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二半夜，我接到闺蜜的微信求助信息，杭州一家公立医院医用口罩急缺，闺蜜和一些朋友们建了群，开始往外扩散捐赠信息。这家医院每天都在筛查疑似患者，防护装备和口罩消耗得很快。巧的是，我母亲曾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我小时候身体弱，很多时候在医院度过，几乎可以说，我的生命都是这家医院给的。没有任何犹豫，我开始了在印尼寻找口罩的“征途”。

　　口罩知识对我来说完全陌生，我在一个救援武汉医院的群里捐了1000元，成功“潜伏”到选货群，然后把我在雅加达找到的口罩品牌、型号和价格发到群内，让医院的专业人士鉴别，确定医院需要的就开始联络货主。

　　一位律师介绍了一个印尼人替我找货，他曾经在印尼的3M公司工作过，认识一些经销商和生产企业。

　　最先找到的，是800个医用N95口罩，这种口罩特别稀缺，因为可以给抗疫最一线的医护人员包括重症抢救使用。当时的价格是每个20元人民币左右，虽然比原价略有上涨，但基本还是平价。杭州这家医院，前两天在泰国找到同款医用口罩，也是这个价位，然而这两天，泰国医用口罩的价格已经涨了五六倍，还找不到货。

　　闺蜜拉起一个群，拉进了几个人，包括这家医院一位医生的妻子米珂、愿意出资捐赠的企业家姚先生，以及几位热心公益的朋友。米珂告诉我，现在医院就靠前几天泰国带回的医用N95口罩撑着，非常需要这800个口罩。

　　货主要求我们去他的仓库交易，现金付款，不开票。我有点担忧，出于安全考虑，我平时的生活轨迹就是门对门，从车门到家门到公司门，不用任何公共交通工具，但思前想后，还是约了第二天去交易。

　　到了仓库，看到了货，反复验证后决定买了，我用手机银行转账给帮我们找货的中间人，然后回到车上聊天，等工人把货物搬上车。

　　聊着聊着，突然发现没动静，再一转头，那个带我们来买货的印尼人，连人带车都不见了，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打对方电话也没人接，急忙进仓库，货主说还没收到钱。我一下子蒙了，觉得自己太大意，上当了。我给杭州的群里发了个信息，说如果这批货有损失，我来承担所有风险。

　　正着急的时候，突然看见那个印尼人来了，原来他收了我的转账，去取现金来付货款。和我同去的律师朋友提出要一半的货，于是，我拿到了400个医用口罩。

　　经过这一次，我继续委托这位印尼人替我找货。预定的1000个同款医用口罩，只隔了一天，价格翻倍，我实在狠不下手买，也不想助长这样的涨价风，于是转向寻找普通外科口罩，我们预判，接下来医院一定会缺。

　　这个时候，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升级，我们接到的信息变化非常快。经常是接到报价，还在和国内的朋友讨论，就又接到电话说货被人加价买走。加价的幅度也从10%逐渐变成翻倍。其中有一次听说某正规工厂有200万只外科口罩，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肯定能买到，正在筹措资金，中间人就传话来，这200万只口罩被东南亚某国政府一次性全部买光。

　　好不容易打听到，印尼本地有个厂家还有5000盒口罩，价格每只是几角人民币，据说在疫情之前，批发价只有几分钱。货主同样要求现金交易，5000盒就是25万只口罩，折合现金50亿印尼盾，感觉风险非常大。

　　律师朋友说，这种时候就是抢货，他主动提出他负责筹集现金、车、司机，并且要带上保镖，货出任何问题，他和我共同承担风险和损失，于是约了第二天他来我家接我。

　　第二天一大早，因为印尼有一段路封路，他们好不容易才到我家。这个时候，我们接到工厂老板电话，已经有别的中国人在工厂抢先付了全款，拿走部分口罩。我们赶紧拍了在银行取款的视频发给对方，表示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请求他留一些货给我们。

　　一路各种塞车、各种绕小路，平时30分钟的路用了2个多小时，赶到仓库已是下午4时，货还剩2600盒。这一天里，我接到十几个不同渠道的求援信息，全是要求买普通外科口罩的，求助者里，有民营医院，也有事业单位和企业。我和朋友们解释，这批货是留给抗疫医院急用，大家都表示了理解。就连很急迫的那家民营医院，最后也同意把他们预定的1000盒口罩让给抗疫一线的公立医院。

　　律师朋友忙着点钞算账，我开始联系物流。一联系物流就傻眼了，正常航空托运1公斤80元，再加19％的税，而且订不到舱位。无奈之下向国内求助，朋友介绍了某快递公司，并一直找到他们总部和香港的老总，派了8位部门主管来协助我。我知道，这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万一我是借着医院的名义私人倒卖医用物资，牵连到整个快递公司。幸而，我是真的在做公益。

　　这个时候，悬在心里的石头放了一半，考虑那400个医院等着救命的医用N95口罩怎么运回去。我们为了捐赠口罩的群，从最开始只有6个人，已经扩展到16个人。最早帮医院从泰国“人肉”带回400个医用口罩的那位领队，在十几个导游群中发布了求助信息，但是印尼回国的旅行团航班大多不走雅加达。

　　经过多方联系，得知杭州有一位袁太太，1月31日从雅加达回杭州，愿意替我“人肉”背货。结果1月29日忽然接到通知，飞往杭州的航班取消。一边是医院几次三番的告急，一边是没有任何途径能送回国，大家都急坏了，一直到凌晨两三时，群里仍然热闹非凡。有个朋友找到了在机场工作的同学，对方帮我们查了所有拥有印尼航线的航空公司信息，并承诺只要货物能进中国，不管在任何一个城市，他都找人帮我们空运转回杭州。

　　最后，袁太太改签到2月1日的航班。那两天，我几乎整夜睡不着，看着放在我家客厅的那几个大箱子各种担心。好不容易等到1月31日晚上，我带着两名自愿陪我送货的小伙伴，很快就赶到机场。怕货物运输当中受损，在机场花双倍的价格包了两层薄膜。

　　顺利完成托运后，我和袁太太交代在杭州机场如何交接，得知这位杭州小媳妇是武汉人，顿时又傻眼。幸好袁太太说她毕业后已经好几年没回武汉了。唉，这一天天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

　　第二天，睁开眼睛终于听到一个好消息，杭州这家公立医院的副院长，亲自到机场接到这400个珍贵的医用口罩。接下来，又传来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深圳机场的朋友发来消息说那天带货的航班上有发热旅客，货物影响不大，外包装消毒即可，但是与此航班接触过的人员要小心。根据防疫排出来的ABC类人员，我此刻很有可能是2B——我们在机场办理托运时，和这个航班排队办手续的乘客有过接触。此刻，我真的有点腿软，马上通知那天一起去机场的小伙伴们，各自做好隔离准备，然后联系药店送消毒液，进行个人和家庭消毒。忙活了一周，自己居然忙成了2B人员，也够有戏剧性。

　　就在我们到处找货这几天，各国有关人员和口罩进出口政策一直在变化，有的国家限制出口，中国政府也加强了捐赠手续审批。我也听说了很多货物被扣在印尼无法运出，那些高价炒作口罩的人，应该被市场狠狠教育。而我们口罩定向捐赠的那家医院，早就拿到省市两级红十字会盖章，并且（口罩已经）从印尼运到了中国境内。如果顺利的话，今天这批口罩就能到达杭州，这实在是最好的消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口述：小容（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