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生存权论》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发表，该文1994年获得了全国首届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文章在理论上的意义，被评价为：开辟了法学研究的新领域；在实践上的作用，被评价为：是中国人权外交和人权白皮书的理论根据,为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构作了理论准备；而在学术史上的价值，被评价为：在三项一等奖中，法学能列其中，这标志着中国法学从幼稚开始走向成熟。因论文的获奖，我被邀为社会科学界的三个代表之一，出席了团中央组织的“全国跨世纪群英大会”。我的人权研究之路从此坚定不移。此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又陆续发表了《人权的体系与分类》等与人权有关的文章，我的人权观得以系统化。

　　在迎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深谢该刊在当时以极大的勇气和独特的眼光对我所给予的鼓励。《生存权论》一文，奠定了我在人权理论界的地位，也养成了我对社会问题以人权的立场进行思维的习惯。我永远感铭《中国社会科学》对一个青年学者的培养。近十几年来，我对人权仍保持着如初的学术兴趣，但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人权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结合上。从法治与人权的视角观察中国高等教育，得出了一些不同于教育学家的结论。人权学者体悟大学时，总离不开制度、价值和教育权三个纬度，而此三点恰能揭示高等教育的现代特征。故此，作为向《中国社会科学》30年的贺礼，我想将我从法治与人权这一侧面追寻大学之道的体会捧献出来以飨大家。因为思考尚缺乏系统性，故以论纲名之。

　　一、大学是什么

　　大学之“大”，在于大德，大爱，在于大学问，在于有大师。“大德”，意味着一所大学有担当民族责任的德性。“大爱”指的是以真理为信仰对象而升华的爱。教师对学生的爱，学生对老师的爱，因除去了世俗私利而成为“大爱”。父母之爱尚有自私的因素，教师基于传播真理而对学生的爱则是超越了回报要求而独具神圣性的爱。大学还是做“大学问”的地方。她追求的是“大道”，而非以逐利谋生为目的的职业训练所。集“大德”、“大爱”、“大学问”于一身的，堪称“大师”。大学之“大”，也包含有“大楼”的意思，它比喻大学应有良好的办学条件，甚至包括为教员提供维持其尊严的待遇。

　　大学之“学”，即“学府”、“学人”、“学问”、“学业”。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是为“学府”。教师的活动是“学术”，学生的活动称为“学业”，他们共同维护学统，都是追求“学问”的“学人”。合之则成大学之“学”。

　　大学是自由者的乐园。

　　1929年，陈寅恪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向中国两千年“学”、“仕”不分传统提出了挑战，堪称体悟现代大学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先驱。“自由”不是排斥权威，而是要排斥资本的权威、政治的权威、宗教的权威，确立知识的权威。有思考能力的个人永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最终源泉。有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思想，方有探索和创新的自由。

　　大学是新民的摇篮。

　　《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大学”，即大人之学，是做大学问的地方；“亲”，同“新”，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民，当每个人都成为新人时，“民”也就形成了。当年梁启超办《新民丛报》，“新民”也是意在“去愚”，变换民智，以图民族富强。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

　　大学不限于传播知识，她还是传递价值观的地方。她应占居社会的精神高地，成为普罗大众心灵中仰望的净土。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当社会陷入黑暗时由她发出光明。点亮灯塔的是思想，没有思想的大学，就是没有光明的大学，也是被笼罩在黑暗和世俗中的大学。

　　大学是创新的活水。

　　大学是一批值得尊重而又有经验的人和一批充满激情而又渴望知识的人激荡思想的地方。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中说：北大是常新的。其实这是对所有大学的期望。为什么大学是常新的？她每年都有新的学生，每年都有新的教师。如果她每天再有新的知识、新的见解、新的思想产生，大学就真正成为社会精神财富的源头活水。这样，不但大学是常新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将是常新的。

　　大学是真理的福地。

　　哈佛的校训是：“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对此，我们心生景仰之余也不免慨叹其深意：圣贤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者，其地位也高不过真理！倘若没有“吾爱吾师，吾犹爱真理”的境界和勇气，苏格拉底之后就不会有柏拉图，柏拉图之后也不会有亚里士多德。耶鲁大学的校训是“光明和真理”，是否有光明在于真理、真理即光明之意呢？哈佛校长索马斯在耶鲁建校三百周年庆典上说，哈佛与耶鲁实乃互相鞭策、共同进取的战友，他们共享信奉真理、宽容和思想的力量这一价值观，并为之奋斗不息。

　　大学是文化的酵母。

　　一个人一生中需要三个“母亲”来塑造他的品格：自然人格是母亲给的，民族品格是祖国给的，文化品格则是母校给的。大学既传递知识，也滋养文化。不同的大学必然有不同的文化，其区别既是不同的大学必有不同的传统、所秉持的理念以及洋溢于外的校风。一个人进了大学，就像进了一个发酵池，他会受到大学的熏陶。母校的文化味道，必将与他终生相伴。

　　大学是知识的源泉。

　　知识是大学生活的中心。大学对知识有五种处理方式：传播知识、运用知识、收藏知识、创新知识、交换知识。大学不是公司，她是非营利性的，因此可以专心于知识和真理；大学不是政府，无需随一时的政治需要或俯或仰，因此可立足长远，心无旁骛地追求知识。斯坦福大学校长在造访中国的一次演讲中说，在历史上，大学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今天的大学，在这方面又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特别是在知识创新方面。由于产业界对长远的基础研究缺乏兴趣，大学的作用再次凸现。只有扎根于基础研究的肥沃土壤，才会有应用研究的百花齐放。

　　大学是道德的高地。

　　大学有两堵墙。一堵是有形的墙，墙外是世俗的，墙内是高雅的。大学内的人，要成为一个道德的共同体，遵从高尚，创新文明，拒绝世俗，拒绝功利。另一堵墙是无形的，是心灵上的。大学教师应有一种道德的担当，自觉做公民的表率、社会的楷模，人之师表。只有共同遵从高尚，才能组成道德的共同体。

　　大学是良心的堡垒。

　　有大学对社会的良知，才有五四运动。大学关心政治进步、法治昌明、文化繁荣、社会公正。这四个方面，是大学的良心所在。大学是收藏社会良心的地方，当社会无德时，大学还有德。当社会因为物欲横流、政治腐败而使人们心灵堕落的时候，大学还应以其独立、自由、公正的品格予以对抗。企业会因唯利是图、不顾公益而无德，政府会因派系斗争、丧权辱国而无德。如果一个社会连大学都堕落了，社会的良心也就沦丧殆尽了。

　　大学是知识的共同体、学术的共同体、思想的共同体、文化的共同体、道德的共同体。这就是大学的本质所在。

　　二、大学如何区别于社会

　　政治的权威在政党，管理的权威在政府，民主的权威在议会，公正的权威在法院，资本的权威在企业。大学区别于上述组织机构的本质特征是：与五个共同体相对应，她是知识的权威、学术的权威、思想的权威、文化的权威和道德的权威。政治与资本的原则是管理与服从。要么少数服从多数，要么下级服从上级。而大学的原则则是自由与真理。真理掌握世界的规律，正好相反于政治对社会的管理，她运用的原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少数。因为任何真理都首先被少数人所掌握。哪怕掌握真理的只是一个人，其他人都要向这一个人低头。政治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纽带是权力与资本，而大学管理的纽带是知识。知识既产生思想，又产生美德。知识与学术是大学活动的基础——教学是传播知识，研究是创造知识，为社会服务是运用知识，整理图书信息是收藏知识，国际交流是交换知识。对知识和学术的立场与态度是大学制度的源渊与价值标准。大学内的权威不以管理者为代表，而以知识的贡献者为代表。谁能创新知识，谁便是大学的权威。由于知识领域的不同，大学内可以有若干个学术权威。这与政治组织只以上级为权威，企业只以大股东为权威是有天壤之别的。大学之所以需要管理，是为了使各种知识和学术活动相互衔接得更加完善，管理是为知识活动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校长既非知识的代表，亦非真理的化身，他只是为改善学术活动而存在。教授才真正代表知识，代表真理，代表大学水平。换言之，教授就是大学，校长是服务知识与学术的人。校长与教授的关系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校长不是管教授的。相反，只有教授才可产生校长和决定校长。此亦大学不同于社会组织之特征。

　　三、高等教育有哪些基本规律

　　（1）培养人才始终是大学的根本使命。但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使多少学生成才便把大学与大学区别开来了。学前教育，是使人认识人的教育，其侧重于儿童良习的养成；基础教育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教育。在基础教育完成的时候，受教育者应成为具有公平正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意识的合格公民；职业教育是使人成其为匠的教育；高等教育则是使人成其为才的教育；研究生教育是使才成其为器的教育。使人成才成器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2）学术创新是大学水平的根本标志。学术分为：传播性学术、整合性学术、运用性学术与创新性学术四种。创新性学术是各种学术的最高代表。创新性学术可以带动其他三类学术的发展。创新能力的高低可以把大学的水平高低分得清清楚楚。能进行学术原创的大学，就是一流大学。能跟进与模仿的大学即是二流大学。无创新能力的大学便在三流或三流以下的大学。（3）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基本职能。助推社会发展靠科技，而引领社会前进靠思想。大学既应是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亦应是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思想库。（4）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是大学永恒的主题。此处的质量观应是全面的质量观，既包括理念、校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质量，也包括生源、师资、办学条件、制度等方面的质量。（5）学科建设是大学的龙头工作。以学科发展带动学校其他工作的发展。（6）师资队伍建设是大学的主体工程。办学兴校靠教师，以教师为本位是大学特有的本位观。所谓人才强校，指的是教授强校。（7）追求真理、追求自由、追求进步、追求至善是大学的灵魂和精神。（8）改革是大学发展的动力。（9）办出特色是大学的目标定位。（10）为教学科研服务，为学术服务，为师生服务是大学管理工作的目的。此十条，当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四、大学有无“第四大功能”

　　1088年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成立，大学的第一功能形成，即大学工作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1810年洪堡大学成立（今年是其200周年），大学的第二大功能形成，即大学除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外，也以科研为中心。由此形成“洪堡精神”。

　　19世纪30年代，以美国部分设农学的院校及西部地区的院校为发端，把“脚上踩满牛粪的教授就是最好的教授”作为评价标准，开辟了高等教育的新功能，即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为社会服务相结合，将为社会服务与推动社会进步作为大学的第三大功能。

　　进入21世纪，特别是美国“911”事件发生后，高等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正发生两大具有普遍性的变化，其一是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升，各国都用国际通行的标准评价大学。其二是大学开始利用特有的优势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以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促进世界文化和谐。

　　这是否意味着，大学在承担教学、科研、为社会服务三大功能外，正在形成第四大功能——促进文化和谐的功能？把不同的文化，尤其是文化中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价值观与宗教等，置于同一个平台——大学，可以使不同文化在交流中相互理解、借鉴、吸收和融合，进而消除歧解、敌视与冲突，最终达成共识与和谐。该功能，因国家、企业、国际组织等的职能所限而无法承担。唯有大学，才可助其实现。

　　真正的大国，最终表现在文化上。政治上的决定力，经济上的影响力，军事上的威慑力，制度上的被信赖与文化上的被向往，这五大要素的集合，才造就大国与强国。因此，欲强其国，必强其文化，欲强其文化，必通过教育。

　　把促进文化和谐作为大学的第四大职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在世界各地所设立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大学承担中华文化对外传播职能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自觉履行第四大职能的开始。随着中国一批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和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成，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将大幅提高，中国大学主动承担把中华民族文化变为世界所向往的文化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如何理解大学的“创新”

　　创新是一个思想体系，而非仅指“科技创新”。大学创新的最大特点是综合性和基础性。如果把现有的知识体系分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四大类的话，那么很明显，它们创新的功能和意义是有着巨大差别的。自然科学所有学科最高水平的创新，就是创新知识。新知识一经产生，新概念、新规律、新定理、新范畴都会产生。在科学原理的创新上，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追求新知识是自然科学的基本功能，该功能主要由大学承担。对工程技术类学科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方法。所谓新工艺、新流程、新手段等都属于新的方法。工程技术因是对科学原理的运用，所以同一原理可以产生若干运用的方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主要靠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每一项科技进步，都会既造福于人类，同时又遗祸于人类。对社会科学学科而言，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思想。每一个新判断，都是思想的萌芽；系列新判断形成理论，理论的系统化就是思想。大学之所以是思想的渊薮，就在于大学的社会科学以产生新思想为存在理由。对人文学科而言，如文、史、哲、艺术等，其最高水平的创新，是创新一种文化，即揭示给社会一种更高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使人更明确因为什么而生存和发展。

　　上述四种创新何者更重要？这应视为伪命题。他们各有其重要性。我们不可以其一种为标准，而言其他与之同等重要。因为当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时，实质上判断者已是以自然科学为参照，而将社会科学客体化了。换言之，当说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重要时，这正是在突出自然科学而贬低社会科学了。它们之间关系的正确表达应是：各有各的重要。即科技创新与人文社科创新，各有各的重要。

　　除了上述四大类创新之外，大学在创新上的更大贡献，在于她要训练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创新思维。没有创新思维，就没有一切形式的创新；创新思维，是各学科创新的前提。大学培养人的质量，除了德性方面有差别外，其实更大的差别在于不同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在创新思维方面所表现的差异。创新思维的形成，来源于三个体制性的保证条件，其一为创新者主体性的具备或恢复；其二为创新者具有自由的精神；其三是创新者有怀疑和批判的能力。大学在创新问题上，承担的最根本的任务，是以大学体制所保证的使培养出来的人具有创造性思维。

　　六、与创新同等重要的是什么

　　大学的创新能力决定了其研究水平。与大学创新能力处于同等重要地位的另一种能力，是大学的守成能力。有无守成能力，是这所大学能否形成传统与特色、价值与精神的关键。也是其是否受人尊重的决定性因素。世界上（包括中国）一些历史悠久的名校，地位之所以越来越低，甚至越来越不像自己的过去，不是因为其创新能力下降了，而是因为其守成能力丧失了。守成对一所大学来说，有三个重要意义。其一，并不是所有学科都以创新为水平标准。对一些学科而言，培养学生的守成能力比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更重要。如法律学科。法科学生的第一能力是守护法律的能力，而非其变革或创新法律的能力。再如宗教、道德、伦理等学科，其学科水平也是由守成能力表达出来的。其二，守成对一所大学的传统而言，比创新更为重要。对优良传统而言，创新不是功劳而是灾难。在传统方面进行创新，无异于毁掉传统。其三，守成对大学共同的精神而言，预示着要有十倍于创新的勇气。因为，大学精神是高尚的，是圣洁的，她无时不受到世俗的、功利的甚至公共权力的扭曲和蚀剥，要抵御各种社会侵袭，有时甚至需要守护者作出牺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创新是一所大学的灵魂，而守成则是一所大学的脚跟。两者同等重要。

　　七、何谓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制度是以大学功能为依据的，保证现代大学各项功能实现的制度就是现代大学制度。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1810年成立的洪堡大学。该制度的两块基石为：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表明了大学公共权力即校长权力对教师和学生的界限；大学自治表明了政府公共权力对大学的界限。蔡元培出身于洪堡大学，他最早将洪堡精神和制度带到了中国。蔡先生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学术自由”发展为“思想自由”。在他校长就职演讲后不久，欧洲就有人评价，中国虽无一流大学，但已有一流校长。大学自治并非不接受政府管理和监督，而是指大学主要向法律负责，只做法律允许的事而不需向政府负责。现代大学制度涉及三层关系：其一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政府对大学是管理，还是监督，还是允许大学自治？这是大学制度首先要明确的。中国民主发展道路的重要基础是基层自治，其范围为城乡基层组织的自治，如村民自治、居民自治、企业自治、事业单位自治。大学当在其中。其二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即社会资本对大学的作用。大学的意志是独立形成，还是由出资方决定？现代大学制度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建立学校法人制度，明确出资人的财产进入学校后，即为学校财产。学校意志独立形成，不受资本左右。其三是大学内部关系，要明确大学的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与监督权四个平行权力间的关系，每一项权力都应得到其他三种权力的尊重，不允许其中的一种权力凌架于其他权力之上，更不允许一种权力替代或侵害另一种权力。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取向是：追求自由，追求真理；制度的原则是：民主管理，人人平等；制度的形式是：遵循契约自由原则的办学章程；制度的目的是：保证教师的学术自由与保证学生的受教育权；制度的特点是：扁平化的，学生与教师与校长是平等的；校长所用的管理手段是依法与依章程办事，以协商和说服的民主方式动员和组织大家迈向共同目标，而非科层式，非强迫或命令式。

　　八、如何理解中国大学的“行政化”

　　中国大学背离大学精神的表现有：世俗化、功利化、工具化、行政化。其中“行政化”被社会关注的程度最高，其对大学本质的损害亦最大。

　　大学的本质是学术、知识和真理。大学本质被异化后，其功能正发生变化。她已从“知识共同体”演变为“经济共同体”（各校都办公司）、“利益共同体”（各院都创收，教师都兼职）、“社会共同体”（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职能由大学承担）。欧美大学校长的肩上只有一副担子，而中国大学校长的肩上却有四副担子。我们是在超荷负重的情况下追赶正在轻装上阵的世界名校的。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有：

　　其一，在价值观上，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的一元价值观，已发展为 “管理至上”、“利益至上”、“数量至上”等的多元价值观。坚守“学术至上”的教师人数在减少，在学校的地位被边缘化。

　　其二，学术资源配置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便蔚然成风。这种学术资源配置模式不是大学的发明，而是大学模仿行政部门配置学术资源模式的结果。

　　其三，大学组织结构向地方党政关系看齐。大学领导班子成员间的关系被地方党政关系模式化，分为一把手、二把手等。在这个模式中，往往先党后政，先政后学，先管理后学术。以党代政，以政代学已司空见惯。

　　其四，工作机制行政化。科层制替代了大学的“扁平化”。以上下级关系，管理关系来设定组织机制。党管政，政管学，机关管学院，院长管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管学生。大学不像学府而如同官府。

　　其五，在大学文化上，“民主”、“自由”、“独立”、“真理”、“思想”、“个性”等最有价值的要素正被“管理”、“统一”、“完成”、“领导”、“贯彻”等替代。在这种文化中，教师的“尊严”,学术的“权威”都要让位于“管理者”。

　　其六，大学中最大的行政化，是大学承担着不应承担的社会职能。把应向师生员工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由大学承担，如子女上学、住房、医疗、养老等。大学去行政化首先应去其不应承担的政府职能。

　　其七，大学及大学校长亦被行政级别化。

　　如何去行政化？

　　其一，回归大学精神，用知识共同体标准重塑大学价值。

　　其二，改善大学的治理结构，将决策权、管理权、学术权、监督权设定为平行关系，以界限和程序保证其有效行使。

　　其三，改造资源配置体制，从教育行政部门做起。改革大学拨款方式，大幅度提高生均定额，将生均定额所占拨款的比例提高到80%左右，将各种“专项”取消或合并。大学内的预算体制与拨款方式亦随之作相应改革，将资源重心从学校移至院所。

　　其四，将大学承担的其他职能剥离出去，让大学“更单纯一些”。

　　其五，大幅度压缩教育行政部门中涉及大学的内设管理机构。大学内部也相应减少管理机构。将科层体制变为扁平体制。

　　其六，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级别。改革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建立职业校长职务保障制度。

　　其七，用“一把椅子”的理念重构大学文化。一把椅子是指，当某个空间内只有一把椅子的时候，校长不要坐，处长不要坐，学生不应坐，唯有教师可坐。这个理念的实质是把管理观念变为服务观念，把尊严还给教师，把权威还给教师。

　　九、如何改进高校的科研体制

　　目前中国高校的教学与科研体制只能造就如下两类人：第一类是“会申请项目的教师”。即处心积虑申请项目，但做项目的目的是通过获得科研经费和发表论文来满足职称晋升或考核的形式要件。这样的科研被称为“无效科研”。其结果是，中国的各种科研经费都在大幅上升，总经费已经超过日本，但创新成果与经费投入之间却并不成比例。第二类人是“会考试的学生”。只会熟背知识，但缺乏批判性、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一旦进入社会，各种不适应症就迅速显现。

　　“重理工不重人文”，“重数量轻质量”，“重论文轻应用”，“重专利轻转化”，“重形式轻内容”，“重经费轻成果”的六重六轻是中国高校科研的普遍现象。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对科技评价标准设定与对人才评价体系的不科学。

　　实现从数量标准向质量标准转化的措施有：（1）以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标准；（2）以引用率作为评判标准；（3）以对生产力的贡献作为评判标准；（4）以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为评判标准；（5）以形成学派作为评判标准。（6）以是否传世作为评判标准。

　　完成高校科研方向的四大转变迫在眉睫：

　　其一，把个人兴趣引导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上来；其二，把以学科为中心的科研模式转至以应用和为社会服务为中心的模式上来；其三，把校内科研转到行业发展的同轨道上来；其四，把中国团队转化成为国际团队。

　　十、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大学

　　我们的目标是办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个远大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之前，我们应先使大学高尚起来，应使我们的大学回归大学精神。我们要办受人尊重的大学。

　　受人尊重的大学首先应彰显她的德性。大学之大首在大德，大学之学重在学统。将大德与大学问集于一身且能代表学统者谓之大师，大师即世之楷模，学之源出。师德决定校德，也决定生德。大学之德不同于世俗者，首在所明之德要为天下储人才，要为国家图富强。要在义利上为社会所崇范。大学失德，首先失在功利与世俗上，失德的大学是无法受人尊重的。

　　受人尊重的大学要彰显她的思想性。思想是一所大学的高度，有思想才有真理。社会的进步靠科技，而社会的方向靠思想。有思想的大学才令人向往。

　　受人尊重的大学要彰显她的创造性。大学是常新的，她是社会青春与活力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她每天都有创新成果产生。创新是大学表达自己水平最重要的方式。能创新的大学才是社会的发动机。

　　受人尊重的大学要彰显她的特色性。特色是大学的魅力所在。有特色才有价值，才不被人所忽视和替代。特色分为软特色和硬特色。软特色如学风、传统、文化与制度。硬特色则表现在学科实力上。所有世界著名大学都是以自己学科特色著称的。办出水平，办出特色，主要指办出学科水平与特色。无特色就难以受人尊重。

　　把德性、思想性、创新性和特色性统一在一起，就是我们要办的大学。这样的大学一定是受人尊重的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徐显明《大学理念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