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少年今已强，百年南开勿忘张伯苓。

　　作者：阿晔 咖喱

　　昨晚，一场声势浩大的表白行动在全球各地上演。

　　纽约纳斯达克、新加坡滨海湾、上海外滩、广州“小蛮腰”、北京奥体公园、西藏布达拉宫广场、海口滨海大道、成都宽窄巷子、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所见之处的大屏幕，全都写满了对她的爱。

纽约

香港

　　她就是于10月17日迎来百年华诞的南开大学。

　　有校友说，这是一贯低调的南开数年来为数不多的高调时刻。

　　一个世纪前，硝烟炮火，乱世沉浮，南开为救国而生，越难越开（办）。这背后，是“南开之父”张伯苓历尽风霜，却不为自己而活，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创造了名扬海外的教育奇迹。

　　昔日少年今已强，百年南开勿忘张伯苓。

　　正如那一年，曾在南开中学教过语文的老舍和南开的学生曹禺，曾为他写下祝寿诗：

　　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弃戎从教

　　1891年，15岁的张伯苓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专业是航海驾驶。4年后，他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

　　按理，北洋水师学堂的毕业生应该在毕业前一年到北洋舰队的船上先实习一年。但1894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灭，整个北洋学堂的学生竟找不到一艘船可以供他们实习。

　　毕业后，成绩优异的张伯苓也不得不在家赋闲一年多，直到1896年才等到了一艘“通济轮”。

身穿清军军服的张伯苓

　　上船实习后，张伯苓发现整个清朝海军中都弥漫着一股沮丧的气息。在听老兵们讲述黄海大战的屈辱时，张伯苓觉得自己胸中悲愤难平，几欲痛哭失声。

　　而真正重创心田，让他决定转变人生方向的事，发生在两年之后。

　　1898年7月，英国从日本手里拿到了威海卫，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约》。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轮”负责运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完成交接仪式。在交接仪式上，他目睹了日本太阳旗被降下，升起清朝黄龙旗，但随即黄龙旗又被降下，换上了英国人的米字旗。

　　两天内“国帜三易”的奇耻大辱，让张伯苓想通了：“海军救不了中国”，“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必须有强健的国民。欲培养健全的国民，必须创办新式学校，造就一代新人，我乃决定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

　　于是那一年，他脱下军装，去做了个教书匠。

　　6年后，张伯苓创办了南开中学。但他想要做的，远不止这些，他的梦想是办一所一流的大学。

　　1917年，他决定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留学——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岁。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张伯苓

　　学成归国后，他开始四处募捐，被人称作“化缘和尚”。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钱，为了钱，他甚至会去低头求一些军阀头子，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在他的努力下，1919年，南开大学宣告正式成立。

　　“燃志之师”

　　张伯苓常说：“咱们南开办教育乃是一民主义，就是拯救中华民族！”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张伯苓立即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发表题为《东北事件与吾人应持之态度》的演讲。

　　演讲中，他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望国人万事求己，切忌倚人为助。”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 

　　南开随后组织以张伯苓为主席的国难急救会，在校园挂出一副对联：“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主席台正对面看台上的900名南开学生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头上呈现“勿忘国耻”4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一声不响，紧接着是狂风骤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一响，又变换为“收复失土”4个大字。这时候，群众狂叫了起来。

　　会场上群情激愤的场面，让出席开幕式的日寇驻华北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坐立不安。他气势汹汹地退席向张伯苓抗议，但被张伯苓一口拒绝：“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随后，日本驻华大使馆又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抗议的结果是南京政府让张伯苓约束他的学生。

　　张伯苓为应付上头的指令，把学生领袖们找来“训诫”了三句——

　　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

　　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

　　第三句话是：“下回还那么讨厌！要更巧妙地讨厌！”

张伯苓

　　1935年，日寇魔爪伸向华北，其天津指挥部和兵营就设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

　　这年开学典礼，张伯苓问了全校师生三个问题，顿时激发全场共鸣，燃起爱国斗志。

　　张问：“你是中国人吗？”

　　师生答：“是！”

　　张再问：“你爱中国吗？”

　　师生再答：“爱！”

　　张又问：“你愿意中国好吗？”

　　师生又答：“愿意！”

　　南开师生越是爱国，日寇对南开就越是恨之入骨。

　　1937年7月28日，日寇侵占天津。29日凌晨，日军炮击南开大学校园。30日下午，日军百余名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校园，到处纵火。

中弹之后的南开大学思源堂

　　南开成为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中国高等学府，张伯苓苦心经营的半生心血毁于一旦，而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情。“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

　　面对南开的废墟，他挫而弥坚：“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但挫折并未结束。在南开被毁后仅两周，61岁的张伯苓再次受到沉重打击——四子张锡祜驾驶轰炸机，由江西吉安奉命赴南京抗日前线作战，中途飞机失事殉国，年仅26岁。 

　　他看完电报，递给三子张锡祚说：“你看看，老四殉国了。”又沉默一会儿说：“你看和你娘说吗？我看不必了，免得她太伤心。”

　　他的脸上红涨，涨得发紫，两眼湿润，但是竭力压抑着，不让一滴泪水流出来，接着又慢慢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今日的事，早在意中，可惜他未能给国家立大功，这是遗憾！”

　　“体育校长”

　　张伯苓的教育理念，全都体现在南开大学的校训上——允公允能，日新月异。

　　他要求南开的学生“允公”，就是要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才能，学以致用，报效祖国，奉献社会。而“日新月异”，是要求南开的学生能够打破保守，积极进取，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变化。

　　在他的推动下，象征女性教育崛起的南开女中建立。1928年，他又兴致勃勃地建立了小学部，继而创办了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正式形成。

　　除了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之外，他还极大程度上推进了中国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

　　自南开学校创办之日起，张伯苓就把体育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学校的教育实践之中，认为“死读书”是大忌，他就大声疾呼：“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

　　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个篮球场、5个足球场、6个排球场、17个网球场、3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无论是南开中学还是南开大学，张伯苓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每周3小时的体育课。无论男女同学，体育课课数没上满，或者测验不及格者，都不能毕业。

如今的南开大学体育中心

　　1908年，在英国伦敦参加完第四届奥运会后，张伯苓深受触动，回国后就在学校宣传起了奥运会理念。

　　也就是这一年，几个南开的学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派一支运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之后，在张学良和张伯苓等人的支持下，短跑运动员刘长春在1932年远赴洛杉矶参加了第十届奥运会，成为了“中国奥运第一人”。

刘长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议上提出：“中国可以提出申办1952年的第十五届奥运会。”

　　因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要申办奥运会的人，就是张伯苓。

　　政治漩涡

　　张伯苓付出一生的心血专注教育，想要摆脱政治束缚，却也曾无奈卷入时代漩涡。

　　1949年政权更迭之际，与张伯苓私交甚好的蒋介石亲自登门，劝说他跟随自己去台湾，张伯苓淡淡回绝说：“您抬爱我了。”张伯苓的夫人也说：“蒋先生，他老了，身体也不好，他离不开南开学校和学生们，也离不开3个儿子，他们都在北平、天津，他不能去台湾，更不能去美国……”

　　蒋介石见张伯苓夫妇态度坚决，只好怅然若失地起身告别。

晚年的张伯苓夫妇

　　张伯苓的孙女张媛和后来回忆，这里面有张伯苓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想叶落归根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人给张伯苓带来一个口信：“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

　　“飞飞”是周恩来的笔名。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文科学生，和张伯苓的师生情谊长达数十年。

1916年，周恩来（前排左一）就读南开学校（即现在的南开中学）时与同学的合影。

　　因此，张伯苓留了下来。

　　不过，曾在1948年国民党“行宪国大”之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经历，成了张伯苓在新时代的“政治污点”。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段时间，他作为“教育家”的身份被忽视了，而作为“国民党高官”的身份却被放大了。

　　1950年4月，张伯苓由重庆飞回南京，受到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被问到北上回天津有什么困难，张伯苓长子张希陆表示，就怕校长回天津有人不理解。周恩来答：“我写信给天津市政府，说明是我们把校长接回来的。”

张伯苓家人合影

　　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校庆日，头天晚上，南开中学一位老师来到大理道37号，找与张伯苓同住的三子张锡祚谈话，大意是让校长别去参加校庆。

　　17日这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张伯苓穿雨衣准备出门参加校庆，张锡祚劝他：“外面下雨了，爸爸您还是别去吧。”张伯苓听后，随即脱下雨衣说：“好，既然下雨了，就暂时不去吧！”

　　1951年2月23日，经历两次中风后的张伯苓在天津去世，此时距离他创办南开已足足32年。

　　第二天，他的学生周恩来以私人名义赴大理道37号吊唁。四天后，他的朋友蒋介石在台北得悉消息，在日记中写下：“痛悼不已。”

2016年，天津举办活动纪念张伯苓诞辰140周年。

　　张伯苓的一生，可以说是问心无愧。他曾在东北基督教青年会演讲上发出振聋发聩的吼声：“中国不亡有我在。”

　　是啊，有他在，中国不亡，教育不亡。他为中国而活，为教育而活。

　　1900年，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其中一句“少年强则国强”至今口口相传。但真正去实践这句话，乃至奉献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的，是张伯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