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 杨东摄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者在观看“字载中华——中华精品字库工程成果展”。新华社发

宁夏中卫的黄河黑山峡河段。新华社发

曹顺庆 郭红松绘

吴根友 郭红松绘

武黎嵩 郭红松绘

李勇刚 郭红松绘

    【探寻中华文化典型意象·智库答问】

　　本期嘉宾

　　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曹顺庆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 吴根友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武黎嵩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中华文化教研室主任 李勇刚

编者按：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支撑中国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在中华文明的壮美长河中，许多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典型意象如繁星闪耀，折射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这些文明意向既凝结了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共同情感，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理念与精神内核。

　　纵观中华文明，哪些意象最具代表性？如何梳理、挖掘这些意象，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并与世界文明交流和鸣？光明智库特邀专家一一解读。

1.是镜子也是尺子：体现中华文明的厚重和广博

　　光明智库：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强调，长城、长江、黄河等都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提到中华文明的象征、标志，您会想到哪些意象？梳理这些意象对我们认知中华文化有什么作用？

　　曹顺庆：中华文明意象的形成和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脉络、生命体悟、表达方式息息相关，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厚重和广博。对这些意象进行梳理分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华文明。

　　比如，按意象本身的属性可分为几类：一、自然类。中华民族在广袤土地上创造出灿烂文明，日月星辰等天体、山河湖海等景观、花草树木等植物不一而足。二、人物类。这类意象包括神话人物、历史人物等人物形象。一些历史人物被赋予了固定的特性，承载着特定情感。比如屈原已成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高洁品性的代名词。三、地点类。包括地名、方位、建筑等。比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赋予了“东篱”隐逸的淡泊，这种志趣被之后的诗人反复吟诵，如白居易有“偶遇闰秋重九日，东篱独酌一陶然”。四、动物类。不仅包括鸟兽虫鱼等生物，还涉及龙、凤、麒麟等神兽。龙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其阳刚、自强等属性成为具有强大向心力的中华文化象征。五、器物类。《礼记》中记载了孔子和子贡关于“君子贵玉”的对话，玉象征着健全完美的人格，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意象。六、色彩类。在众多的颜色意象中，“红色”一直受到国人偏爱。“中国红”既代表着喜庆、热烈、祥和，也象征着活力、斗志，涵盖了中华民族对艰苦历史的铭记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武黎嵩：意象是思想和情感的复合体。通过意象，人们可以迅速获取通感和共情。中华文明内涵丰富、脉络复杂，有不少重要意象，如山川形胜、冠裳器物。很多中华文明意象只需用诗文轻轻一点，便可唤起人们共通的感悟，如关于山川形胜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与具象的意象不同，很多意象带有价值尺度的指向性，与人的内心互动。这样的意象像一面镜子，也是一把尺子。如东汉马援常谓“老当益壮”，并声明“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成为矢志报国的典范；南宋文天祥于国破家亡之际，不畏强虏，誓不苟活以身殉国，被誉为成仁取义的典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马援、文天祥等名字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本身也是一种意象。

2.变与常辩证结合，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

　　光明智库：经过时间淬炼，中华文明意象是否发生过改变？在世界文明坐标轴上，中华文明意象与其他文明意象有无相通之处？

　　吴根友：从五千年中华文明时间纵轴来看，这些意象始终表现为变与常的辩证结合。比如，古人重视人与禽兽的区别。口传历史说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强调“穿衣”这一文明标志。后经儒家整理出来的人禽之别就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男女之别的“人伦”。自西周以后“人伦”思想经历代儒家不断阐发，成为中华文明的一大内核。

　　放眼世界，与那些有着一神教文化传统的民族和国家相比，中华文化明显不同，那就是不相信神创造世界，而是认为世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一特质在漫长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与胸怀——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整体上要服从大自然的法则，在哲学上即“天人合一”。抽象又意义丰富的“天”的意象成为中国人承认的最高的自在的力量，它甚至也是有意志的，“人在做，天在看”就表达了中国人最朴素的正义观念。

　　曹顺庆：意象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意义上的变化或扩充。以长城为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长城的修筑极为耗损民力，魏晋时期诗歌写道：“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说明了长城与暴政、与民生艰难的关联。之后，长城成为边塞景观的重要意象，比如杨广有“千乘万骑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在唐诗中，长城的意象含义进一步扩充。有对建功立业的渴望，如王维“誓辞甲第金门里，身作长城玉塞中”；有戍边将士的愁苦，如王昌龄“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唐诗为后世诗文中的长城意象奠定了基础。

　　到20世纪，长城有了新的含义。1933年长城沿线的“长城抗战”展现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的顽强意志；1935年，随着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传唱，“血肉长城”的意象深入人心，长城由此成为连接着最深沉民族感情的意象之一。

　　李勇刚：谈论中华文明离不开外部参照。在参照中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并认识到中华文明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怎样的贡献。

　　比如，中华文明的责任伦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权利伦理。西方文明以个体为本位，强调个人，注重权利；中华文明则以共同体为本位，强调家国，推崇责任。中华文明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的是个人对于“家”“国”“天下”等不同层次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而非像某些西方国家那样，动辄以自身短期利益之得失为取舍标准。再如，中华文明的天下观念为世界提供了尊重差异、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的中国智慧，可以让我们反思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同质化平等观。

3.激活文明内在的生长力

　　光明智库：我们应如何使中华文明意象永葆活力，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

　　李勇刚：除了致敬、传承，更重要的是激活文明自身不断应对挑战的内在生长力。

　　传播媒介不断迭代，中华文化的传承传播须找到正确“打开方式”。如《舌尖上的中国》《国家宝藏》《长安十二时辰》《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优秀电视节目、影视作品，都以观众喜爱的方式传播了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了适当的“生长方式”。这些方式打破了传统文化“阳春白雪”的刻板印象，激活了传统文化的生长能力。

　　曹顺庆：那些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明意象从来不是化石，它既是一种传统，也在不断参与传统的生成。意象的变迁，既可视为时代性的自然写照，也需要人为地不断建构，与时代同频共振。在古代文论中，意象的表达常常是观物取象、立象尽意，是神与物游、心物交感，这提示我们：一是要将古老的意象和新时代的面貌、风物相结合，以赋予意象新的含义；二是要发现适应时代潮流、有足够代表性的新的文化意象。

　　将传统意象赋予新的含义，使其展现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从我国航天器的命名就可见一斑。比如，我们把载人航天器命名为“神舟”，将载人空间站命名为“天宫”，都在借用原有意象含义的同时，丰富了其初始内涵。再如，将月球探测工程命名为“嫦娥工程”。这些拟人、拟物化的名称代表了人们的美好祝愿，使古老的意象在当代语境中摆脱了孤寂高冷，成为科技飞速进步的指称。

4.坚定文化自信，敞开胸怀面对世界

　　光明智库：怎样利用文化意象破解对外传播的难题，更好地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吴根友：对外传播中的难题是文化传播都会遇到的共同现象。实际上，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读懂中国过程中，需要更多文化传播者、文化建设者、文化研究者、文化经营者共同努力。在文化交流与传播方面，要保持文化自信，不能一味迎合外国人的口味，折损了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深刻性。

　　武黎嵩：中华文化重视自省，以内敛的精神彰显人格魅力。在我看来，今天要想更好地对外推介中华文化，不仅要解决传播方面的难题，也要解决本土认同方面的问题。面对世界文化，我们不可更不必削足适履。过去，中国人被动卷入世界体系，常会看到他国文化现象而生攀比之心，进而“按图索骥”地寻求本土资源，声称“我们也有”。现在，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敞开胸怀面对世界。

　　曹顺庆：中华文明意象往往含蓄深远，在翻译上很难做到完全精准达意，并且对外传播面临的难题还远不止于此。不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外交流的努力，而应通过更多的沟通不断打破偏见、展示自我，寻求相互理解的可能。一方面，要承认差异，认识到变异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研究变异的内在规律与产生机制，进而将差异引向积极的方向，使差异成为相互理解的路径之一。另一方面，必须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立场，只有充分进行跨文明阐发与对话，才能让中西文明真正达成理解、实现互补，合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项目团队：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胜、王斯敏、李晓、王远方、王子墨、王美莹、张梦泽、常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