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红建

　　回到晴隆县城已是晚上六点半，因第二天约好一个采访，我必须连夜赶往贵阳。当我走到晴隆汽车站时，到贵阳的长途客车早已停运。就在我失落不已时，一个女子问道：“坐车吗？”我立即问：“去不去贵阳？”她说：“就是去贵阳的。”我说：“行。”

　　约七点半的样子，挤满客的商务车沿着高速路向贵阳出发。商务车到达贵阳金阳客车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下车往前走，我突然发现手里少了一样东西——笔记本电脑，顿时吓得心都要跳出来。我连忙回头，但商务车早已消失在远方。

　　我焦急万分。尽管每采访完一个人，我都会把采访资料备份在U盘，但关键是，不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U盘和录音笔，全都放在电脑包里。我瘫坐在路边，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猜想，或许我那个包被其他乘客拿走了，有可能还在车上的某个角落没被人发现，也有可能司机正打算想办法还给我呢。电脑包里放了我一叠名片，那上面有我的电话。但可能我所有的想象都是空想，毕竟我的包丢失在一辆陌生的车上，而车子早已走远……

　　不知过了多久，我的手机响了。是黔西南州的号码，是个女的打来的，对，就是拉我上车的那个女子。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纪红建。她问我，是不是有个包忘带了。我说是的是的，那个包就是我的。她问我在哪。我说我还在刚才下车的那个地方。她说，你在那里等着，我们半个小时就到。半个小时后，那辆商务车果然开来，那女子手里提着我的电脑包，说：“你打开看看，里面少了什么没有。”我没有打开，感激万分地说：“不会少的，不会少的。”我拿出两百块钱，对那女子说：“这点算是油钱吧。”那女子淡然一笑说：“要什么钱，只要你没少东西就好。”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是晴隆的。”

　　望着消失在夜色中的商务车，晴隆那片充满温情的土地又浮现在我眼前，泪水湿润了我的双眼……

　　这是我三年前采写《乡村国是》时，在贵州晴隆走访姜仕坤同志先进事迹亲历的温暖一幕。

　　从选择报告文学创作那天起，我就选择了行走。我深知，只有行走，方能抵达远方，才能吸收丰厚的营养，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与人合著），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近半年，深深感受到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所铸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十四个省份三十九个县的二百零二个村庄。去年初以来，为了创作一部反映“一带一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重走“长沙铜官窑”出省、出国、进入海外市场的路线，探秘“长沙铜官窑”兴起并打入海外市场的原因，探秘中国制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

　　有朋友说，行走就一定会找到好的文学素材吗？确实，行走不能是走马观花，不能是蜻蜓点水，必须带着赤诚和情感，全身心地投入。还必须坚持独立思考，重视每一个被采访者，钟情于每一个故事，甚至要与被采访者成为朋友、知己，走入他们的内心，感受他们真实的心灵世界，捕捉情感的细微变化。

　　张彦杰、李友生夫妇就是我采访《乡村国是》中结交的朋友。他们是四川巴中市恩阳区人，曾是没有编制的代课老师，张彦杰还身患重病，生活朴素，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但夫妇俩却主动照顾留守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后来，他们创建了“巴中市兔兔爱心助学团队”，帮助贫困学生。由于帮助过超过万名的贫困学生，张彦杰获得破格解决教师编制的机会。当老师是张彦杰从小的梦想，但她却拒绝了摆在眼前的机会：“我怕别人说，我这十几年做的事情，就是为了这个编制。”张彦杰朴实的观念让我流泪。采访完后，我也加入“巴中市兔兔爱心助学团队”，并和其中一名孩子建立长期的帮扶关系，更是与张彦杰、李友生夫妇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至今，我们依然保持联系，或电话或微信，聊工作、生活和理想。

　　这几年，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行走，深入生活和历史现场，不仅让我感受到温暖与力量，更让我深深感悟到：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才能创作出展现时代精神、具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我愿一如既往地走进人民之中，做一名忠实的行走者、记录者、思考者和报告者。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代表作有《乡村国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