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姬德强

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全球范围内，以技术革命、资本聚合、组织重构和规制放松为特征的“媒介融合”早已不是一个新现象。但2014年至今，中国的“媒体融合”却呈现出丰富的历史逻辑和本土特色，与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都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因此，理解媒体融合，既需要内部的行业视角，也需要外部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如此才可以深刻解读媒体融合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意义。

　　体用关系：从介到体

　　从媒“介”融合到媒“体”融合，一字之差代表了中国媒体转型发展的体用关系的变化，也呈现出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对于媒体行业的明确诉求。

　　通过梳理这一领域的学术讨论史，我们发现，2014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总量很少，讨论媒介融合的论文数却是媒体融合的5倍以上，而2014年之后，媒体融合的热度上升。以2018年全年为例，以媒体融合命名的论文数达到媒介融合的2倍。虽然只是核心概念的变化，我们却仍然可以看到政治议程对学术议程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媒体融合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这一从相加到相融的过程，已经不仅是市场驱动的技术能力创新和产业结构重组，不仅是管理部门和传统媒体被动应对互联网平台崛起导致的舆论状况复杂化的冲击反应式改革，而是在一个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时代中，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深化改革，遵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抓手。

　　因此，以服务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为核心的媒体融合概念替换曾经高歌猛进的技术和产业驱动的媒介融合概念，不是简单的用词偏向，而是隐喻着中国媒体转型发展的体用关系的转变——融合不再是为“用”的目的，更是要解决“体”的问题。在这里，媒体不仅是一个行业“分体”，仅希望通过技术和业态创新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增长问题，而是以全媒体传播体系参与构成了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的“整体”：通过融合，既要主动维护主流舆论场的秩序，也要服务于基层治理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更要在数字化时代缩小城乡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实现均等化服务。在这个意义上，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也是进一步走好“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媒体融合重置了媒体在数字时代的“本体”论，方法和手段的创新固然重要，更关键的还是融合的目的。

改善国家治理：占领舆论场和提高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全面依法治国任务依然繁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改善国家治理的主要目的是应对新时代面临的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而且各类信息与传播技术正在全面嵌入这些矛盾和问题之中，这就需要在占领舆论场和提高治理能力两个方面形成融合之力。

　　首先，占领舆论场是为了解决主流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四力”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传统媒体的转型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过程是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进程同步的。两个相互依存的重要变量影响着主流媒体在舆论场中的主导地位：第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分流了社会的整体注意力，而私有的、资本化的互联网公司往往基于流量经济模式最大化娱乐内容，同时创新各种制造用户和平台黏性的技术应用。互联网带来的离心力已经将媒介化的传播从集体行为转化为个体行为，物理层面的注意力和精神层面的向心力都在从传统媒体曾经制造和主导的舆论场中转走。第二，随着“数字原住民”的成长，年轻一代的数字化生存已经从迷思变成日常生活，并开始通过家庭等方式反哺老一辈、影响下一辈，其高度互联和快速移动的网络化传播行为正在不断压缩的传统舆论场之外创造一个更具活力也充满不确定性的新舆论场。而打通两个舆论场，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成为媒体融合的战略任务。提高主流媒体的“四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这是媒体融合的根本目的。

　　其次，提高治理能力解决的是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和提升治理效率的问题。在这里，媒体融合是国家信息化发展的重要一环，也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就舆论引导和意识形态工作而言，媒体本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件。但为什么还要进一步讨论媒体融合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这是因为融合后的媒体已经不单纯是“中介”（也就是“媒介”），而是一个全媒体传播体系，它理应扮演的角色是信息时代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广泛的接入性、创新的内容生产与智能分发、丰富的公共数据和强大的算法技术，以及及时有效的政务服务，如此才可以为全社会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并协助国家在各个层级提高治理效率。这是媒体融合的重要使命。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离人民更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脉络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媒体通过融合发展发挥了或者即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第一，以最贴近和最灵活的方式供给信息，提高事关国计民生的关键信息的到达率。21世纪以来，受制于广告市场的消费主义导向，主流媒体的商业化和娱乐化虽然成就了行业自身的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了社会舆论的小报化和社会思想的碎片化，使得政务和公共信息的传播力及新闻舆论的引导力和影响力受到影响。因此，媒体融合将通过一体化发展和有效的要素整合，推进主流媒体的平台化发展，以内容、手段、方式、方法等创新，让关键信息通过各种终端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到达率得到有效提升，积极主动让群众知情。

　　第二，以最广泛的连接提升全社会的沟通和协商水平。在所谓的人人媒体时代，传与受的关系已经不再是我说你听的单向格局，取而代之的是众声喧哗。对新闻舆论工作而言，占据舆论场，让主流声音入耳入心是治理这一新传播格局的目标，但对社会治理而言，充分发挥线上空间的实时性、流动性和群集化特征，让多种声音在适切的边界中得到表达，让基于利益分化而展现的意见差异在合理的烈度范围内得到展现，让共识在分歧方的不断对话与协商中得以产生，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媒体融合的赋权功能，提升社会的共治和和谐水平。

　　第三，以最普遍的公共服务意识弥合商业利益驱动下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在信息传播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数字鸿沟在地域、城乡、群体和代际间的不断扩大。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数字鸿沟不是传统的接入或近用差异，而是整个媒体体系的运行没有很好提供普遍的公共服务，而这一责任需要基于媒体融合的新型主流媒体重拾起来，为数字时代的信息贫困群体提供符合其切身所需的最优质的服务。

　　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融合就是要走好数字和网络时代的“群众路线”，离人民更近。这是媒体融合的根基。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传媒体制机制创新研究”（18JJD86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