Chemaly曾在《女人愤怒的力量》一书中写到，“如果你问一个将要坐牢的男人，他最大的惧怕是什么？他肯定会说，怕在狱中被人强暴。我们从这一事实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监牢对于男人意味着什么，就是生活对于女人所意味的。”

　　女性要觉醒和发声，可以诉诸的是其他权力结构，比如媒体曝光率，或让警方介入。每个走到这一步的女性，都是基于此前无数次的沉默和反复被伤害的经历。女性要觉醒和发声，因为已经无路可走，尽管仍需要很大的勇气。正如《致命女人》中几个虚构的故事所描述的，女人们是被逼上梁山，不得不反。她们反抗的，不只是家中的丈夫、不解的亲友，而是一个不断定义她是谁、她该不该沉默顺服的无形之网。

　　最近热播的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演绎出现代社会这样一张无形之网对女性的剥夺。女主角从出生就要面对性别带来的不平等分配，父亲、奶奶、老师都用顺服、羞耻和沉默来教导她应对女性被歧视的困境，他们贯彻着一种无言的默契。长大独立生活之后，就是职场、育儿和面对婆家的又一层网。一代一代如此，抽干了女人们曾经年轻、好强的生命。片中唯一的自由空气，可能是妈妈最后对患上精神分裂的金智英说的：“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女性的尊严需要她自己去完成。多年前的一部《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也讲了一个有深意的故事：两个知青来到山区，在农业作息的闲暇，找了几本西方文学经典读，其中就有巴尔扎克的书。同时，他们都喜欢上山里最漂亮的姑娘“小裁缝”，开始读书给她听，兴奋地要把她当做启蒙、改造的对象。电影最后，女孩子觉醒，要离开大山和知青爱人，走向独立和自由。这个电影结局太过于浪漫主义，而且不禁让人联想到，娜拉出走以后会怎样？巴尔扎克改变了小裁缝，但离开大山、进入城市生活的女孩，是否可以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幸福？ 她也许会慢慢发现，独立和尊严不在于某个地方，也不在于某个爱人，而是内心的声音，要借着不断的觉醒、反思、发声，让自己回归。

　　宇芽家暴被媒体曝光，让她与其他几位遭受同样创伤的前妻，生命发生了奇妙的联结，她们在不同时空的讲述，让这个故事异常触动人心。苦难、痛苦和讲述，让人性彰显，恢复女性的尊严。宇芽的勇气，让另外几位女性更加肯定，不再沉默、发出声音才是唯一的出路，才是治愈之旅的终点。

　　当我们回到现实，依旧需要面对一个真实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都有无数女性遭到了家暴、熟人性侵、各种有权力的人施加给女性语言或身体上的暴力，但是只有少数事件进入到了公共领域的讨论中，而在这少数事件中，受害人本身要么是社交媒体能够发出声音的人，要么是受到良好教育掌握了“实锤”的人。

　　然而我们需要知道，有更多的女性的声音，依旧被喧嚣和充斥着谩骂的社交网络所掩盖。当这些声音在我们生活中出现时，我们需要认出，那些不是“喋喋不休”的抱怨，我们的回应，也不应是在公共场合中对羞辱女性的“荤段子”尴尬一笑。我们需要认出权力滥用的不公，不再任凭这种风气蔓延，而是鼓励女性在公共领域中独立、坚定、充满着力量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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