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内容提要

　　回顾历史，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发展时屡屡失败。相比之下，中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面向未来，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现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自主理论创新来指导实践、应对挑战。

　　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挑战。面对美国的种种不实指责，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总结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运用于发展中国家却遭致失败的教训，提炼中国和其他少数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成功经验。

　　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艰难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开始追求现代化。因应这个需要，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了一个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理论又被称为结构主义，它主张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就要发展同发达国家一样先进的现代化大工业。民富就是收入水平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那就必须有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的劳动生产率、一样先进的技术和产业；国强就要有先进产业和先进军事装备。因此，结构主义建议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现代化的先进产业作为目标。但实际上，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通过市场发展起那些现代化产业，必须依靠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的方式来推进。

　　虽然这种发展方式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现代化工业体系，甚至在部分领域取得了不起的成绩，但实行这种发展方式的国家，经济发展成绩并不好，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比如，受当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影响的一些拉丁美洲、南亚、非洲国家，虽然其工业建设取得一定成绩，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仍然面临经济发展停滞和各种危机。包括中国在内的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问题。东亚少数经济体却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开始，以出口导向的方式发展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然而，这种发展战略从当时主流的结构主义理论来看是错误的。1978年底，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和拉丁美洲、南亚、非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也相继从计划经济或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于是，“转型”成为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个新潮流。事实证明，转型的指导思想不同、方式不同，其结果天差地别。

　　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转型经验

　　怎样实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这是摆在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在结构主义失败后，同样源于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成为国际主流思潮。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转型的。这一思潮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就必须一次性建立起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包括价格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宏观稳定化。“三化”必须以休克疗法同时推进，如果只推进其一或其二，结果可能会更糟。根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形成的改革方案，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众所周知，这种休克疗法给诸多国家甚至苏联那样的大国带来了巨大灾难。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渐进式改革。这种转型方式一方面给原来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提供了转型期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准入，培育和开辟了市场。我们还设立了经济特区、出口加工区等，在破解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瓶颈”的同时，有效降低新生的民营企业的交易成本，使其蓬勃发展起来。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像中国这种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渐进双轨制是最糟糕的，甚至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差。因为计划和市场并存，政府干预的计划价格比较低，市场价格比较高，就会产生套利空间，衍生出腐败和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坚决不认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中国崩溃论”不时甚嚣尘上。但是，中国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发展。随着资本不断积累，中国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具有比较优势，取消补贴水到渠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终并轨。

　　事实证明，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仅快速发展，而且成为同期世界上唯一没有发生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而那些根据“华盛顿共识”来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而且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其他少数几个在转型中维持稳定并取得发展的国家，同样是推行这种渐进的转型。

　　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何在发展中国家屡屡失败

　　中国与绝大多数其他转型国家经济发展成就的巨大反差，让经济学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理论的作用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看起来逻辑清晰，用起来却屡屡失败？

　　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理论来自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是劳动力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的，生产力水平较低；发达国家的产业则主要是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产业，生产力水平较高。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性是内生的，是二者比较优势不同造成的——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

　　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一国若着力发展本身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其结果必然是企业缺乏竞争力，离不开政府保护和补贴。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西方主流发展理论对此缺乏充分认知，导致结构主义理论给出的发展重工业的建议如同拔苗助长。新自由主义则忽视了原来所存在的扭曲是内生于维护不符合比较优势产业的需要，所主张的全面消除政府干预，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改革的休克疗法也必然惨遭失败。因为一旦“三化”同步实行，原来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国有企业就无法在市场上生存，大量企业会因此破产，大量工人会失业，造成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经济崩溃也就难以避免。

　　上世纪90年代，笔者就曾和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有过争论。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是，国有企业之所以效率低、国家会给补贴，是因为企业是国有的，因此，国有企业要进行私有化改革，取消补贴，提高效率。其实不然，许多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着维护国防安全、保障国计民生等重大责任，私有化只会带来更高的补贴。因为私有化以后，企业会以同样的理由向国家要保护、要补贴。当时这种看法只是理论推论，如今已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得到大量事实证明。

　　相比之下，在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中，由于对原来缺乏比较优势、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所以维持了经济与社会大局稳定。同时，政府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放开准入，还积极因势利导，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随着资本快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具备了比较优势，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也逐渐减少，为进一步消除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创造了必要条件。

　　很多西方经济学理论讲起来头头是道，但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实践却屡屡失败，类似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但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只对发达国家适用，比如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等适合于发达国家资本密集、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大量资金、资本投入风险较大的情况。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绝大多数生产活动集中在中小微企业和农户，需要的资本规模非常小，风险也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上。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主张去做，引进大银行、风险资本、公司债等，就会造成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不匹配，导致金融没有办法服务实体经济。

　　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进行理论创新

　　回溯7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在各国经济发展实践中的应用，不难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作为外生给定的最优结构，忽视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经济结构差异的内生性。若将其主张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实践，就会遭遇“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困境，实行的结果事与愿违。

　　经济学理论要在发展中国家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推进理论创新，以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差异。新的理论只能来自于新的实践，中国过去70年的发展实践就是推进理论创新的金矿。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异，但在40多年改革开放中，中国探索出了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

　　所谓奇迹，就是不能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如果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到处是问题，只要中国经济增长稍微放慢一点，国际学界和舆论界就会出现“中国崩溃论”。但实际上，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崩溃，还一直保持稳定快速发展，而且也不曾出现过系统性经济金融危机。显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奇迹非常值得我们去探寻其中蕴藏的新道理。正如习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经验作为理论创新的来源，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性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同时，也要了解这些内生差异性对经济运行、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影响是什么？这种思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等研究范式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上的运用。作为经济学家，应当知道，理论创新只有把握住一种现象的内生性，才能帮助人们达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两个目标的统一。

　　今后，中国的发展还会遇到像中美经贸摩擦、技术革命、金融风险、国际格局不确定性等新的挑战。但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我们都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理论，而是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观察和分析新现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质和逻辑，通过自主理论创新来指导实践、应对挑战。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