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燕辛

　　“我要感谢我自己，因为我的榜样作用。”全国政协特邀委员陈光标对本报记者表示，是在自己带动下煤老板们才逐渐开始投身慈善。

　　此前，2月22日、3月2日本报的两篇报道《吕梁探索体制外途径消融贫富差距》和《山西煤老板关门做慈善引发关注》，将山西吕梁煤老板不再炫富斗富、参加由当地组织的“一企一事一业”活动和陕西府谷57位当地民营煤炭企业家及其所属77家煤矿捐资12亿余元支持政府兴办公益事业等新闻进行了深度解读，同时也将低调的山西煤老板这个群体再次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①煤老板捐赠　值得肯定

　　在一向高调做慈善的“中国首善”陈光标眼中，煤老板们是受到了他的影响，才开始投身慈善事业。他认为，无论是赵本山将小品《捐助》搬上春晚舞台，还是煤老板们捐资支持教育和卫生事业，都是对慈善事业的推动。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企业家投身慈善，共同实现将我国打造成为慈善大国的目标。

　　“煤老板们愿意捐赠就是一件好事情”，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费薇说，“煤老板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意识到回馈社会的必要性。我相信，他们会很享受地看到向慈善事业捐赠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好的结果。”

　　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邓国胜看来，高调的陈光标和低调的煤老板都一样值得肯定。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慈善取决于资助方个人的态度和自身所处的环境。这些年，煤老板们在社会上的负面形象给他们很大压力，他们也在寻求一种方式来转变自身的形象。煤老板选择低调慈善与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做好事不留名有关，他们选择实实在在地去做一件善事，不求赞扬。另一方面，一些煤老板和企业家也对公开捐赠款项有所犹豫，害怕社会各界会质疑企业在经营中偷税漏税。

　　邓国胜认为，陈光标式的“高调慈善”虽然有着扩大企业和个人的社会知名度，获得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种结合，实现品牌效应的优点，但也有让人质疑做慈善动机不纯的弊端。这是两种不同风格的慈善捐赠方式，各有利弊。

　　而一直强调“做好事一定要让人知道”的陈光标认为，煤老板们的低调慈善也是一种抒行善心的方式，是值得感谢的。山西煤老板从目前做好事不愿意透露姓名，低调做慈善，一定会逐渐转变为愿意慢慢地站出来，公布这些捐款的款项。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表示，无论是陈光标式的高调慈善还是煤老板们的低调慈善，只要是做慈善，就都是好的，都是值得鼓励的。两种慈善方式我们都需要。

　　　　②煤老板形象　一时难转变

　　低调慈善是煤老板这个群体的选择，煤老板这个群体的形象很难通过一两次的善举而有一个很大的改善，是社会各界人士一致的看法。

　　邓国胜认为，媒体对于山西吕梁和陕西府谷的报道短期内可以让煤老板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一些改善，但通过这种报道很难彻底改变形象。煤老板这个群体的形象是与企业家的个人修养密切相关的，是与他们能否真正承担起来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投身公益事业是对企业家一个更高层面的要求，只有持久地做慈善才能彻底地改变煤老板这个群体的形象。“假如煤老板非法用工，比如煤老板矿上总是出安全事故，你会相信他是真心地做慈善吗？”邓国胜反问道。

　　煤老板们形象的转变是与煤矿的安全问题息息相关的。费薇表示，煤老板对拉动经济的贡献需要肯定，但是他们必须要把煤矿的安全放在第一位，实现基本的企业社会责任。这样才能逐渐转变社会对他们的不良印象。

　　煤老板这个群体形象的转变，口碑逐渐变好，也是“中国首善”陈光标的期待。他还建议煤老板们重视环保，将自己的好车捐给地方政府作为接待用车，自己日常出行要坐低排量的车。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陈光标希望媒体和社会各界对中国慈善事业给予时间和包容，不要吹毛求疵，给予投身公益事业的人们掌声与微笑。

　　煤老板选择将善款捐给当地政府，却没有选择当地NGO的原因，在费薇看来，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因素互相作用导致的结果。就NGO自身的问题来看，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起步阶段，NGO公信力执行力还未被全社会认可，NGO像幼苗一样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扶持，更需要政府的支持。对于，煤老板这样的群体来说，他们很难去评判一家NGO是否能够实现他的捐赠目标，捐赠人自身无法对一个NGO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估，因此他们放弃NGO而选择将捐款交给政府。政府仍然可以通过投资支持民办职业学校或打工子弟学校来实现当地的均衡教育，或以此类方式进行适度引导。

　　　　③当地政府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两会期间，无论是吕梁号召煤老板投身“一企一事一业”，还是府谷当地政府采取的“劝富济贫”方式都是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有位凤凰网网友表示：“既然是法治社会，谋求煤老板捐资济贫肯定是于法无据的。”

　　邓国胜用“五十步笑百步”来形容吕梁和府谷的“劝富济贫”方式。他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有地方政府越位的嫌疑，表面上看起来是号召煤老板认领慈善项目或者进行捐款，实际上是一种“强制”。煤老板即使是自愿捐钱，也不应将12亿多元民间捐款全部打入府谷当地政府的专用账户，而应该是捐给慈善机构。政府这样做会极大地扼杀民间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

　　他说，吕梁和府谷的“劝富济贫”方式在目前我国慈善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当地政府部门应该明白“今天的介入是为了明天的退出”。这种“强制”捐款虽然可以一时实现慈善事业的发展，但是没有持续下去的力量。政府引导慈善事业的方式，应该是积极鼓励和培训第三方来进行评比和表彰，像香港一样授予捐款多的企业家“太平绅士”这样的荣誉。只有积极培育本土的慈善机构，改进本地的慈善文化，培育企业家的捐赠意识才是长远的解决方案。

　　　　④“劝富济贫”之后　下一步该做什么

　　费薇认为，对于“劝富济贫”的说法，应该换个角度来理解，要引导人们建立起社会责任的意识。人们在获得财富的同时，占有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所以也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费薇建议，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应当组建一个管理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需要吸收社会各界人士，甚至包括受助方代表。善款的使用应当对全社会公开，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起到一个指导作用，这样才能够保证善款不被滥用。

　　在陈光标看来，“劝富济贫”之后还需要以更透明的方式来运作。他建议，陕西府谷政府在使用煤老板捐款的同时要注意善款的公开，应该让煤老板和众多市民知道钱用在了什么地方。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还能继续激发煤老板们更多的爱心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热情。

今天陈光标作为全国政协特邀委员还将继续在两会上一如既往地高调下去，在他看来，高调也好低调也罢，只要去做，都将推动中国慈善事业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责任编辑：孙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