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及其儿子汤仁泽主编 比85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多出600万字

汤志钧

汤仁泽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梁启超全集》终于出版了。”1月19日，在 “启蒙先驱文化巨擘——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暨《梁启超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编者之一的汤仁泽感慨，从1982年立项到2018年面世，经过36年的漫长编辑，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项工作没有一分钱赞助，成为他和父亲、著名近代史学家汤志钧二人孤独的事业。

　　共计1500万字

　　堪称最全的《梁启超全集》

　　《全集》是迄今为止梁氏论著的集大成之作，收录了梁启超中举前至去世，即1889年以前至1929年所见的梁启超全部著述，分为论著、演说、诗文、译文、函电五大类，共20辑，每类以时间排序，另附全集篇目索引及相关资料。据介绍，《梁启超全集》约1500万字，比1936年整理出版的850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内容更为丰富。

　　《全集》所收或录自手稿，或录自梁启超手订、手校的较早出版品，或录自最早刊载其著作的书籍报刊，特别是近年来陆续发现的梁氏佚文、信件等，如“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等，为此前的梁氏各版本文集中从所未见，呈现了梁启超著述的原貌。此外，《全集》主编、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汤志钧父子对内容进行了精当整理、校勘、标点，并对许多没有明确撰写时间的文章进行了考证。“这是最全的一部梁启超文集。汤志钧以及汤公子，从梁启超发表的刊物，从《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以及以后的各种报纸刊物上一篇一篇把梁启超的文章搜集起来进行校订核对。”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表示。近期，在北京举办的座谈会上，《梁启超全集》以“收录之全、编排之当、点校之精”受到学界赞赏。

　　历经36年编纂

　　成汤氏父子孤独的事业

　　汤志钧192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祖上庄存与先生是清代今文经学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因为家学渊源，他自幼接受传统的经学训练，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史学大家。由经学而入史学，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很早便出版了《戊戌变法史论》《戊戌变法简史》《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等多部论著，成为戊戌变法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还编著了《章太炎年谱长编》《章太炎政论选集》。汤仁泽1951年生，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著有《话说中国·枪炮轰鸣下的尊严》《经世悲欢：崇厚传》等。

　　1982年，《梁启超全集》被列为国务院批准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中的一种，由中华书局具体承办，中华书局将编纂全集的重任委托给汤志钧。接受编辑任务后，汤志钧组织人力，搜集资料，标点校核，刚大学毕业的汤仁泽也在此时参与进来。到1988年，完成了全书约四分之一，后因领导换届等多方面原因而中辍。此后，天津古籍出版社接力，欲出版《全集》，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编纂《全集》最终成为汤氏父子两人孤独的事业。

　　此时，汤志钧早已功成名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这件工作，而正当壮年的汤仁泽却不得不在职称和《全集》中作取舍。他不忍看着年老体弱的父亲独自坚守而不顾，毅然选择帮助父亲完成宏愿。因而，直到退休，他仍是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汤仁泽说，“这些年，我有专著出版，每年也都有论文发表，但长时间的编纂《全集》，势必占用宝贵的写作时光，不能写作、发表更多的学术论文，晋升就会受影响。在写作或编纂中选择，前者无疑更有益，但我别无选择，因为父亲年老体弱，我不能袖手旁观。在职称和《全集》之间，我选择了后者，认为意义或许更大些。在新书座谈会上，《全集》得到各界一致认可和赞赏，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3版序言

　　出版《全集》的3道难关

　　《梁启超全集》的开篇，写有三版序言，分别是汤志钧先生写于1983年、2011年和2017年。三个序言也足以证明了《全集》编辑工作的艰苦。

　　首先是编辑体例关。在1983年的序言中，汤志钧先生提到了当时编辑过程中的困难：首先是编辑体例按照类别编还是按照时间编？考虑到近代中国发展迅速，时代巨轮不断前进，一个人的思想也时有变化，需要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加以科学的分析。最终他们决定：如有手稿，按照手稿；如系发表在当时报刊的，录自报刊；如有多处刊载的，则经互校后选择较好的作为底本；如已编印成书的，则录用最早版本。一律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让读者看到梁启超的思想演变迹象。

　　此外，由于梁启超文章范围广、篇幅大、类别多，最终，《全集》分为政论、学术、演讲（包括谈话）、诗文（包括小说、译文）、函电五类，每类再按时间先后排序，以比较全面地反映梁启超的思想发展历程和学术研究成就。

　　其次是出版单位关。2011年的序言中，汤志钧先生谈到《全集》编辑工作几经周折，“到2008年有所改进，编辑体例较前略有调整，出版单位也由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于出版社的变更，使得直到21世纪初，出版工作才得以继续进行。“幸由承载同志妥善保存原稿，未曾散失。”汤志钧写道。

　　再者是痛失亲人关。2017年，《全集》正式出版前夕，汤志钧先生的第三版序言格外简短，除了感谢三十年来对《全集》大力支持的单位之外，汤志钧先生提到了他的妻子：最后不会忘怀的是我妻郁慕云，数十年来悉心照料生活，无私支持奉献，却未能看到《全集》出版，于2015年9月1日与世长辞。我们共同生活了六十七年，为搜集资料伴我赴日本和中国的港澳等地奔波。每当想起她对我工作的支持和付出，伤感难忍，“唯有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了。《全集》的出版，也许是对她最好的告慰吧！

　　长期零资助

　　“辛劳其中，也欢乐其中”

　　30多年间，他们曾在“一分钱课题费都没有”的情况下坚持编辑多年，汤仁泽自己曾在一台缝纫机上校稿多年。2014年下半年，《梁启超全集》才终于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走出了数十年没有资助的困境。因此，汤仁泽在19日的座谈会发言中，特意感谢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还有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

　　据汤仁泽介绍，30年的编著工作，父子俩的分工大致是：父亲汤志钧开出梁启超著作和文章的名单，汤仁泽去图书馆寻找、复印，再共同标点、校勘，汤仁泽标校完后由父亲审稿。

　　对于汤氏父子而言，他们未曾怀疑过自己正在做的事。“虽说一千数百万字的校对工作确实繁重，但我辛劳其中，也欢乐其中。”汤仁泽说，与父亲一同努力、出版《梁启超全集》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滋养：“梁启超曾告诫青年学子说：‘青年诸君啊！须知学问的殖民地丰富得很，到处可以容你做哥伦布，只看你有无志气有无耐性罢了。’此语同样可以用于梁启超及其思想的研究。虽然自己已不再年轻，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完成。如今，仍在继续搜集和整理梁启超的文稿、诗词、信札等，还有更多值得研究的课题在等待着自己。”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  统筹/刘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