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

　　3月4日，习近平同志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文化文艺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四个坚持”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文艺如何出精品？作者从创作者主体性的发挥、生命体验的深入与拓展、对思想性的自觉追求等角度，与我们分享他的认识和思考。

　　——编  者

　　核心阅读

　　我们的创作者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力，不断在时代经验与人民生活中拓展生命体验，坚持思想探索与艺术创新，才能将更多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人民

　　当谈及“盛唐气象”，我们会想到李白、杜甫、王维等；当谈及“魏晋风度”，我们会想到“竹林七贤”等。正是这些经典作家作品，直接凸显了一个时代的个性与气质。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能否创作出精品乃至创作出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既取决于个人主观努力，也取决于其创作追求与时代精神的契合程度。可以说，精品创作面临着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做出深入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高远的追求

　　其一是“精品”与创作者主体性的关系。创造精品是每一个创作者的追求，要创作出精品，必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创作者个性与主体性。提出“精品”要求，不只是对写什么、怎么写等提出要求，而且是推动创作者克服浮躁心态，推动文艺界克服收视率、点击率、票房至上的创作取向，推动社会各界提高对文艺重要性的认识，在整体上营造重视艺术创新与艺术创造的社会氛围，从而为创作者主体性的充分发挥创造良好条件。在我们这个飞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创作者能否克服浮躁，潜下心来专心致志地创作是关键问题，倡导精品创作可谓恰逢其时。与其追求数量，不如追求质量；与其涉猎众多，不如独擅一技；与其原地徘徊，不如勇敢攀登艺术高峰。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能攀上高峰，但是勇攀高峰的艺术追求却是每个人都应具备：它会带来新的眼界、志趣与勇气。柳青之所以为人敬仰，在于他在《种谷记》之后又写出《创业史》；路遥之所以为人敬重，在于他在《人生》之后又写出《平凡的世界》；陈忠实之所以为人敬佩，在于他在《信任》之后又写出《白鹿原》——他们不仅超越同时代许多人，而且以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自我超越，不断以自己的著作提升文学与精神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创作精品既是社会所需，也应是创作者的自我要求与自我期许。近年来，吉狄马加《马雅可夫斯基》等长诗，让我们看到创作者如何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性，进而成就艺术上的精品。

　　丰富的体验

　　其二是“精品”与生命体验的关系。优秀文艺作品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来自创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及其“对象化”。也就是说，创作者在每一部优秀文艺作品中都注入了自己的生命、情感与心血，也正是由于这种投入，作品呈现的不是纯然客观的物理世界，而是有主观色彩的艺术世界，其中蕴含着创作者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价值观念与审美体验。

　　我们强调优秀文艺作品与生命体验的关系，并不是将这种关系神秘化，而是将创作者从固有的生命体验中解放出来，鼓励创作者不断拓展生命体验，将更多的时代经验纳入其中。每一个个体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其生命体验必定受到个体的局限；当时代变化超出个人熟悉的经验与想象，我们如果不能打开生命体验的边界，便只能抱残守缺，无从理解和展现这个时代。比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科技已经或正在取得突破，这将会极大影响人类社会进程；伴随中国进入新时代，近代以来所形成的“落后—追赶”意识也正在发生改变，并逐渐改变着我们每个人的思维习惯、情感结构与生活方式；伴随城镇化进程推进，“乡土中国”也正在转变……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这些新现象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经验，这些新经验同时也是中国的新经验、时代的新经验、人类的新经验。如果我们不能将这些新经验纳入生命体验范围，而只是固守个体体验，那我们的生命体验便是单薄狭隘的。我们的创作者如果不能从时代、环境中汲取营养，进而丰富自己的生命体验，艺术创作之树便难以根深叶茂。令人欣喜的是，从陈彦《装台》等近年新涌现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作家不断拓展个人生命体验、捕捉时代经验的努力。

　　透彻的思考

　　其三是“精品”与思想探索的关系。所谓精品应该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之作。其中，“思想精深”是指想得深、想得透，可以为读者观察世界提供一种有益的角度。比如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切入世界的独特视角。他们的思想从哪里来？从他们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思考而来，是思想观念和社会现实碰撞的结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处在俄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年代，新思想层出不穷，在那样的时代一个人该如何生存、一个国家该往哪里走，这是他们思考的中心命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不同思想之间的交锋，构成他们著作的思想根基，推动其作品成为令世人仰望的高峰。

　　过去曾有作家将“感觉”与“思想”对立起来，放弃思想的深度、追求感觉的新奇，现在有的作家笔下也是有细节、有故事、无思想。我们需要将感觉凝结为思考，将思考提炼成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转型时期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才能讲好新的中国故事。我们有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有城乡结构的现实处境，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下，一个中国“乡下人进城”的故事自然不同于西方同类故事，较之而言内涵也更丰富、人物内心历程也更曲折。我们应当抓住类似题材深入挖掘，这就尤其需要创作者思想的敏锐与思考的能力。

　　有根的创造

　　其四是“精品”与艺术创新的关系。艺术创新不一定能够创作出精品，但创作精品一定离不开艺术创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创作者热衷于创新，但大多只是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上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来自表达的“刚需”，即现有的艺术方法与艺术形式已经无法表现创作者要表达的内容，创作者在表达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与方法。契诃夫的戏剧是这样、鲁迅的《野草》是这样，许多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也是这样。

　　我们一些作家的创新其实只是借鉴，上世纪80年代主要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当提倡讲好中国故事时转而借鉴中国古典文学。借鉴在一定时间内可以起到自我学习、自我更新的作用，但仅仅是借鉴并不能真正切入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与心灵。“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只有从生活出发、从丰富复杂的生命体验出发，才有艺术创新的动力，才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在这方面，李敬泽《会饮记》等当代散文集，就展现了自由灵动的艺术创新以及对“人民与美”的追求如何转化成了艺术精品。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提出“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号召。我们的创作者只有充分发挥主体性与创造力，不断在时代经验与人民生活中拓展生命体验，坚持思想探索与艺术创新，才能将更多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