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多家医院，为插管组成的医生团队被称为“插管敢死队”。如果用一句话来描述他们的工作，那就是为患者“搏一线生机”。但为了这一线生机，他们往往成为离危险最近的人。可在这些医生眼中，和病人的性命相比，“自己有可能被感染”这件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我这根管插进去，他可能就挺过来了，这么算，为病人搏一搏还是‘值’”。

　　医生们清楚，新冠肺炎患者最危险的地方是口腔：口腔张开时，带有病毒的高浓度气溶胶会从气道喷涌而出。为患者实施气管插管术的医生此时首当其冲，成为离险境最近的人——二三十厘米的距离，最大范围的暴露。

　　在武汉多家医院，为插管组成的医生团队被称为“插管敢死队”。这份工作需要如临大敌的谨慎，也需要一点视死如归的勇气。

　　就像武汉市第一医院“插管敢死队”队员、麻醉科医生王加芳说的：即便N95口罩过滤了95%的病毒，只要被病毒乘虚而入，剩下的5%就相当于100%。

　　王加芳的同事刘宇锋从医19年，为1万多个病人插过管，但他也紧张了，操作时手心会冒汗，甚至会微微颤抖，“像回到了初学插管时的样子”。

　　“搏一线生机”

　　对麻醉科医生而言，插管其实是一项日积月累、熟能生巧的基本技能，日常每个动作几乎都是下意识的行为：给病人注射麻醉药品，打开口腔，伸进喉镜，喉镜会照出一片小小的阴影区，那是一个直径七八毫米的小洞，被称为声门，两条声带在声门两侧，透明软管往声带之间探去，不怎么费力，就能滑入呼吸道。

　　内径7毫米、长度26厘米，这样一根透明软管接通氧气后，就是患者的一根救命稻草。如果患者是儿童，尺寸会更小一些，以便通过更窄的部位。

　　到武汉支援的国家应急医疗队成员、上海华山医院麻醉科医生罗猛强说，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突出表现为呼吸衰竭伴顽固性低氧血症，往往必须依靠气管插管才能保住最后一线生机。

　　刘宇锋也用“搏一线生机”来描述自己的工作。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对截至2月11日4万多个确诊病例的研究，新冠肺炎总体病死率为2.3％。确诊病例中，危重症患者占5％，但这类患者的病死率为49％。

　　刘宇锋说，需要气管插管的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一般是“重症之中的重症”，年龄大都在50岁到80岁之间，脑梗、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及合并症众多。再加上受病毒折磨，病人的心肺功能已经受损，插管中的一个轻微刺激都可能导致病人加剧衰竭。有些人上手术台时都已经意识模糊。给他们插管，随时有可能导致他们血压下降过快，甚至心跳骤停。

　　为了这一线生机，武汉市第一医院麻醉科特意编写了一份“插管流程”。

　　“病人是等不起的，我们也想尽办法，尽量让我们的整个流程快一点。我们快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希望。”王加芳参与编写了这份流程。他参考了多家医院的做法，把能压缩的时间都压缩了。他们会提前配好药品并吸入注射器，放在触手可及之处，随时可以注入病人体内。

　　但防护方面不敢有丝毫马虎。

　　平时，医院对插管医生的要求是，接到任务5分钟内必须赶到。现在，时间被延长到30分钟，多出的25分钟是给医生穿戴各种防护装备用的。

　　作为“离患者口腔最近的人”，插管医生采取了医护人员最高级别的防护。除了防护服、隔离衣、护目镜、口罩，武汉市第一医院唯一一套正压防护头套给了“插管敢死队”，谁负责插管就给谁用。由于内外气压差，病毒几乎不可能进入正压头罩内。头罩还外接了一套新风系统，既能保证医生呼吸顺畅，也能避免护目镜起雾影响视线。

　　想抢时间，全靠集中精力和手上功夫。

　　第一次值班前，刘宇锋和搭档模拟演练到晚上10点左右。他们对着流程，把所有仪器都熟悉了一遍，一一清点了插管用具和药品，把能想到的突发情况也想了一遍。他们需要万无一失。

　　2月16日，他们完成了全院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气管插管的抢救工作，整个过程“一气呵成”。脱了防护服，刘宇锋深深吸了口气，在团队微信群里报了喜，这时候他才意识到，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

　　“黄金30秒”

　　插管时，医生最大的担心是病人可能心跳骤停。给新冠肺炎患者插管，还要担心病人在气管插管过程中发生呛咳。那意味着风险将明显增高——人类在餐桌上打一个喷嚏时，口腔飞沫就像疾驰的动车组列车，速度可达每小时177公里。

　　肌肉松弛药的作用是抑制呼吸，用药后1分钟左右，患者就会无法自主呼吸。这种药平时插管不常用到，给新冠肺炎患者使用主要是为了改善插管条件，降低病人发生呛咳的几率。

　　然而注射肌肉松弛药也是让王加芳最紧张的环节。病人自主呼吸被抑制后，全靠身体里的储氧支撑，新冠肺炎患者由于心肺功能受损叠加身体状况不佳，储氧只有常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用药后，他们的血压心率波动会比常人大得多，特别是一些敏感的人，甚至你一推药，心脏就有停跳的风险。”

　　气管插管有“黄金1分钟”一说，这1分钟无论对挽救生命还是医生自身安全都十分关键。另一个说法是“黄金90秒”——从注射麻醉药开始到插完管，控制在90秒之内，否则就可能导致病人缺氧而死。

　　因为肌肉松弛药使抢救的时间窗缩窄，药物起效后，留给插管医生的时间最多只剩30秒了。

　　可口腔内还有麻烦在等着他们。

　　新冠肺炎患者口腔内都有痰液，尤其是重症患者，痰液多而黏稠。“痰液会堵住气管，如果这时候把导管插进去的话，痰液堵在气管里面排不出来，也会引起病人的窒息。”刘宇锋说。

　　刘宇锋遇到过一位患者，痰液黏稠到拿吸痰器吸，费了好大劲。那一次，留给他插管的时间只有五六秒钟，插进导管的那一刻，他感觉都快虚脱了。

　　每完成一次插管，罗猛强也会紧张得心率从每分钟七八十次升至一百三四十次，体能消耗巨大。“气道多开放一秒，患者及医护人员就多一秒的危险，所以能10秒内完成，我们绝不会拖到20秒。”他说。

　　留住希望

　　罗猛强是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插管敢死队”队员。他所在的上海华山医院接管了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重症监护病房。重症监护病房集中了最危重患者，接受气管插管的患者高达80%-90%。

　　有一次，武汉同济医院麻醉医生王楠为一名患者插管，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她发现患者心率突然从每分钟110次降至30多次，而且有继续下降的趋势。她没多想，上去就给病人进行胸外心脏按压。按压两分钟后，随着急救药物起效，患者心率逐渐恢复正常。这一举动看似寻常，在高浓度病毒的空间中可以算是“危险动作”，动作幅度太大、太快都易造成防护服破损，但她说：“当时情况紧急，我只是想着不能让病人的心跳停了。”

　　武汉市第一医院麻醉医生戚忠说，和病人的性命相比，“自己有可能被感染”这件事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他说，自己还年轻，就算不幸被感染，牺牲的概率也比较小，但“我这根管插进去，他可能就挺过来了，这么算，为病人搏一搏还是值”。

　　戚忠第一天值班，就经历了一起意外。一位60多岁的病人插管40多分钟后，突然发生呛咳，软管脱落了。等他再次穿戴完防护装备，赶到病房时，眼前的场景让他又感动又后怕：管床医生一直拖着呼吸机的面罩帮助病人呼吸，“手都已经僵硬了还在坚持”。那位医生只有普通防护装备，“不像我们有面屏，还有正压头套，徒手操作，感染的风险是极高的。”戚忠赶紧接过了管床医生的活儿，让他去消毒清洗。

　　他说，这个病人能救回来得多谢管床医生。当时，抑制呼吸的药品没有代谢完，病人肺功能原本就较差，自主呼吸很弱，如果没人在旁边供氧，几分钟内就会死去。

　　戚忠一直觉得，只要在病人肺功能最差的时候帮一把，把血氧饱和度控制住，病人自身免疫系统扛过来，他们就能留在人世间。

　　让罗猛强和同事们感到欢欣鼓舞的是，有的患者在插管后，经过积极治疗，身体明显好转，后来顺利拔除了那根管，康复机会大增。

　　“我们为他们保留住了生存下去的希望。”罗猛强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孙庆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