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刘后滨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一楼 演讲时间：2019年3月

刘后滨：江西吉水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教育部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代表作有《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唐代选官政务研究》等，主编有《资治通鉴二十讲》《唐宋历史评论》等。

司马光像。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国家典籍博物馆馆藏司马光手书《资治通鉴》残稿。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资治通鉴》为什么不可替代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著作当中，有两部书是最高成就的、不可替代的，这就是史学史上两个姓司马的史学家的著作，汉代的司马迁和宋代的司马光，他们分别编纂了《史记》和《资治通鉴》两部巨著。为什么说《资治通鉴》具有不可替代性？我认为，这部书的不可替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资治通鉴》的体例具有特殊性。中国的古书，正史当中有二十四史，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记皇帝的叫本纪，记大臣的叫列传，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而《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它完全是按照年月日记载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的编年体史书，前面有《左传》，但是《左传》不太好读，而且它讲的是先秦的历史。从战国以后，一直到北宋建国以前的编年史，《资治通鉴》涵盖这个很长时段，没有一本书可以替代。

　　第二是《资治通鉴》的史学成就最高。中国古代学术最高水平出现在宋代，代表宋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书是《资治通鉴》，毫无疑问它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顶峰。陈寅恪先生说“宋贤史学，千古罕匹”，不是虚话。

　　第三，《资治通鉴》的主编司马光是个严谨务实、有崇高学术理想的学者。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是中国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术追求的时代，是一个最不追求某种功利的著书立说的时代。如果说他也有功利，他的功利是要写出一本让从此以后的封建帝王都必须读的书。所以他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他的编纂宗旨就是要写给治国者看的。司马光本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修养和学术追求，他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当中，一个很标准的儒者，是一个希望自己著书立说能够传诸后世的人。中国的儒生人生目标有三个境界，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叫三立。立德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立的，尧、舜这样的圣人才会在历史上立德。立功也是要有机会的，在乱世才可立功。当然这个太平时代也可以立功，可是立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但立言每个人都有机会，司马光觉得人活这几十年，他得留下一点什么，因此他特别看中他的这本书。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是要按照左丘明编《左氏春秋》的体例，这就是编年体，要仿照东汉史学家荀悦编《汉纪》这样的文字风格，文字很简要，要而不繁，可是叙事要很周到，网罗众说成为一家书。司马迁编纂《史记》，他也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给我们一个提示，任何通过文字留下的记载，包括历史记载，都不等于是历史的原貌，只是一个文本。司马光追求要成一家书，如同司马迁最终是要成一家之言，这就对写历史的人要求特别高，你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无论如何，在北宋的时代就有《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书，在后来成为可供各式各样的人来读的通史书。

《资治通鉴》三种特殊的文本形态

　　我们今天面对《资治通鉴》这样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一方面是肃然起敬，同时也可能会感觉面对这样一部经典巨著，不知从何读起。接下来，我谈一点个人的阅读体会。

　　首先，介绍一下《资治通鉴》叙事文本呈现的几个形态，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种特殊的形态是“臣光曰”。就是司马光记载完一件事情以后，他标注“臣光曰”直接来一段提示。以避免读者读歪了，读不懂。

　　例如，《资治通鉴》在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有一段记事，是关于曹操不敢称帝的叙述。本来编年体史书记事一定要有年月日那才叫准确，可是历史上很多事情你记载不到这么详细。有的事件连发生的月份也不知道，只知道是某一年发生的，那司马光就把这些事情放在这一年的最后。如果知道是某一个月发生的，不知道日期，那么就把它放在这个月的最后。如果有具体日期，就按照日期先后来编写。关于曹操的这段叙事只系于月份，是这样说的：“十二月，魏王曹操上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封南昌侯。”这是说，曹操给汉献帝写报告，推荐任命孙权为上述官爵，孙权就派遣校尉梁寓奉贡，到许昌去向汉献帝谢恩。后来孙权再派人带着报告去向曹操称臣，陈说天命，说曹操有天命，应该取代汉献帝当皇帝。

　　这个记录涉及了好几件事情，肯定不是在一天发生的，来来回回一定持续了好长时间，所以《资治通鉴》只记为十二月。这是严谨的写法，要突出的是整个事件。要写一个完整故事，用编年体的体例，哪个环节哪个人物放在什么时候出现，都是很有一番讲究的。

　　曹操把孙权派人送过来的这封劝进的报告，公开拿出来念，跟大家说，这小子不地道，“此儿欲踞吾著炉炭上邪！”意思是说，孙权那小子想把我抬到火炉上烤，不要以为孙权是安的什么好心。当然曹操这个话，大家都看得懂，正如曹操自己所说，汉末军阀很多，谁也不敢率先称帝，一旦有人率先称帝，就把所有野心家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全部引到他身上来了。所以翦伯赞说，曹操要把皇袍当衬衫穿在里面，不敢当袍子穿出来。曹操说孙权这个家伙很坏，然后底下这些官员例如陈群这些人都说，确实孙权的话有道理，说了一个大白话、大实话，因为汉朝的天命已经不在了，汉祚已终，而且不是从今天开始没有的，实际上早就没有了。“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孙权在远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宜正大位。复何疑哉！”陈群他们一个劲儿劝曹操称帝，取代汉朝。曹操回答说，若天命在吾，我就做周文王，也不做周武王，我的儿子可以做周武王推翻商朝那样的事情。

　　这段叙事记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不能够不记载，因为孙权跟曹操这一次过招是两人之间很重要的一次。记载完事件以后，司马光希望读到这个故事的人怎么理解呢？司马光生怕后人读歪了，读不到点子上，所以干脆来一段“臣光曰”。大意是说，为什么曹操不敢称帝，不是曹操不想，也不是他完全没有能力，关键是那时候有一种教化、风俗的约束。因为东汉从光武帝建国以来，就特别倡导教化，倡导一种气节，尤其是名义。曹操难道是不想篡汉自立吗？因畏名义而自抑也。名对中国人太重要了，没有这个名，你干不起来这个事。为什么《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起？因为三家分晋就是东周的周威烈王坏了名，本来三个家族，在晋国他们是大夫，按照周朝的礼制，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属于不同的等级。那些大夫就是大夫，不能做诸侯的。周威烈王以天子的名义，任命三家晋国大夫做诸侯，这就把事情办坏了，乱了以往周朝的规矩，也就是没有“礼”了。“礼”，是要有等级秩序的，要讲名分的，礼以器成，器以藏礼，重器不可以示人。那些青铜礼器，不是谁都可以铸造一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就强调了“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这里再次强调曹操是畏于名义而不敢篡汉自立，因为当时汉献帝即使再弱，也没有宣布将帝位传给曹操。在这件事情上，司马光特别希望后来读历史的人能看懂，提醒读者，你不要以为自己有了实权，就可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而对于统治者来说，则不可以轻易将名与器给予他人，否则就是自毁墙脚。

　　我们再举个例子，这就是唐初的玄武门事变，当时李世民通过政变，当了皇帝。这件事情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又遇到了麻烦。因为李世民在《资治通鉴》里面是一个很正面的皇帝，是圣明君主，可是他是通过宫廷政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的。在记载完政变的经过以后，《资治通鉴》接着记载说，李渊接受现实，立李世民做皇太子，下令国家的日常政务都由皇太子来处理，李世民只需要处理完了以后对皇帝报告一声就可以了。

　　立李世民做皇太子这件事情，发生在唐武德九年六月癸亥日。司马光又担心读者会产生混乱，以为抢班夺权搞宫廷政变，只要把权力抢到了手，就可以成为伟大的帝王。如果那样理解，就麻烦了，偏离了司马光主张的礼治原则。但是又不能因为玄武门之变而否定李世民在皇帝任上的丰功伟绩。怎么办呢？于是，司马光就来了一段“臣光曰”，做了三个假设。而这些假设体现了司马光的标准，他的准则就是要维护儒家的嫡长子继承原则，要立嫡以长，这是礼。当时李渊有四个嫡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为正室窦氏所生，其中李元霸早夭。原本李渊确实立了嫡长子李建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早上发生的玄武门事变中，李世民杀掉了其他两个，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给司马光出了一个大大的难题。所以司马光在这一段议论中接连做了三个假设。一是假如唐高祖李渊当初能够推功而立，那么老二李世民功劳大，你立他不就行了吗，那不就可以避免兄弟相争了嘛。二是假如老大李建成能够让贤，自己功劳不如老二，那你就让给老二继承皇位，你自己跑了不就得了吗？三是假如李世民能够谨守礼制，虽然自己功劳很大，地位很高，可是毕竟是老二，皇位继承权还是得让给哥哥，又有什么了不起呢？假如这三个人都各让一步，不就不会有这么一个兄弟阋墙、宫门喋血的悲剧了吗？

　　以上两例是“臣光曰”的文本形态，体现了司马光生怕别人看不懂，直接说明自己叙事意图的良苦用心。

　　第二种特殊形态是“考异”。面对某一件事情的不同记载，如果司马光觉得这个记载不可靠，在编撰《通鉴》时便不予采用。但是，对于自己没有采用的一些说法和记载，司马光要做考异，将不同说法的史料另外编了一部书，这就是三十卷的《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考异》）。在《考异》里，司马光要作判断，说明自己为什么不采用这一段材料，这个材料的问题在哪里，这也是提醒后来的读史者。

　　例如，《考异》里面保留了这样一段记载：唐朝武则天当皇太后的时候，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高调并且果断地处理了几起谋反事件。那时候高宗去世了，中宗也被废掉了，睿宗做个傀儡皇帝，武则天当权，然后就有人起来造反了。在扬州，徐敬业等人起兵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徐敬业的祖父叫徐懋功，又叫徐世勣、李勣，由于历史政治原因，这个人老改姓名。他是瓦岗起义军出身，也就是推翻隋朝统治的一支著名起义军的领袖之一，徐敬业是他的孙子，他的儿子当时已经不在了。徐敬业在扬州会集了一批政治上不得意的人。其中有一个特别有理想、但是总是受挫折的人，叫骆宾王。

　　骆宾王七岁的时候就有远大理想，因为他七岁就写诗吟唱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为什么“曲项向天歌”，因为骆宾王希望他说的话，皇帝也能够听得见，上达天听。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有童子举，七至十三岁的儿童可以参加童子举，如果诗写得好，就可以到皇宫陪皇子们读书。骆宾王很有想法，但是一直仕途不顺，投奔徐敬业后，替他起草了一篇《讨武曌檄》，文章最后喊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豪言壮语，文笔非常好。

　　扬州有人造反了，但是武则天不怕，一个月就把它镇压下去了。这一场扬州谋反事件，同时牵涉了另外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当时资历最老的元老宰相裴炎，当时没有任何人超过他的资历，这是唐高宗去世之前托孤的人，当时唐高宗把中宗李显托付给他，也把武则天托付给他。裴炎在高宗初年就出来做官，资历很老，几十年里一直担任高官，最后官至宰相。还有一个人是程务挺，是军队当中最有实权的人。

　　徐敬业、裴炎、程务挺，这三个人，因为谋反事件，以及可能的“莫须有”理由，都被武则天杀掉了。在这件事之后，唐朝人写的一部野史笔记《唐统纪》中记载了一个场景，武则天当众训斥群臣。就是武则天召集群臣，破口大骂，大意是说：我没有辜负天下，你们知道我来挑这个担子容易吗？武则天说，“朕侍先帝二十余年”，这个先帝是高宗，不是太宗。高宗即位以来二十多年，我一直帮助他打理朝政。意思说说，唐高宗在位总共三十多年，至少有二十多年是我帮助皇帝打理朝政的，各种人事任命，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出台，都是我协助皇帝来批办的。那个时候宫中将我和先皇称为二圣，作为皇后，我是参与议政的。二十多年来，“忧天下至矣”，我简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在还在朝廷做官的所有人，你们的位置大部分都是我安排的，你们的官位都是我任命的，天下安乐，朕长养之，老百姓生活很安定，无疑也有我的功劳。这里我们客观来说，武则天从当皇后到当皇帝将近半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农民反抗官府最少的五十年。武则天又说：“及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朕不爱身而爱百姓。”意思是我挑起这副担子容易吗，我已经六十多岁了。造反的这些人，领头的都出于将相群臣，你们辜负我也太深了。你徐敬业，不要说你这个位置，你爷爷的位置都是我给的。他爷爷李勣从瓦岗起义以来经历隋末到武则天当皇后期间，历经各种政治变故，一次也没有受到冲击。武则天接着说，实话告诉你们，在各位当中，你们要摆老资格的话，有接受遗命的老臣、倔强难制的程度能够超过裴炎的吗？意思是说，现在还在世的各级官员，你们当中如果有想给我摆老资格，有人比裴炎的资格还老吗？有将门贵种、能纠合亡命的水准超过徐敬业的人吗？你再摆家世背景，人家徐敬业的爷爷是从瓦岗寨上走下来。有人在军队当中威望超过程务挺将军的吗？这三个人都被我诛灭了。你们当中如果有人觉得自己能超过这三个人，还想造反，那就造反吧。如果你们中间没人有这个本事，就别自取其辱了，别惹天下人笑话。群臣听了武则天这一番大骂之后，都趴下了不敢仰视，异口同声：“唯太后所使。”

　　历史记录的这个场景，司马光就觉得不符合历史事实，所以他在《考异》里保留下来，他加了一句按语：“恐武后亦不至轻浅如此。今不取。”意思是说，这段话有一点泼妇骂街的味道，没有帝王的威仪，不像是一个帝王之尊的人说出来的。对于这段话，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你们觉得这像武则天说的话吗？这种时候就需要读史的人做出自己的判断。司马光没有将自己不采用的史料完全删废，而是留下来给读史者自己做判断的依凭。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话风恰恰很像武则天说的，“摆什么老资格，摆什么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没有一个人比得过徐敬业，老资格没有一个比得过裴炎。”就是这么横，这也是帝王气势之一，很厉害的。但是司马光不相信。

　　第三种特殊的文本形态是在叙事中提出明确的告诫。就是一些在一般人看来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司马光觉得很重要，偏偏要记载下来。例如，唐朝末年，唐昭宗景福二年三月某日，朝廷任命渝州刺史柳玭担任泸州刺史。这件事情用一句话记载就够了，只不过涉及朝廷的一次人事任免而已。可是这个调动有一点特别，后世读史人可能会想，从渝州刺史调到泸州去当刺史，其中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呢？渝州在重庆，泸州比渝州离长安更远。司马光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他是想用这件事情来告诫后人，也告诫皇帝，这就是“好详名公巨卿兴家败家之故”。这件事实际关系着一个名公巨卿、一个大家族。因为这个柳玭不是一般人，柳玭的父亲是柳仲郢、祖父是柳公绰，叔祖是柳公权，都是一代名臣、士林领袖。柳家几代人到柳玭的时候，这几十年时间里，唐朝经历了什么情况呢？当时官场上政治风气不好，牛李党争，分别以牛僧孺和李德裕为首的两派官僚之间搞权力斗争，团团伙伙，一派上台就打压另一派，导致朝政混乱。党争激烈的时候，很多人就搞政治投机，有的人因为牛党在台上，就拜牛党的领袖做老师。过了几年牛党下台了，李党上台了，又去娶李党成员的女儿做媳妇。不料过了两年，牛党又翻身上来了，于是这样的人就陷入了人生的尴尬境地。这样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杜牧，一个是李商隐，你看看他们两个混的，最后多蹉跎啊。“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你当初就惘然了没有持守。可是这期间，也有的人，譬如柳家，不管谁在台上，一直我按我自己的风格做事，持守家门礼法，最后两派都用他。司马光之所以把这次看似平常的人事变动记载下来，就是要借此向后人推奖柳家的家风。柳家自柳公绰、柳公权以来，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宗。柳玭曾经当过御史大夫，已经是高官了，皇上后来要任命他做宰相，可是他不会巴结人，他也不喜欢在两党之间搞平衡，所以掌权的宦官也讨厌他，因此柳玭长期在外地任职。

　　司马光利用这次人事任免的记载，在叙事中引用柳玭告诫子弟的一段话，其中说：如果一事有失，将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他说我们柳家已经好几代人受到尊重，没有丢人，我们做的事情很到位。对于我们这些门第高的人家，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所以你家族强大，一定要谨慎。“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阅读《资治通鉴》的三个层次

　　《资治通鉴》讲述历史有其自身特殊的文字表述方式和叙事体例，阅读这样一部经典的史学著作，需要相互照应三个层次，即：解读文本，还原事件，探究真相。

　　第一个层次是解读文本。文本的解读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但首先是要认字。也许有人会说，认字不难，不认识的还可以查字典。可是认字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不是说小学生查《新华字典》就叫认字，陈寅恪说过，读书需从识字始，很多时候你认得这个字，或者说这个字也认得你，但是它在整句话或整个段落中的意思，尤其是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你可能根本没有捕捉到。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认完了所有的字，或者说只要查了字典就读得懂所有的书。当然怎么念你可以查拼音，但是要解读文本，读懂每一个字在文本中的确切含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从最基础的层面说，《资治通鉴》的叙事文字中，涉及年代、职官、地理、礼乐等方面的知识，就属于文本解读的任务。当然还有各种典故和史家笔法，只有在广泛阅读古典文献的基础上才能不断积累相关知识，触类旁通。

　　第二个层次是还原事件。事件可以还原，真相不能还原。我说的事件还原，还是文本意义上的。就是要汇集所有材料，将一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梳理清楚。确切地说，是将各种说法或者叙事脉络梳理清楚。解读文本以后，我们要去还原一个事件，这本书记载的这件事情，只是一个说法，好在历史总是有很多蛛丝马迹，还会有各种说法以各种方式留存在不同的点。历史学家的说法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

　　第三个层次是探究真相。我们相信真相只有一个，可是历史上的真相，你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百分百还原，但我们可以探究。历史记录不是事实的再现。历史的绝对真相虽不可得，但是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立场，会带来对事件真相的不同理解。我们相信历史具有真相，而且探求真相的过程能够不断扩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提高问题意识，从而在历史真相的无限隧道中，不断接近真相。

　　学历史的人最喜欢追问“为什么”。我们在读《资治通鉴》的时候，既不可尽信书，也不能不信书，应秉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以质疑的精神，多问几个“为什么”“是那么回事吗”？然后不断扩展阅读面，一步步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来。

　　（本演讲之原稿，收录于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的《太庙国学讲坛〔2013-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