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清华大学的一纸捷报，辗转2300多公里，抵达云南省曲靖市阿都乡的贫困考生林万东手中。在2019年全国高考中，林万东理科713分，被清华大学自动化与工业工程类录取。

　　爷爷年迈、父亲伤病、母亲在一家工地搬砖背沙维持生计……这一纸通知书的到来，让全家人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当晚，林万东在日记中写下：“高考不仅是我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或许也将成为我们一家新的起点。”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林万东与家人分享喜悦。 来源：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

　　知识改变命运，对于从深度贫困地区走出来的林万东来说，是最真实的体验。在中国，通过高考这条路径，数以亿计的考生以奋斗之姿，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次参加高考的考生只有5.9万人；2019年，参加高考的考生超过1000万人。根据教育部数据，1949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11.7万人，毛入学率为0.26%；2018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达到3833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8.1%。

　　9月26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学生，让他们通过学习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他们的梦想。”

　　创立

　　率世界之先，开启大学全国统一考试之路

　　我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从《尚书·尧典》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考试，到《册府元龟》关于考试机构设立和调整的描述，再到孙中山在《五权论》中关于中国考试之真精神的阐述，在不同的时代，考试制度都被赋予特定的含义和使命。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在高考研究领域深耕多年的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海峰如此评价高考制度的诞生。

　　1905年，沿袭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寿终正寝。与此同时，西方大学自主招考的办法被直接搬入中国的新式大学中，并沿用到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高校依旧采用自主组织命题的形式，也由此造成各校间招生结果极不平衡。条件好的高校生源充足，次之学校多次招考仍不足额；成绩好的学生常被几所大学同时录取，新生报到率高低不一。

　　1952年8月，第一次全国高校统一招考举行。考试环节统一操作，对报考条件、考试科目、考试时间、政治审查标准、命题标准、标准答案、评分标准、录取原则等都做出规定。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正式建立。

　　“在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史上，1952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它成为新旧招生制度的分水岭，标志着‘高考时代’的开始。”刘海峰说，“中国在世界上率先走上大学统一招考之路。”

　　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教师与学生被下放劳动，我国高等教育陷入瘫痪状态。1970年到1976年间，全国大部分高校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教育质量滑坡，国家需要的人才青黄不接。

　　重启

　　担公平之义，全面打开人才进阶通道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感谢40多年前的那场考试，给了小虾从小溪游到江河，然后见识浩瀚大海的机会。”谈起高考，中科院院士、数学家袁亚湘如是说。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的报道。关闭了10余年之久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570 万名出身不同、年龄悬殊、身份迥异的考生，从工厂车间、田间地头、军营哨所涌向考场。

　　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从此，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全新时代到来了。

　　当时的袁亚湘已经在家务农3年，插秧、犁地、种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把恢复高考的消息从镇上带回村里，并且找到生产队长，请求给袁亚湘一个月的脱产复习时间。

　　在煤油灯下挑灯夜读的辛苦得到回报，袁亚湘成功考入湘潭大学数理系计算数学专业，成为了当年队里唯一考上大学的人。

　　他跨过高考，走出乡野，一路从湖南到北京、再到英国剑桥，一次次打破了人生的“天花板”，登上数学研究的巅峰。

　　“40多年前的那场高考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颠覆性的改变。我相信，即便是晚两三年恢复高考，我的生活轨迹也会与现在的彻底不同。”袁亚湘感慨万千。

袁亚湘大学时期的学生证 来源：《两院院士忆高考》（湖南大学出版社）

　　若大旱之望见云霓，似长夜之现出曙光。

　　据统计，这场久违的高考，使27万人叩开了大学的校门，迎来了个体命运的“拐点”，重拾对未来的信心。

　　刘海峰同样也是当年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生的重大转折，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上山下乡的知青而言，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好似鱼跃龙门。”

　　高考承载起公平与梦想，知识被重新赋予了足够的尊严与价值，人才进阶的通道豁然开朗。

　　高考制度的重启，也是我国社会公平和公正的重建。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表示，高考真正意义上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也给无数寒门学子提供了向上的通道和实现梦想的机会。高考的核心功能是公平与科学选才，公平公正是其永恒不变的原则和底线。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院长周宝英在此前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时说：“高考制度本身以公平为导向，体现的是唯才是举，是‘不看老子不看面子不看票子看卷子，不拼爹不拼娘不拼关系拼分数’。在高考制度下，每一位公民都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去努力、去竞争。”

　　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刘昆、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三位部长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高考，感慨万千。他们都是1977年的高考生，通过高考，从农村迈进了大学之门，如今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实现社会流动，促进社会公平，始终是高考的题中之义。

　　奋进

　　选栋梁之才，积蓄国家发展能量

　　2015年，韩储银成为1949年以来甘肃静宁县曹务乡第一个考上清华大学的学生。高考，让韩储银彻底告别了上学要翻两座山、淌过一条河的艰辛生活，也让他的父母——两位土生土长的农民看到了摆脱贫困的曙光。

韩储银带领支教班级学生参加运动会 韩储银提供

　　“教育让我得以走出大山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希望自己能够用行动去回馈社会，用教育去影响更多的人。”本科毕业后，他毅然选择了加入清华大学第21届研究生支教团，前往陕西延安支教一年，为西部地区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作为“80后”北京人，在航天五院五〇二所某卫星型号控制系统担任副主任设计师的关宏，命运也是因为高考而发生改变的。

　　怀揣着对航天专业的热爱和“航天报国”的远大志向，她在高考填报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飞行器设计系并如愿。

　　从2003年9月进入大学，到2013年博士毕业，关宏用人生中最青春灿烂的10年，为航天专业做积累。最终，走上了卫星研制工作的道路。

关宏在实验室 曾志强摄

　　“个人选择，其实一直和报效国家是分不开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为了祖国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关宏说，“选择航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实现梦想。从个人角度讲，是一个仰望星空的小孩儿对浩瀚宇宙的好奇和向往；从国家的角度讲，是一个仰望星空的民族对整个世界的探索和发现，也是这个民族对全人类的一份贡献。”

　　从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到把自身的理想和追求与国家的发展命运融为一体，高考制度不仅为个人成长，更为国家发展进步积蓄了更多能量。

　　“高考虽然表面上看仅仅是教育考试，但能否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进入大学深造，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刘海峰指出，恢复高考后前三年招收的大学生，有90多万人才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这批人在后来的改革开放中成为重要推动力和社会发展的支柱力量。

　　70年来，以高考为入口的高等教育硕果累累。“十二五”期间，普通本科高校５年累计输送近2000万专业人才，为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2018年，全国共有113所高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85项，占通用项目总数的82.6%，再创历史新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姜朝晖认为，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校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作用日益凸显。在载人航天、量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产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创新能力。中国在2016年首次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25名，2017年上升至第22位，到2018年的17位，进步明显。“通过高等教育的发展，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总体水平进入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前列，位居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之首。”

　　目前，我国近9亿劳动者中，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各类专业技能的有1.7亿多人。相关研究表明，中国人力资源开发规模世界第一，开发能力持续提升，开发质量不断提高，开发贡献举世瞩目，更加接近人力资源强国门槛。

　　个人的奋斗梦，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强国梦，通过高考形成紧密的关联。

　　探索

　　掀改革之潮，坚守教育初心使命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开启了改变个人命运的大门。而今，中国高考已跨入“不惑之年”，40多年来，高考与时代同行，在国家发展中持续调整和完善，在探索中践行改革精神，在沉淀中不断回归教育初心。

1978年春，北京大学迎来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批新生。 新华社发

　　从1983年面向农村或农场、牧场、矿区、油田等艰苦行业的定向招生，到1985年实行“双轨制”，出现“自费生”；从1996年开始正式试行招生“并轨”，到1999年推行“3+X”科目考试方案；从2016年全国26个省份高考使用统一命题试卷，到2019年8省市试行“3+1+2”考试模式……高考，始终在改革中探索，迈着稳健的步伐，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不断前行。

　　从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到2007年师范生免费教育重返大学校园；从2012年开始面向贫困地区实施国家扶贫定向招生计划，到2014年解决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5.6万名学生在居住地参加考试；从2014年首次为盲人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到2015年忘带证件可“刷脸”入场。高考，始终不断自我完善，追求更加公平公正的人才选拔机制。

　　“一考”可能无法定终身，但是这“一考”却领着亿万学子走进大学之门，从而迈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2019年高考首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考生入场。 卢静摄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指出，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的目标是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高考仍是教育的“指挥棒”、社会的“稳定器”，未来的高考改革“只会越改越好”。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戴家干认为，新的时代迫切需要教育优化人才培养模式、调整结构、加快培养各级各类创新人才，这是全面提高教育质量面临的历史任务。从这个角度上讲，高考改革是教育改革、建设新型人力资源强国的重要把手。

　　“如何改造我们的考试，要从单一考试到多元评价，评价才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戴家干强调。

　　戴家干表示，我们进行的考试制度改革不仅是为了今天，更是为了明天。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高考制度将继续肩负选拔人才、服务国家的神圣使命，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前行

　　答时代之问，启未来之程

　　近年来，随着高考成绩不断被海外院校所承认，更多学子开始用高考成绩直接申请留学。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在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认可中国高考成绩，是澳大利亚第一所直接认可中国高考成绩的大学。”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伊恩·雅各布斯说。

　　目前，在澳大利亚41所公立大学中，有24所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在新西兰8所公立大学中，有7所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2019年3月，英国剑桥大学在入学要求里明确指出，中国高考是剑桥大学认可的考试。剑桥大学官方微博称，承认中国高考成绩并不是剑桥新闻，已执行有数年。除了剑桥大学，伯明翰大学、莱斯特大学、邓迪大学、女王大学、卡迪夫大学等也都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校长伊恩·雅各布斯说：“高考是中国一项重要的考试，我们相信它的权威性和重要性。”

　　高考制度的恢复，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灌溉了一颗颗渴望知识的心灵。70年来，面对“如何办好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这张考卷，中国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探索中国经验。

2019年高考首日，家长深情拥抱即将进入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考点的孩子。 卢静摄

　　历史长河缓缓流淌。虽然那些浸透着汗水、泪水的青春时光一去不返，那些写满坚持、拼搏的年轻誓言早已泛黄，但是高考，始终佐证着中华民族笃信的“知识改变命运”，始终验证着“天道酬勤”，始终让我们相信“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时代大潮奔涌向前。虽然一张张考卷早已不是决定个人前途命运的唯一凭证，更不是成长成才的唯一钥匙，但它依然寄托着莘莘学子不负韶华的誓言，寄托着国家和民族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高考，改变了个人命运，也改变了国家命运；见证着个人成长，也见证着时代进步。

　　70年，教育发展的巨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势不可挡的磅礴力量。如今中国教育已经站上新的历史起点，高考制度也将以奋力奔跑的姿态，向着教育强国阔步前行。 

　　孙竞 郝孟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