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瑛在家中书房。本报记者 付小悦摄/光明图片

【追思】

　　16岁时，作为一名中学生，他写下最初的诗歌：“请收留我风尘仆仆的肩膀吧／我来到这里，想听你为我讲／一个民族的故事／一个家国的故事。”

　　92岁时，他写下人生最后一组诗行：“你在寻找什么／我在寻找我年轻时的一个梦”“你在寻找什么／我在寻找为歌唱祖国写得一首诗的／一个最恰切、最动人、最美的词语”。

　　这是一位曾无数次穿越过炮火与硝烟的战地记者，一位视诗歌为生命的杰出诗人，一位始终把自己与祖国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

　　2019年3月28日凌晨，著名诗人李瑛与世长辞，享年92岁，“诗坛常青树”最后一片绿叶凋零。斯人已逝，而他的《一月的哀思》《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比一滴水更年轻》等无数诗篇仍在流传，他对祖国、对人民、对艺术无尽的忠诚与热情，永远鼓舞、启示着后来者。

一位坚强的战士

　　李瑛的半生，处在时代动荡之中。10岁之前，在河北农村过着穷苦的生活；11岁时，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成为沦陷区；16岁时，他和同学共同出版诗歌合集《石城底青苗》。他的诗引起日本人的警惕，学校开除了他。

　　抗战胜利那年，他考进北大。名师云集的北大生活使他发现了一个新世界，也为他诗歌中的儒雅之气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解放战争开始，他参加进步组织，入了党。“把解放区的作品偷偷带进来，找地下印刷厂，买通工人，半夜排字印刷……”他的诗《歌》，就诞生于北平学生运动高潮中。

　　告别北大红楼，他参加第四野战军作为随军记者南下，解放武汉，解放广州……后来，他又屡次上前线。在朝鲜战场，他写下诗集《战场上的节日》；在东海前线的工事里，他写下《寄自海防前线的诗》；在广西十万大山的哨所中，他写下《红花满山》。“他在硝烟尚未散去的疆土上几乎是第一次从精致细腻的向度，发现并审视被战云遮蔽的美感的时空。”谢冕这样评价他的战地诗篇。

　　他曾向本报记者讲起一件往事。1979年3月的老山前线，有一个战士是学地质的大学生，在前线捡到块沉甸甸的木化石，珍重地背在行囊中，执行任务前，交给李瑛保管。战士再也没回来。木化石一直珍藏在李瑛书柜中，抬眼即见。“战友们深情的向往仍萦绕在我耳际，刻在我的情感中，渗透在我的诗里，告诉我什么是尊严，什么是人性，告诉我建设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

　　听到李瑛逝世的消息，同为军旅诗人的刘立云在朋友圈写下如诗话语：“我的前辈，我敬若神明的军队诗人。我这几十年以诗歌为职业，以诗歌为生，就因为我坐着的那把椅子，是他坐过的。”

一位深情的诗人

　　“一个真正的诗人即使到了晚年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也应该是个新鲜的世界，这样，灵感的源泉才永远不会枯竭。李瑛就是这样的人。”诗人屠岸生前曾如是说。

　　的确，在诗的探索中，李瑛一直在前进，晚年更达到新的高峰。70多年创作生涯，李瑛出版诗集和诗论集60余种，创作诗歌一千多首，绝大部分收入洋洋十四卷本《李瑛诗文总集》。诗是他的语言，是他与世界对话的日常工具。“我不善言辞和交际，一生心怀恬淡，安于孤寂。”“如果读者想了解我，就请到我的诗中去寻找和认识我的性格、人品、禀赋、情趣，乃至我的全部生命吧”。

　　他用诗抒写对祖国和人民的爱。周总理去世，他写下名篇《一月的哀思》，发表在《光明日报》，选入教科书，进入文学史，传颂至今；新中国五十年，他写下长诗《我的中国》；非典时期，他写下《2003：北京，从春天到夏天》；他一生对党忠诚，写下《一部词典对于共产党人的诠释》。西部大开发号角吹响时，他不顾高龄，遍访西部各省区，从内蒙古牧场到西南边陲，从天山雪岭到黄土高原，创作了三四百首诗歌。比如，那首苍郁顿挫的《我的另一个祖国》：“我的艰辛中成长的祖国呵！”

　　不仅仅是宏大命题，他更用短诗写生活之思，自然之美，呈现一位敏感诗人与世间万物的心灵对话。《两棵银杏的爱情》《一盏灯和一颗露珠对世界的认识》《和一只瓢虫的对话》《今秋的最后一个细节》《和一颗牙齿告别》……他曾说：“过去，我写过一些长诗，但使我钟情和倾心的还是短诗。短诗写好更为不易，因为它要求高度概括、提炼和凝缩，篇制短却新鲜、精粹而深刻，有巨大的表现力和容量，有内在的韵律和节奏，在限制中获得自由。”

　　他的诗有独特的美学品格。“李瑛早年的诗歌是中国‘艺术诗歌’的杰出代表。在接近晚年时创作又达到一个高度，他的诗呈现出一种博大、厚重与恢宏之气。”诗人郁葱如是说。

　　他坚信时代和生活哺育着诗歌。“我始终执着于直接参与社会生活，实现真正的写作。我一直认为，只有有血有肉有汗有泪的地方，才是产生深度的美的作品的地方，才是产生真诗的地方”。

一位可敬的长者

　　几乎所有与李瑛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淳朴厚道、谦逊平和。

　　李瑛曾在《解放军文艺》杂志当诗歌编辑几十年，编发过朱德、陈毅的作品，肖华的《长征组歌》等。凡是给他寄信、寄稿、寄书的，一律亲笔回信，不管是天涯海角、贫困山村。

　　即使名满天下、年事已高，他对读者始终诚恳。几乎在每部作品的前言、后记中，他都说到读者。“亲爱的读者，这本书中的一切都属于你。”“亲爱的读者，这里，让我把这本诗集作为心灵礼物送给你。”

　　李瑛去世后，许多人深情回忆他对后辈的竭力扶持。诗人王久辛说，多年前他在原兰州军区文化部组织“大西北军旅诗赛”，冒昧写信邀请李瑛担任评委会主任，很快收到答复，还主动为普通士兵的诗歌写了六七千字述评，令他感动不已。

　　李瑛一生简朴。李瑛女儿李小雨生前曾著文写父亲之“顽固”：一个人造革手提箱用了多年，怕丢，提把上拴条红绸子，成为一道风景。李瑛惜纸如金，总把用过的旧台历用线绳穿起来做本子，在背面写诗。收到过李瑛稿件的编辑，都知道他的习惯，信封、复印纸都是用过的纸张，在背面重复利用。

　　他，以诗穿越历史，又创造了历史；以生命写诗，诗歌，也有了生命。

　　【链接】李瑛与光明日报的70年情缘  

　　从1949年到2018年，近70年间李瑛在《光明日报》发表80余组数百篇诗作，是光明日报当之无愧的老作者、老读者、老朋友。

　　1949年李瑛以新华社部队总分社记者身份随军南下，写下《解放一日后的广州》，刊发于1949年10月18日的《光明日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李瑛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回忆当年南下情景：“1949年10月1日，我和战友们正在粤北大山冒雨行军，目标是十月中旬解放广州。我们并不知道，此时此刻，在几千里外的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所发生的惊天动地的事情。”历史与现实，国家、个人与一份报纸，这些元素奇妙地交汇，令记者感慨至深。

　　此篇通讯是李瑛和本报70年来编写往来深厚情谊的开始。此后，李瑛以诗人身份，在《光明日报》刊发多篇作品。70年代末期以来，李瑛创作进入井喷期。1977年1月7日，周总理去世一周年之际，本报以整版篇幅刊发长诗《一月的哀思》。

　　时代之思，家国之情，自然之美，李瑛创作的一切特点、线索都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诗作中找到范文。以下仅为随意列举的篇目名称：《花的情思——寄边防》《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一组抒情诗，献给中国南极科学考察队的同志们和祖国豪迈事业的英雄创造者》《和平是一棵树》《寻找一座城——为唐山地震二十年作》《放在长城上的一束野菊花——献给第四十个十月的共和国》等。

　　2007年，本报创办《作品》副刊，李瑛以耄耋高龄第一时间表示热情支持。《声音》《海螺及回忆》《一束花，献给我尊敬的长者》《我的诗的诞生》，直至去年春天在本报发表的最后一组诗作《窗外的世界》，显示了李瑛晚年时期鲜明的美学风格：以短诗为主，隽永凝练，兼具感性与智性。尤让人唏嘘的是，李瑛近年连续遭遇妻子、女儿相继去世的沉重打击。他将生命的巨大悲恸蘸着泪水写进诗行，《怀念——写给我逝去的娟》《挽歌：哭小雨》极为动人，又饱含生命的韧性，让人敬佩。

　　李瑛晚年作品，常常写到春天，《春歌五章》《迎接春的汛涨》《春天三章》《春天的故事》等。他写春的汛涨，写呼啸掘进的根须，写和春天一起发芽的爬山虎，写解冻的黄河，写勇敢的小蜜蜂、啼鸣的布谷和斑鸠，一位长居斗室的老人，用这许多蓬勃的意象和生命，宣告“春天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这是一位认真又谦和的老人。直到80多岁高龄，送来的稿件仍是手写，近几年因手抖得厉害，才改为打印稿，但必会随稿件附上手写信函，信函清清爽爽工整娟秀，但细看笔画是颤抖的，曲曲折折。2015年初，李瑛女儿、诗人李小雨去世，本报依惯例刊发短讯，没过多久，记者收到李瑛的信，说从报上读到，特地感谢光明日报与记者。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恸中，仍如此周到有礼，记者捧读信函，感动不已。

　　2017年初，李瑛先生送来一本新书，信中写道：“送去一本刚刚出版的小书，它也许是我学诗七八十年所印诗集的最后一本书了，请教正、存念。”那本书的题目是：《诗使我变成孩子》。2019年春节前夕，本报记者与李瑛先生最后一次通电话，先生谈到的仍是诗的艺术。

　　诗人，返璞归真，诗人，永远有光。

　　（本报记者 付小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