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的修例风波给中国平添了一道严峻的挑战。或许可以让我们“欣慰”的是，抗议活动在这一年也冲击了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从欧洲的巴黎、伦敦、巴塞罗那到大洋洲、美洲以及非洲的诸多城市，还有邻近我们的印度、泰国等，都受到抗议运动的折磨。在西方媒体上，有人甚至把2019年比成欧洲的1848年或者一战刚结束的那段动荡时期。

　　各国各地发生大规模抗议的原因五花八门，很难找出清晰的规律。追求“民主”“自由”只是一些抗议运动中的部分口号，而且它们与那些运动的实际相符度并不高。养老金改革、汽油甚至地铁票涨价等成了大部分抗议的导火索。广受关注的是，使用暴力成为这一波抗议潮的突出动向，各国的抗议者们相互模仿，互鉴经验。

　　全球化似乎在推动贫富差距的扩大，而互联网又方便了愤怒和不满的聚集，对全球颇具影响的西方舆论力量则对抗议活动采取机会主义的双标态度，这些可以总结为抗议活动快速蔓延、而且未来情况不容乐观的基本原因。

　　随着民权在全球的发展，意识形态往往对抗议活动的同情多于反对，至少在它们爆发的初期更容易是这样。如今在世界大部分地方，抗议者从事激烈活动的成本都比较低，而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很多国家和社会都一筹莫展。

　　鉴于2019年很多抗议活动的起因非常小，而且抗议活动发生的政治制度背景几乎涵盖了当前世界治理的所有情况，这预示了今后防范破坏性抗议活动的发生，以及在发生抗议活动时能够有效化解它们成为所有社会都需认真面对的课题。中国也不例外。

　　2019年看中国大陆，不能不说我们的制度优势是使上了劲的。它帮助中国社会相当稳健地应对了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有效防止了香港动荡对内地社会的传染，还让我们得以在新疆问题上真正独立自主地采取必要治理措施，巩固了和平与稳定在新疆全境的回归。

　　展望未来，中国需要认真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而且它们恰恰处于中国的体制能力之内。

　　第一，做好日常的民生工作和公众情绪安抚工作，要对人民群众的每一个集体意见保持高度敏感。应当说这一直是中国的长项。中国虽对舆论场开展管理，但官方也对舆论场的各种动向非常在意，只要意见有道理，政策调整经常来得很快。这点不像在西方，那里什么都说，但常常是说了白说。

　　在保持这一好传统的同时，中国各地各级政府在出台一个新政策、推动一个新项目时一定要走好群众路线，加强征询公众意见和效果评估的工作，切实做好对公众反应的预测。老百姓是惹不得的，基层政府切不可随意为民做主，逞“力排众议”之能。

　　第二，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群众工作网络，不能让大众在政治层面仅仅是面向舆论场的“公众”，而要让大家真正成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群众”。群众的概念是中国独特的，它意味着有来自体制的关心和帮助，还意味着凝聚力和团结。

　　这一切有助于在重要关头形成关键的沟通渠道。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看，抗议活动在扩大的过程中都会有大量非理性因素的发酵，搞好群众工作能够强有力地抑制别有用心的势力对非理性情绪的煽动。

　　第三，不断弘扬正能量，同时注意磨炼社会的承受力。正能量强大是一个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只有正能量，因此提高社会对各种事态的承受力同样有着关键意义。要让不满情绪有缓释的渠道，还要让这样的情绪缓释不冲击社会正常秩序，不打击人民群众的信心。如何做到“最佳”状态，需要长期积极地摸索。

　　中国是真正创造了经济长期发展加上社会长期稳定的大国奇迹的，延续这一奇迹是全体中国人福祉之所在。当代的国家竞争除了比好，还要比谁不是先乱的那一个。先乱者往往悲哀地成为没乱者巩固自信的免费资源。

　　中国人有着丰富的历史见识，既有智慧也不缺政治情商。当代中国的体制优势越往前走会越明显，这个国家有充分的条件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