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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中国国际救援队在完成在海地的救援任务后，返回了祖国。在海地地震的废墟上，中国国际救援队的队员经受了哪些困难的考验？救援过程中又有怎样的体验和感受？本报记者28日对4位救援队员进行了采访。

救援队队员在现场搜救。中国国际救援队供图

　　一边飞行一边联系航路，飞机“盲降”在静悄悄的机场

　　记者：1月13日，也就是海地地震发生当天，中国国际救援队就赶往海地。你们到达海地时，当地是什么样的状况？

　　黄建发（中国国际救援队总领队、中国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司长）：地震当天，我们中午12点半接到命令，于晚8点半飞赴海地。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后，于次日凌晨到达了海地。为了抢时间，飞机一边飞行，一边还在联系航路、申请航线。

　　李亦纲（中国国际救援队结构专家）：飞机到达太子港上空时，太子港机场上的塔台已经完全不工作了。飞机只能以“盲降”的方式降落。据国航机组人员说，当时地面信号非常差，又没有人员的配合和支持，是一次冒着风险的降落。

　　机场黑漆漆一片，很安静，基本上没有什么飞机。卸货的专业人员和车辆也没有了。我们的队员基本上是靠双手把几十吨的救灾装备、物资运下飞机。

　　 48小时连续搜寻，找到第一具同胞遗体

　　记者：能不能介绍一下救援的情况？

　　黄建发：到达海地后，我们的队员马上奔赴现场，赶赴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大楼和海地总理府等地实施救援行动，搜寻到被废墟掩埋的数名联合国高级官员遗体，以及我国牺牲的维和警察遗体。

　　王念法（中国国际救援队队员、救援教官）：“联海团总部大楼”是一座外观7层、地下3层，共10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当地的房屋大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夹杂在钢筋中间的混凝土材质较差，营救过程中稍微不当，或是余震，都会造成建筑物二次倒塌。

　　当地时间1月16日凌晨，救援队员在经过48小时的奋战后，利用重型破拆、剪切器材，打通了6层楼板和横梁。我们先发现了一台照相机和一台摄像机，把相机电池卸下一看，写着汉字，是深圳生产的。接着，我们找到了第一具遇难者的遗体，一看鞋子是“老兵”牌，确定了就是我们遇难的同胞。队员的心情十分悲痛。

　　经确认，这是公安部装财局调研员王树林烈士的遗体。3时30分，王树林烈士的遗体被完整抬出废墟。救援现场指挥部所有中方人员举行了庄重的遗体悼念仪式。

　　此后，每一名遇难同胞的遗体被营救出时，我们都会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深深的缅怀。

　　设立医疗点，为当地居民进行诊疗和心理疏导

　　记者：医疗队是怎么开展救助工作的？

　　黄建发：医疗分队在当地设立了医疗点，开展巡诊、心理疏导和卫生防疫，并在灾民集中地区喷洒消毒剂。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在社区救治伤员及术后治疗和护理。

　　目前当地最缺的不是做手术的医生，而是普通的社区医院的护理人员。

　　遗憾客观条件限制了救援时间

　　记者：救援期间，队员们遇到哪些困难？

　　黄建发：在地震灾区，困难和艰苦的情况很常见。

　　海地很炎热，对于穿着救援服的队员来说，更是酷热难耐。在当地只要被蚊虫叮咬，人的手就肿起来了，又痒又疼，我们有蚊帐、驱蚊药，但是都不管用。

　　我觉得，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当地政府无法和救援队配合。国际救援队再强大，设备再先进，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也很难开展有效工作，因为只有地方政府才知道某个社区有多少人、生活习惯是什么、哪个地方灾情最重。但事实上，救援活动都只能靠联合国统一协调。

　　徐志忠（中国国际救援队副队长、中国地震局科学技术司处长）：当地的治安状况也给救援造成了很大问题，联合国一再强调救援队必须配备护卫，并通知我们，由于监狱倒塌，有越狱犯混杂在人群当中。

　　黄建发：治安混乱直接导致了救援队不能连续作业。本来救援是要抢时间的，但在海地晚上是不允许开展工作的，6点钟就开始宵禁，很多救援工作被迫停止。

　　让我们遗憾的是，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让我们失去了最宝贵的救援时间。

　　 与各国救援队合作，中国救援队成了协调人

　　记者：海地地震发生以后，多个国家先后派出了救援队。我们与这些救援队之间是如何一起开展救援的？

　　黄建发：我们曾与美国、法国、以色列、巴西等国的12支救援队伍有过合作。在“联海团总部大楼”救援时，首先美国开始救援，后来美国把指挥权交给中方，再后来，巴西、以色列、英国等国的救援队都来了。

　　我觉得这次救援国际间的协作是比较有效的。任何一个救援队都不可能带齐所有设备。此外，救援队之间也需要信息共享。在海地，各救援队之间互相抱团、互相取暖。

　　李亦纲：比如说，救援过程中，我们就使用了巴西的重型机械设备，这在后期救援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后期楼板的处理不可能光靠手来完成。

　　记者：这次海地地震救援给中国救援队积累了哪些经验？

　　黄建发：压力大、责任重，是对队员人生的很好历练。二十几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对体力消耗是非常大的，下了飞机就直接去救灾现场连续工作，队员们的确很辛苦。他们的精神令我感动。

　　通过这次救援，我们队员有了更强的国家荣誉感。举个例子，在国际合作中，以前我们往往是“被协调”的队伍，现在我们成为了协调人。

　　徐志忠：应该说，我们的协调能力在这次活动中也有很大体现和锻炼，包括在与联合国的协同工作中，我们是唯一一支从第一次协调会到最后一次协调会全都参加的救援队。

(责任编辑: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