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学森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堪称当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　钱学森同志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是一位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杰出科学家。

　　■　钱学森同志高度关注人才队伍建设，造就了一大批堪当历史重任的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　钱学森同志不仅以自己严谨的科学精神为人类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高尚品质。

　　 飞雪送大师，举国祭英灵

　　2009年10月31日清晨，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同志，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离开了他为之不懈奋斗的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事业。

　　巨星陨落，天地同悲。漫天飘落的洁白雪花，犹如绵绵不绝的哀思，寄托着人们对一代科学泰斗的无尽怀念。从大漠戈壁的发射场到茫茫草原的兵器城，从崇山峻岭的风洞群到远涉大洋的测量船，从天山脚下的试验基地到黄河之畔的测控中心……总装备部广大科技人员和干部战士满怀敬仰和惜别之情，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的丰功伟绩，深情追思钱学森同志的高风亮节。

　　钱学森同志是我国国防科技战线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曾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为新中国航天事业和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做出了历史性贡献。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钱学森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学习的一生，是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德馨品高的大家风范，永远是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战线学习的光辉榜样。

　　在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非凡历程中，钱学森得到了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和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毛泽东同志十分关怀钱学森，对他的归国亲自过问，多次与他亲切交谈，征询新中国科技发展大计。邓小平同志深情指出，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些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江泽民同志多次听取钱学森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意见建议，并号召向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学习，学习他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年过九旬的钱学森关爱备至。2008年初，胡锦涛同志亲自来到钱学森家中，送上花篮，热情问候，高度赞扬他的科学建树和为“两弹一星”事业立下的卓越功勋。胡锦涛同志特别强调，钱学森同志的系统工程理论，提出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不仅是钱学森同志的光荣，也是总装备部全体官兵乃至所有科技工作者的光荣。

　　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必将更加激起我们对老一辈国防科技战线科学家的崇敬之情，更加认清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更加坚定推进武器装备建设科学发展的坚强决心。

　　 赤诚的爱国情怀 坚定的理想信念

　　钱学森同志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崇高信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的高度忠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情，堪称当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钱学森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早在1935年赴美国留学之前，他就立下学成必归、报效祖国的誓言。他曾说，我是中国人，我到美国去，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为自己的祖国服务。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1950年夏，为了顺利返回祖国，他向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回国探亲，但临行前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捕，遭受无理羁留达5年之久。他不屈不挠、顽强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下，经过我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和国际友人的热心援助，冲破重重阻力，于1955年10月回到祖国，并立即投入到新中国建设的热潮中。钱学森始终坚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在科技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有人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他坚定地回答：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这种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激励着他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起，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意图，打破外国技术封锁，克服种种困难，在较短时间内铸就了“两弹一星”的历史丰碑，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重大贡献。钱学森自觉将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几十年来，他始终把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钱学森对中国共产党高度忠诚。无论是国家处在顺利发展时期，还是遭遇暂时波折和困难，他始终对党高度信赖。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遇到经济困难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几千元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小组长，以表达与党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之情。“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周恩来等老一代革命家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排除各种干扰，一心致力于国防科技事业。钱学森对党的感情无比真挚。他曾说，这一辈子有过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其中，一次是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一次是中组部把他和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一起，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时，“心情激动极了”。钱学森的这两次激动，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热爱和忠诚。1991年10月，他获得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时，激动地说，我个人仅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党、人民和我们的祖国。

　　钱学森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阅读了《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回国后，他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刻苦研读《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改革开放以来，他坚持与时俱进，特别注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刻苦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紧密联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科学和理论研究工作，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许多创见。他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全部科学、理论都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钱学森把一个科学家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一名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取得震惊世界的科学成就的同时，达到了超乎常人的人生境界。

　　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自觉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就要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带头践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本色和作风；就要始终以推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跨越发展为崇高使命，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个人选择与党的需要、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为实现富国强军的宏伟目标不懈奋斗。

　　 非凡的创新精神 严谨的科学态度

　　钱学森同志始终站在世界科技前沿，以自己的远见卓识，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谋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问题，以渊博知识和超凡智慧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作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是一位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杰出科学家。

　　钱学森视野开阔，思维超前，善于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和要求，通过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引领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他就意识到导弹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回国后不久，在周恩来总理鼓励和支持下，他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在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1967）时，他担任综合组组长，主持起草建立喷气和火箭技术项目的报告书，为推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业、农业、国防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主持制定的《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科学规划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他向中央提出的我国人造卫星研究计划及卫星发展的“三步曲”，描绘了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宏伟蓝图。

　　钱学森锐意进取，善于开拓，组织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推动了我国国防科学技术迅猛发展。1956年10月，他受命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建起一支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攻克掌握一批国防科技关键技术。1960年2月，他指导设计的我国第一枚液体探空火箭发射成功。同年11月，他协助聂荣臻成功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1964年6月，他作为发射场最高技术负责人，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一起组织指挥了我国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试验。1966年10月，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了我国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把国防现代化建设向前推进了一大步。1970年4月，他牵头组织实施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成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钱学森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全身心投入国防科学技术领导工作，参与组织实施我国导弹航天技术领域重大型号研制和发射试验，并开始从更高层次思考其他领域诸多重大科学和技术问题，提出了许多创新、超前的思想。

　　钱学森尊重规律，科学求实，模范实践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科研试验方针，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一贯倡导，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严格坚持“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在科研试验管理中，他提出的“把故障消灭在地面”原则，已成为几代航天人研制、试验工作的行为规范。在科学工作中，他积极倡导科学民主和学术民主，努力营造和谐的科研环境，有效地发挥了集体智慧，激发了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热情，成为尖端科技发展的优良传统。在科研试验中，他经常深入一线，在工地、试验场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大小小的技术问题在他的《工作手册》中都有详细记录，这种严谨细致的科研作风，堪称国防科技战线的典范。

　　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就要像他那样具有宽阔的战略视野和前瞻的战略思维，加强顶层设计，搞好长远规划，使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更好地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需要；就要具有勇攀科技高峰的创新精神，牢固树立敢为人先、敢于超越的雄心壮志，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制约发展瓶颈，尽快在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坚定不移地走以自主创新为主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发展道路；就要坚持把胡主席“精心组织、精心指挥、精心实施，确保万无一失、确保成功”要求作为根本遵循，把确保圆满成功作为最高标准，依靠科学、尊重规律，严慎细实、精益求精，以科学精神和求实作风努力创造一流业绩。

　　 强烈的爱才意识 博大的育才胸襟

　　钱学森同志高度关注人才队伍建设，始终把培养人才、扶植人才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大力倡导培养科技帅才和将才，造就了一大批堪当历史重任的一流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钱学森始终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人才培养。他曾经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建议，深刻阐述培养我国科技帅才和将才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具体提出了培养途径和方法。他坚决落实中央科教兴国和科技强军战略，十分重视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对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学科专业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适应未来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需要，他较早提出要尽快提高我军指挥员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批博士军长和博士师长。1985年以来，他还多次与有关部门讨论人才培养问题，提出“现在要培养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2007年，96岁高龄的钱学森通过助手表达他“成天思考”、“念念不忘”、“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他说：“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要办好。”最近几年，钱学森多次对前去看望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讲，一定要重视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的培养。这些，充分体现了他对当代科技发展大势的敏锐把握，充分体现了他对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深谋远虑。

　　钱学森对扶植年轻一代充满热情。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要靠老的，但更重要的要靠年轻人，要靠他们敢想，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够发展。”在中国导弹事业起步初期，专业人才匮乏，他既当领导，又当老师。在火箭、导弹研究院成立当天，他就为新分配来的100多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几十年持之以恒，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后来成为我国航天技术领域的栋梁之才。他们深情地回忆说，从未见过像钱老那样热心培养年轻人的大科学家。为了使我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尽快赶上世界步伐，钱学森殚精竭虑，倾其所学，积极筹建研究机构，亲自拟定学科教材，为新中国第一代空气动力研究人才的成长付出了大量心血。钱学森还倡导设立了“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鼓励和支持青年科技人才特别是尖子人才脱颖而出，培养造就了一批优秀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钱学森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寻。钱学森是“千里马”，更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1964年，我国第一枚中近程地地导弹发射试验时，出现了射程不够的重大技术问题，当时研制队伍中最年轻的王永志，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解决办法，得到了钱学森的充分肯定和采纳，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钱学森发现了王永志领异标新的科学资质，不断给予培养和鼓励，又积极推荐他担任新型导弹的总设计师。后来，王永志成长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一任总设计师。正是由于钱学森求贤若渴的宽广胸襟，一批像王永志一样的青年才俊，很快走上关键岗位，成为国防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为了国防科技事业后继有人，保证年轻一代尽早担当重任，钱学森甘居幕后。在制订第二代战略导弹研制计划时，他提出由第二代人挂帅当总设计师。1981年，他又恳请组织上免去他国防科委副主任职务，并推荐了可以接班的人选，给年轻人尽快成长创造条件。钱学森这种甘当人梯、举贤荐能的崇高境界，充分展现了一代科学巨匠的博大胸怀。

　　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就要像他那样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把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作为义不容辞的崇高使命，不断增强推进人才战略工程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就要坚持依靠伟大事业凝聚人才，依托实践平台锤炼人才，完善制度机制保障人才，采取超常举措催生人才，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具有一流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就要大力营造“四个尊重”的良好氛围，千方百计排忧解难，倾尽全力悉心帮助，促进人才快速成长，脱颖而出，确保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事业后继有人、持续发展。

　　 卓然的大家风范 高尚的人格魅力

　　钱学森同志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在他心中，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他不仅以自己严谨的科学精神为人类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更以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科学家的高尚品质。

　　钱学森襟怀坦荡，光明磊落。他一生成就卓著，荣誉无数，但始终以淡定之心，坦然面对。他为人处事有自己的原则，坚持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兼任荣誉性职务。有人把在他指导下发表的论文署上他的名字，他很郑重地给作者回信说：“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作者中是不对的，我决不同意，这不是什么客气，科学论文只能署干实活的人。这是科学论文的惯例，好学风，我们务必遵守！至要，至要！！！”钱学森的传奇经历和大师风范为世人敬仰，许多著名作家、记者要为他著书立传，他都严辞拒绝。当经中央批准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把他列入编写条目时，他不再坚持己见，而是服从组织决定，但明确提出，写传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而要实事求是，反映一个时代，我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

　　钱学森淡泊名利，品行高洁。他一生有三个“不在意”：一是对“官”不在意，他长期担任要职，但始终把自己当作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二是对“钱”不在意，他常说我姓钱，但不爱钱；三是对“名”不在意，他认为科技人员要钻进科学世界，注重研究学问，不要为名所累。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多次主动要求降低待遇。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他一直居住在一座普通的公寓单元房，组织上几次要给他调换，每次他都婉言谢绝。1958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一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并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稿酬加上奖金共计1.15万元。这1.15万元被他悉数捐出，用于给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的学生买学习用具。多年来，他还一直牵挂着西部地区的发展，曾把自己获得的数百万元巨额奖金捐献出来，用于沙漠环境的治理。聂荣臻元帅曾高度评价他：“总是艰苦奋斗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钱学森虚怀若谷，行为世范。他年轻时不迷信权威，成为权威后不自恃为高。他说过：“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在任何新的领域，我们都是小学生。”1964年，有一位远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的年轻人给他写信，指出他的一篇论文中有一处错误。钱学森虚心接受，亲笔回信表示感谢，并建议这位年轻人把意见写成文章，由他推荐给专业刊物公开发表。钱学森的科学成就举世瞩目，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严谨谦逊。他一贯反对别人称他为“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人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深切缅怀钱学森同志，就要像他那样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维护大局，清正廉洁、知荣明耻，始终保持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就要积极进取、甘于奉献，一心扑在事业上，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就要戒骄戒躁、永不懈怠，在成绩面前不居功，在荣誉面前不自傲，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和昂扬斗志。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一个科学家取得的成就可能会被后人超越，但他的科学精神却永远不会过时。钱学森同志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为祖国的富强、民族的振兴、人民的幸福所付出的智慧和心血，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为广大科技工作者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党和人民不会忘记。我们总装全体官兵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革命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推进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