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8月30日，胡耀邦向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授旗。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5位发起人：（左起）李连成、李秉衡、庞淑英、杨华、张生。

　　现代农场航化作业。

　　现代农场机械化作业。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在垦荒誓词上签字。

　　1955年8月30日，北京各界青年到车站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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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团北京市委会:我们是北京市郊区的5个青年人，早就想给你们送这份志愿到边疆开荒的申请书。最近我们5个人在一块儿琢磨了好几天，觉得该向我们的团组织提出来啦!我们愿意用我们青年团员的荣誉向你们提出:请批准我们发起组织一个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疆去开荒。使我们能够为祖国多贡献一份力量……”

　　1955年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了这篇由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共同署名的要求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书。仅仅15天后，8月30日晚，以杨华为队长的60名青年组成了“光荣的第一队”——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登上了北上的火车，经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鹤岗市，到达与俄罗斯一江之隔的萝北，在茫茫荒原竖起了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一面旗帜。

　　64年，三代垦荒人，荒地变良田，荒原变粮仓。当年的“北大荒”如今已经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粮食产量、商品量、调出量均居全国第一，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月，同样的季节，同样的目的地，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登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追寻64年间的青春足迹。与当年不同的是，曾经数日的行程，如今朝发夕至。

　　当年的这一群青年，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踏上这片土地，是什么样的斗志帮助他们战胜万难，又是什么样的精神让他们不惜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在哈尔滨，在共青农场，不曾湮灭的青春往事一一重现。

　　从光荣的北京人变成光荣的黑龙江人

　　在哈尔滨，记者见到了今年已经65岁的杨春江——杨华的大儿子。时至今日，当年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5位发起人都已不在人世。但他们的事迹仍然被人津津乐道，由他们创造出的历史历久弥新。

　　“团中央胡耀邦同志要组织一支青年垦荒队，到边疆去开垦荒地，现正在物色发起人，你愿不愿意去？”

　　“我愿意去！国家培养我入团入党当干部,党的需要我责无旁贷，垦荒发起人我算一个,没有任何条件！”

　　1955年6月，当负责物色人选的舒学恩找到杨华时，杨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彼时，23岁的杨华已经是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乡的乡长兼团总支书记，但远征垦荒、为国打粮的愿望早在一年前就已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各项事业迅猛发展，但粮食始终严重短缺。“一五”计划中要求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同时还要把开垦荒地作为一项长远规划来进行部署。1954年，杨华在出席北京市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时，第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要远征开垦荒地的请求。

　　当时，时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为了响应党的号召，在共青团系统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1955年4月，团中央派出中国青年代表团，对苏联共青团组织城镇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作了考察。随后，团中央书记处将《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报送中共中央，得到批示：“这个报告很有参考价值。”

　　于是，组建中国第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的想法在胡耀邦的心中萌发了。胡耀邦着手物色合适的垦荒队发起人人选，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陆续找到了杨华、李秉衡、庞淑英、李连成、张生5人，共同作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人。

　　杨春江告诉记者，在筹备初期，5人定下了组织垦荒队的3条原则。“一是必须绝对自愿；二是不要国家一分钱；三是去了就不回来”。

　　当时的杨春江还不满1岁，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爷爷奶奶身体不好，母亲也需要照顾，困难很多。”杨春江说，“但是父亲态度非常坚决，家里人也只能支持他。他对母亲讲，‘等那边建设好了，就把你们娘俩接过去。’”

　　8月12日晚，胡耀邦在家中接见了杨华等5名发起人，确定了组织垦荒队的具体工作安排。临行时，胡耀邦握着杨华的手说：“我就是你们的总领队，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在申请书发表后的短短4天里，首都各界青年报名参加垦荒队的人数就达到了800余人。团北京市委还下发了《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农具、牲畜的通知》,垦荒队先后共接到各界捐款7万余元。

　　当时负责垦荒队组织工作的杨华，从众多报名者中挑选了60名青年组成了首批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其中包括12名女队员。8月28日，团北京市委按照团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批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正式成立。

　　1955年8月30日，团中央、团市委和各界团员、青年共1500余人为垦荒队举行了欢送大会。会上，胡耀邦为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授旗、送行。

　　“你们是光荣的第一队，是中国青年的一个有意义的创举，你们的行为，是英勇的行为，是爱国的行为。”胡耀邦说，“你们这次去并不是开了荒就回来，而是要在那里安家。现在你们是北京人,到了那里之后，你们就成了黑龙江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今年84岁高龄的杜俊起，是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人，他已经在共青农场这片土地上生活了64个年头，这里已经成为他口中的“老家”。

　　记者见到杜俊起时，他正拄着拐棍，颤颤巍巍地在楼下遛弯儿。因患膀胱癌，杜俊起动过两次大手术，现在的身体已经有些虚弱。但回想起当年参加垦荒队的故事，他依旧兴致十足。

　　“旧社会我们家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吃不上穿不上。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才分了土地，生活这才有了保证。所以我总想有机会以实际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完成这个心愿。”杜俊起说。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成立之时，20岁的杜俊起在天津津南区高庄子乡任乡党委宣传代表、团总支副书记。一听说北京成立了青年垦荒队，杜俊起坐不住了。

　　“终于有了为国家作贡献的机会，我马上就给团市委书记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请求组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并批准我成为一名垦荒队员。”

　　怕团组织不批准，杜俊起又接连写了两封申请书。

　　1955年9月2日，在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出发的第三天，团天津市委批准了杜俊起的申请，并将他的申请书刊登在了《天津日报》。

　　“当时我非常激动！”杜俊起说，“申请书的刊登轰动了全城，不到1个月的时间，有1.7万多名青年报了名。”

　　这么多青年不能都参加垦荒队，团市委定下了5个条件：个人必须完全自愿；身体健康；父母同意；家里要有剩余劳动力；家庭历史清楚。

　　经审查，团市委从1.7万多名青年中挑选了272名青年组建了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

　　“我们这272名队员是分两批到北大荒的。”杜俊起说，“第一批先派52人为先遣队，为来年大部队到达北大荒做好准备。”

　　1955年11月8日，杜俊起作为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发起人和第一批队员，来到了萝北。

　　今年83岁的荆焕峰是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第二批队员。健谈、爽朗的大笑，是老爷子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交谈间，偶然回忆起些趣事，便笑得前仰后合。老人虽已耄耋之年，但记者依旧能看到当年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如今，荆焕峰是北京垦荒队中还留在共青农场，且如他自称“活蹦乱跳”的唯一一人了。

　　1955年，19岁的荆焕峰本想参军入伍，但没有通过体检。正在他一腔报国热情无处施展之时，他看到了报纸上杨华等5位发起人的申请书。

　　“当时想着，兵没当上，那我当个垦荒队员吧！”荆焕峰笑着说。

　　就这样，他申请参加了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但是因为我没有什么农业知识，而且家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个姐姐，没有剩余劳动力，当时就没选上”。

　　第一批没选上，荆焕峰就继续写申请书。因为他自己强烈的意愿，团组织终于在第二批队员审查中批准了他的请求。

　　1956年3月22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二批队员共137人也踏上了北大荒的土地。

　　在以杨华为代表的北京青年垦荒队第一批队员的带动之下，两年里，北京、天津、哈尔滨、河北、山东5省市先后共派出14批2602名青年来到北大荒，在萝北建起了以自己地区命名的八大青年集体农庄：北京庄、天津庄、哈尔滨庄、河北一庄、河北二庄、山东临朐庄、山东惠民庄和山东胶南庄。

　　1958年-1970年，先后又有6000余名转业官兵、知识青年来到萝北，汇同八大庄，在黑龙江省小兴安岭南麓建立了共青农场。

　　“在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批队员临行前，胡耀邦曾说这60名队员就是垦荒工作中的星星之火。”荆焕峰回忆，“胡耀邦说，‘苏联青年可以在远东荒原上建起共青团城，北京市的青年为什么不能够在黑龙江的荒原上建立一个北京青年农庄？我认为，我国的青年不只是要建设一个（农庄）,而是要在15万万亩的广阔无垠的荒原上，建立起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农庄来。’”

　　忍受、学习、团结、斗争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当年，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曾在萝北荒原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就在这同一片荒原上，一支胳膊粗、三四米长的木头，系上个三角旗，往荒地上一插，就成了垦荒队员们的家。

　　没有房子，就挖地窨子、搭窝棚；没有水井，就打井、喝泥水；没有菜，就吃煮黄豆、硬窝头。在北大荒这片“一脚能跺出油来”的土地上，有的只是一望无际待割的杂草和待翻的荒地。当然，还有队员们即将迎来的第一个寒冬和未来数不尽的考验。

　　“当年我们出征之前，胡耀邦就对我们说过，‘搞社会主义不但要向科学进军，而且要向困难进军!有一千条困难，就要打破一千条。有一万条困难，就要打破一万条。’”荆焕峰回忆说，“尽管对北大荒的艰苦，垦荒队员们早有耳闻，也做足了思想准备。但当我们真踏上这片土地才发现，所有的准备都还远远不够。”

　　1955年9月4日，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抵达了萝北，由于来不及搭建住所，60名垦荒队员挤在一顶只能容下40人的帐篷中，商讨第二天的工作任务。

　　“垦荒队员们刚聚在铺好的草铺上，帐篷四周就响起了一阵嚎叫声。”杨春江回忆，“漫山遍野的狼群把他们给包围了。”

　　“我父亲马上就叫了4名队员，在帐篷外边点上火，拿着仅有的两把步枪，驱赶狼群。狼看见火光不敢靠近，他们打了200多发子弹，也没有打着一只狼。就这么一直僵持到了天亮。”

　　此后两天，每天晚上队员都要与狼群对峙一夜，白天还要割草翻地为来年春耕做准备。终于，狼群逐渐不再靠近了。但除了狼，还有蛇、熊瞎子、野猪等数不尽的野兽，同进入它们领地的垦荒队员做抗争。

　　不仅是野兽，考验队员们的还有蚊虫。

　　“小咬、瞎虻、蚊子，三班倒。”荆焕峰回忆，“早晨是小咬，专咬头皮、眼眉、嘴唇；中午是瞎虻来咬；黑天以后，蚊子是一把一把的，随手往脸上一拍，都能打死七八只，满脸都是血。”

　　队员们又要干活儿，又要防避蚊虫，顾得了这边顾不上那边。这些城市青年哪里见过这样的阵仗，几天下来，凡是露在外面的皮肤都被叮咬得又红又肿，发炎感染，没一块儿好地方。

　　“当时很多人克服不了这一关。”荆焕峰说，“大家都说，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就是这些蚊虫我受不了！这玩意儿打也不是，骂也不是，你怎么办呢？”

　　为了对付这些蚊虫，男同志们干脆就在头上、脸上、胳膊上糊满厚厚的黄泥巴；女同志们有的自己做了个面罩，套在头上，只露两只眼睛。晚上睡觉时，下面盖着被，脸上盖着衣服，以此来对抗蚊虫的攻击。

　　让杜俊起最难忘的，还是北大荒的寒冬。

　　“天津青年志愿垦荒队11月8日到萝北的时候正是冬天。”杜俊起说，“11月12日，北京、天津、河北3支青年志愿垦荒队被混编为4个大队，成立了‘青年垦区’，统一管理，以应对冬天繁重的工作任务。”

　　杜俊起被分在了伐木队。伐木队的任务，是要在一个冬天砍伐6000棵树，用以建造来年第二批垦荒队员的住房。

　　“北大荒的冬天最冷的时候能到零下40多摄氏度，雪有1米多深。我们常年要在山上伐木，碰上刮‘大烟炮’（指天上下着雪，大风又把地上的雪刮起来——记者注）的时候，一刮就是两三天。看不见人看不见路，雪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疼。”杜俊起回忆，“来之前只听说北大荒冷，但能有这么冷我们都是想不到的。”

　　据杜俊起介绍，一般这种天气，即便是山上的猎户也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山上没有房屋，只能住地窨子，里面铺上草，上面盖着木板。为了防火，夜晚不敢烧炉子。大家只能穿着棉衣棉裤棉鞋，戴着狗皮帽子，把棉被蒙在脑袋上睡觉。

　　“有的队员冻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鼻子都冻黑了，耳朵上的泡有鹌鹑蛋那么大。”杜俊起说，“那时候没有经验，经常有队员冻掉了脚趾甲。”

　　由于垦荒队员不懂伐木技巧，最开始几十人的伐木队一天只能锯倒一棵树。碰上大雪封山，队员们前面刚铲完雪，后面雪紧接着下又铺满了路。车没办法进山，就只能用马拉爬犁，一天也只能拉一棵树。

　　“等到来年4月我从山上下来时，除了眼球和嘴是白的，剩下的都是黑的。脱下衣服，虱子噼里啪啦地往下滚。”杜俊起回忆。

　　面对这些困难，有的队员动摇了，甚至有人说“党籍不要了，也得回家。”公开拉拢队员逃走。垦荒队一时间人心涣散。

　　“当时为了稳定队员们的思想,带好队伍，将垦荒事业继续下去，我父亲咬破手指写下了一封血书，‘向党和毛主席保证:我决心战胜困难，坚持到底,绝不中途动摇妥协做逃兵；我决心战胜困难，用勤劳的双手在北大荒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杨春江说。

　　“我们就是做了吃苦的准备来的北大荒。”荆焕峰说，“虽然跟想象的多少有些出入，但我们是北京群众敲锣打鼓戴红花送来的，如果半途而废，看见困难就往后退，那就是对不起乡亲们、对不起国家。”

　　胡耀邦曾送给青年志愿垦荒队8个字：忍受、学习、团结、斗争。“这8个字成了我们的座右铭。”杜俊起说，“它激励着我们在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誓要把垦荒事业进行到底，不后悔无怨言，在北大荒建成一座中国的北方共青城。”

　　“共青团就是我们垦荒队员的娘家人”

　　“小姑娘，来到这儿，想家不想啊？”

　　“不想！”

　　“是心里话吗？我今年40岁了，我还想我爸妈呢！”

　　荆焕峰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1956年6月8日胡耀邦来看望垦荒队员时的场景。

　　“当时我们正在进行夏锄。”荆焕峰回忆，“胡耀邦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 ,说‘我代表团中央看望你们来了,大家辛苦了!’”

　　胡耀邦首先了解了各个庄点的生产建设情况，并问队员们有没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总吃高粱米受不了。”

　　“晚上没有电灯。”

　　“缺医少药，看病难。”

　　胡耀邦都一一记下了。

　　他看见队员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便说：“你们买点缝纫机，咱们有女同志，将来自己做衣服。”

　　这时，有队员说了一句：“困难倒没什么，就是姑娘少了点。”

　　胡耀邦听后笑了笑，回答道：“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扎根边疆的重要问题，这个组织上有安排！”

　　“你们是先立业后成家,这是对的。我希望没有结婚而应该结婚的同志都配起对来。”胡耀邦说，“明年我还会来看你们，到那个时候，我来吃你们亲手种的粮食、种的菜、养的猪，还要听到鸡叫、狗咬、孩子哭。”

　　据荆焕峰回忆，胡耀邦走后不久，哈尔滨亚麻厂、锅炉厂的几百名女工就来到了萝北。北京“十大建筑”建设结束之后，参建的女工和山东的支边女青年也都转战到了北大荒，垦荒队员们的婚恋问题陆续都得到了解决。垦荒队还收到了团组织调运来的一大批大米和生活物资。

　　1956年10月，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终于迎来了属于他们的第一个秋收。北京庄在第一年一共开垦荒地1800亩，粮豆总产量达到99万斤，超过了团中央提出的80万斤指标。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时间把丰收的好消息向团中央发了电报，1956年10月28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发表了这篇题为《我们战胜了困难，获得了丰收》的电报内容。

　　“胡耀邦曾指示我们：‘一年自给，二年上交，三年作贡献。’我们第一年不仅实现了自给，而且还上交了3万斤余粮。”荆焕峰说。

　　到了1957年，北京庄全年生产粮食22万斤，上交国家10余万斤，全庄收入出现了结余。1958年，北京庄共开荒1万多亩，生产90万斤粮食，盖房4120平方米，蓄养牲畜240头，马车28台，还引进了70只新疆细毛羊。许多队员也都在萝北娶妻生子，安家落户。

　　“胡耀邦提出的听见‘鸡叫、狗咬、孩子哭’的要求已经实现了，垦荒队也在北大荒站稳了脚跟。”杨春江说。

　　时间一晃儿到了1984年，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即将迎来他们在北大荒的第30个年头，已经是农场副场长的杨华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汇报29年来共青农场的发展状况。

　　“当时全国吹起了改革的春风，可是我们农场的生活还是很艰苦。”荆焕峰说，“胡耀邦就指示各地给我们一点儿帮助，让我们也富起来。”

　　为了落实胡耀邦提出“人均收入达到600元”的目标，农场成立了农工商贸开发公司，负责农场致富工作。

　　很快，由各省市团委组织的考察组陆续来到了农场，为农场带来了致富方案、致富人才和大量的物资。

　　“团北京市委、北京市供销总社给了我们100万元的无息贷款、204头奶牛、400台牡丹彩电、200辆三轮摩托车和5辆130货车。”荆焕峰说，“并派来了致富领导小组，指导我们发展商业、运输业、养殖业等。我们农场又重新焕发了当年拼搏奋斗的精气神。”

　　“几十年来，团组织时时刻刻地关心惦记着我们，始终没有忘了我们。”回忆当年，荆焕峰感慨说，“只要我们有困难，团组织就会帮我们解决。我们有苦向团组织诉，有喜向团组织报。共青团就是垦荒队员们的娘家人、亲人。”

　　薪火相传，接续奋斗

　　谈及农场的发展变化，荆焕峰用了一个词：天翻地覆。

　　“过去的草垫子现在变成家园，过去的荒地变良田。过去十八九岁风华正茂的小伙子，现在变成了我这般模样啦！”荆焕峰笑着说，“但是我们无怨无悔。我们是北大荒发展变化的亲历者，也是建设者。我们用60多年三代人的努力，能够换来北大荒这么大的变化，我从心里感到骄傲自豪。”

　　如今的共青农场经过三代垦荒人的艰苦奋斗，已建成拥有573平方公里土地、耕地50万亩、年产粮食30万吨的大型农场，走上了农业现代化的道路。

　　“胡耀邦在中国青年志愿垦荒队成立30周年时曾说：‘五十年代青年垦荒队所点燃的艰苦奋斗的火把是不应熄灭的!不管哪个时期,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青年都是一个重要的生力军,我们寄希望于青年的艰苦奋斗、奋发进取的精神。’”杜俊起说，“我们已经都老啦，农场和国家的未来要靠跟我们当年一样的年轻人去建设、去创造！”

　　让当年的垦荒青年欣慰的是，垦荒精神不仅陪伴了他们壮怀激烈的青春，更如星星火炬不曾黯淡，依然燃烧在当代青年的心头。

　　今年29岁的郭璇，是土生土长的“共青人”，“垦三代”创业者中的一员。

　　郭璇大学毕业后也曾在一线城市工作过，但心里却始终牵挂着家乡。

　　有一次郭璇回农场，了解到当时粮价不好，农场合作社丰产不增收，每斤原粮才卖不到两块钱，“可在外面随便一碗米饭也要三四块钱”。郭璇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一家都是垦荒人，特别能体会农民种粮的不易。”郭璇说，“辛苦收种粮食却挣不到钱，就想怎么才能帮助农场合作社增加效益。”

　　当时，正赶上2014年团中央召开共青团支持共青农场发展联席会议，团中央各部门和全国5省市团组织共同为共青农场发展提供支持，帮助解决难题。

　　“听到这个消息特别激动！作为一个‘垦三代’，我觉得应该回来发展建设自己的家乡，帮助农场再创业。”郭璇说。

　　她辞掉了工作，回到了共青农场。

　　发现卖原粮不挣钱，郭璇便想着能不能卖共青农场自己的大米。

　　“最开始社员很不配合，虽然农场种了很多年水稻，但从来没有卖过大米。再说对我也不信任，觉得我就是个小毛孩子。”郭璇说，“后来通过卖大米，让社员确确实实得到实惠，让他们知道卖大米比卖原粮更有效益，慢慢也就接受了我。”

　　今年是郭璇回到农场的第五个年头，她所在的顺禾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加工大米已能达到1万吨，是“北共青”品牌大米类独家授权单位。就在不久前，通过团组织的推荐，合作社与河南科技大学签订了年大米销量2000吨的供销合同。

　　近年来，在团中央、团黑龙江省委和其他各省市团组织的支持下，共青农场依托青联、青企协、青农协、全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等平台，同全国14个省份开展了招商对接活动，并在2017年，举办了第一届绿色农产品展示会。

　　“通过这些平台，我们合作社能接触到更多的外地客商，在农场的推介下与他们面对面交流。”郭璇说，“平台多了，销路广了，在农场‘二次创业’的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来了。”

　　未来，郭璇所在的合作社将把创业项目放在改变种植结构、新品种种植以及电子商务等领域，努力让社员们的生活和农场的发展建设再上一层楼。

　　“我的祖辈开拓了这片土地，我的父辈建设了这片土地，我们这一代就是要让它越来越好。”郭璇说，“老垦荒的奋斗创业要忍饥挨饿、流血牺牲，我们虽然过上了好日子，但我们不能忘了他们身上的垦荒精神。我们年轻人也要接好接力棒，为我们的下一代，继续艰苦奋斗下去。”

　　“看着农场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感到很欣慰。我相信这一代的创业一定会比我们那时候的创业前途更光明，道路更宽广。我还要多活几年咧！看看我们农场的明天！”19岁离开自己的家乡北京，60年来乡音已改，荆焕峰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声音响亮。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金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