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日，吉林市万达实验小学跳绳社团的学生们在侯维东（右一）的指导下进行大绳训练。

    41岁的侯维东，不仅是一名跳绳运动员，还是一名国家级跳绳教练，同时也在做校园跳绳项目的推广普及。2019年7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2019跳绳世界杯的赛场上，侯维东带领自己的两名学生斩获5金3银2铜的成绩，仅他一人，便独得4金2银。新华社记者 许畅/摄

　　近年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发展卫生和健康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举措。《“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大学校健康教育力度，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中小学为重点，建立学校健康教育推进机制。

　　今年年初，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席卷全国，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作为防控疫情的重要阵地，学校如何面对大规模高传染性疫情？学校教育在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应当和可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教育全领域如何回应这一国家战略？如何切实保障青少年儿童的身体健康？

　　在当前大规模疫情暴发的背景下，这些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教育全领域急需一场“促进健康觉醒、提高健康素养、助力健康中国”的教育变革。

　　我国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现状堪忧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们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健康中国战略的成败，也与我国的人才强国战略、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密切相关。但是，2000年以来多项涉及全国性的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显示：青少年的身体素质、体能素质持续下降，而视力不良、肥胖率、龋齿率等健康问题不断上升，且不断呈现低龄化趋势。例如，根据国家卫健委的调查，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0%，初中生为71.6%，高中生为81.0%；国务院办公厅则在2017年颁布的《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中，明确把控制学生肥胖率上升趋势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

　　另一方面，学生是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易受害群体。作为未成年人，他们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容易在地震、洪灾、火灾、传染病等突发事件中成为受害者，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损失。但是目前学校教育并没有把传染病疫情预防、应急知识、防控知识和能力系统地纳入到课程体系中。

　　当前青少年的体质与健康问题，源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动因：既涉及不利于身心健康的现代教育因素，更涉及将健康与医学纳入商品范畴的利益团体的合谋；表现在个体层面，则反映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似是而非的健康知识、模糊的健康行为与未必科学的健康思维方式，导致青少年无法形成对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与生命动力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行动。

　　学校中身体与健康教育的缺位

　　当前，学校中身体与健康教育的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国家层面缺乏身体与健康教育的整体、分级与分类指导体系，制度性安排的缺位导致学校各自为战、效率低下，学校中的身体与健康教育整体上处于缺位状态。

　　第二，学校教育中长期存在着“身心二元”的教育理念，只重视学生心智的培养，忽视了学生体质与健康问题，局限了身体与健康教育在学校中的应有地位，难以做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第三，即使存在一定的身体与健康教育，常常被窄化为单一的体育课、活动课、生理卫生课、体育节或学校的健康宣传，忽略了身体与健康教育的目的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此外，学校生活还以一种秘而不宣的形式对学生的身体进行规训，师生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规训的存在。在周而复始的学校生活中，学生潜移默化地获得了一种缄默的身体知识。这种身体知识一方面以遵守纪律、机械呆板为特征，另一方面使学生严重缺乏正确的身体知识和健康认知，比如，意识不到身体健康的重要性，认为上学过程中眼睛近视是合情合理的，认为通过“打学习疲劳战”换取学习成绩是合理的。事实上，这种观念业已引发了诸多严重后果，例如近年来诸多年轻学子因过度劳累、长期熬夜猝死的案例日渐增多。

　　简言之，当前我国学校教育在关注学生的身体、身体知识、健康状况、体质状况、免疫能力、生命动力等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背后尽管掺杂着各种社会动因，但是具有高风险特质的现代社会则又迫使学校必须强化学生的体质与健康、疫情防控及其相关的生命安全教育。

　　风险社会亟须强化健康与安全教育

　　现代社会日益表现为一个多维度的风险社会，高风险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如何教育学生面对社会中的诸多风险是现代学校教育必须回应的一个紧要而迫切的问题。

　　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核泄漏、恐怖主义、经济危机、传染病爆发等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极不可控的风险因素，正如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一样。在风险社会中，教育承担着帮助学生形成风险意识，传授应对风险的知识和能力的任务，具有切实保障学生和教师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促进学校、家庭、社区形成教育共同体以应对高风险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更蕴含着为社会培养具有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能够应对突发疫情和公共风险的合格公民的未来使命。

　　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例如美国国家疾病防控中心推行的健康学校计划（CDC Healthy Schools），提出了整全学校、整全社区、整全儿童（Whole School，Whole Community，Whole Child；WSCC）的教育实施模型，积极推动学校健康教育和公共卫生实践。

　　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既缺少国家层面应对风险的统一教育行动计划，又缺少学校层面具有较强操作性的防控措施和应急预案。因此，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潜在风险，亟须强化学校教育中的健康与安全教育。

　　以“健康觉醒”引领健康教育变革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学校教育如何做好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保障和支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则是亟需发动一场健康觉醒的教育变革，这就涉及到什么是“健康觉醒”，健康觉醒需要何种条件和支撑；如何开展健康教育，如何实现青少年的健康管理，最终达成健康中国的保障基础等一系列问题。

　　“健康觉醒”是指：对自身身体与健康状态的清晰感受和判断，据此实现对自身身体、健康、生命品质的把握能力。它所对应的是个体层面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似是而非的健康知识、模糊的健康行为、不科学的健康思维方式等现象，以推进学生对健康知识、健康行为与生命动力的正确认识和有效行动。

　　健康觉醒至少涉及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身体与健康意识的启蒙，即感受自身的身体与健康状况；二是身体与健康行为的评估，即科学评估自身的身体与健康行为；三是身体与健康情感培植，即珍爱自身身体、关注自身健康的情感培养；四是身体与健康判断的科学知识，即获得自身身体是否处于健康、不健康、亚健康、疾病的判断知识，包括针对传染病疫情及其公共防控的科学知识；五是改善身体健康状态的能力，即具备对调节自身身体与健康状况的能力；六是自愈力的提升与生命力的唤醒，即获得不断改善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共生能力，激发自愈力与生命力。

　　促进健康觉醒的四点建议

　　在促进青少年儿童的健康觉醒方面，发挥教育和教育学的积极作用不仅是紧迫的、必要的，而且具有极大的潜能。

　　在此意义上，教育和教育学对于身体与健康意识的启蒙、身体与健康行为的评估、身体与健康知识的传授等方面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进一步来说，我们还需要关注影响青少年儿童身体和健康的社会因素，特别是那些“遮蔽”了身体健康使之“沉睡”及至“歪曲”的负面因素，进而分析和发现促进健康觉醒的条件。

　　“健康觉醒”也需要在社会多个层面和领域中共同努力，才有可能对这一问题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思维转变、观念觉醒、知行合一以及践行能力。以下仅从宏观、中观、微观、学术的角度讨论健康觉醒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第一，在宏观层面，“健康觉醒”一方面需要国家积极推行具有可操作性的健康教育行动计划，统一部署科学合理的健康教育行动，包括生理和心理健康、营养卫生、体育运动、风险应对、疫情防控、社会支持、家长参与、教师培训等；另一方面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全领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身体与健康意识的觉醒，觉察身体知识和健康观念的建构，提升对身体和健康的认识能力，从而践行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

　　第二，在中观层面，整合现代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的资源。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之下，中医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中医受到了很多误解。但是，我国的中医是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其理论体系反映着中国文化对身体、健康的认识，具有丰富的有待挖掘的思想资源。现代医学与我国传统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互补与整合。

　　第三，在微观层面，可以开发青少年大健康教育理论、课程、教材、教学实践体系。如前所述，目前学校教育中对于身体、身体知识、健康教育、风险应对、疫情防护等方面存在着缺失甚至被漠视的现象，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所以，如何整合生理学、卫生学、微生物学、免疫学、营养学、体育学、现代医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诸多学科资源，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完善大健康教育理论，开发大健康课程、教材及其教学法体系，将其作为国家课程、必修课程贯彻实施，鼓励开发以身体与健康教育为主题的校本课程，营造健康校园、健康课堂的文化氛围，应成为一个紧迫的当代教育重要命题。

　　第四，在学术层面，亟需拓展身体知识社会学、健康教育社会学，以批判性检视身体、健康、疾病、疫情、生命等领域的知识、行为、意识、情感背后的社会动因，将之置于全球社会的背景中加以批判性分析和解释，揭穿真相还原真实，终将有助于畅通“健康中国”砥砺前行之路。

　　（马和民为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教育学部教授，王德胜、邓娜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研究生）

　　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 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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