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董仲舒思想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评价分歧很大。在深化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当今，如何看待董仲舒思想，实际上涉及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也涉及如何看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因而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董仲舒作为有汉一代伟大的思想家，秉承了先秦孔孟荀儒家淑世济民的思想传统，以及努力与政治家合作的传统。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条件的客观限制和孔孟荀思想的某种局限，儒家匡时济世的理想在先秦时期并没有在全社会得以全面实现，儒学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儒家仅仅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是与墨家并列的显学而已。董仲舒适应西汉中期的历史需求，与汉武帝这样的政治家合作，努力把儒家思想变成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然后通过制度建设和核心价值观的构建，通过行政系统的中介，把儒家思想落到了实处，使先秦儒家孔孟荀的理想在汉代变成了现实。董仲舒三次对策汉武帝，其提出的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特别是其极具创意的三纲五常一体的思想文化建设构想，以及德主刑辅礼法合用的治国方略，期盼建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的皇帝行为规范，以德化民以正风气以升境界的人文理想，最终实现天经地义的“大一统”理想，都与政治家的治国安邦宏愿相契合，与汉武帝“永惟万世之统”的理念相一致，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取得了空前的成效。这些，都彰显了那个时代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形成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传统。诚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政治合作传统，从源头看，并不起于董仲舒，但真正将其落到实处，并且锻铸为后世认可并践行的文化传统的，是董仲舒。西汉刘向之所以推崇董仲舒为“群儒首”，便是因为董仲舒在“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宋代司马光对董仲舒对策朝廷也高度肯定，认为董仲舒“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汉代礼治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

从传统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看，董仲舒完成了思想统一的历史重任。其实，董仲舒只是设计了一整套统一思想的方案及其实施路径，真正要落实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现实中，要变成治国安邦的实践方略，还需要政治家的认可和合作。西汉中期思想统一的完成，是依靠思想家董仲舒们和政治家汉武帝们的双方合作才实现的，缺少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成。正如汉代礼治的形成一样，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是礼治孕育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是礼治确立阶段；东汉章帝时期，是礼治成熟阶段。这几个不同阶段，始终有着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合作，而且并不仅仅是某一个思想家与某一个政治家的偶尔合作，而是思想家群体和政治家群体的长期合作，所以我使用“董仲舒之类的思想家们”和“汉武帝之类的政治家们”的提法，是用复数而不用单数，以彰显实现思想统一大任的艰巨漫长。据我对汉代礼治形成的研究，这个时期有着鲜明的思想文化特征，即：思想家（们）与政治家（们）合作；皇帝参与讨论并裁决是非；儒学独尊而又有文化包容；礼治的形成和儒学独尊的实现相一致；专制政治日益巩固和完善；天人合一思想贯穿始终；崇古、征圣、宗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分外强烈，成为影响后世的重要思想基因。

知识分子应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

董仲舒和汉武帝的合作问题，曾经长期有人给予激烈的批判。有人批判董仲舒为封建统治卖命，给封建帝王献策，钳制人民的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董仲舒一生的所作所为，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传统，这就是政治合作的传统。其实，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特别是思想家们既有政治批判的传统、精神独立的传统，也有政治合作的传统。此外，还有文化保守的传统、文化变革的传统。而政治合作的传统、文化保守的传统以及文化变革的传统要实现，要由思想方案转化为现实社会的力量和具体现实，就必须得到政治家的理解和支持，双方协同，方能完成。而“董仲舒们”这些汉代思想家和“汉武帝们”这些汉代政治家，他们的合作形成了两汉时期的盛况。因此，我们今天要在同情的理解的基础上，用多元开放的视角看待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合作。既要有批判精神也要有合作精神，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偏废。多年前，针对学界有人宣称“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的观点，我曾经提出，如果从系统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战略理论高度来考虑，我认为与其呼唤当代孔子，不如期盼当代董仲舒。知识分子的价值和地位，应该符合时代要求，与时俱进，成为社会发展和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标识。

（李宗桂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