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近年来，有的人把胡适捧上神坛，称之为“谦谦君子”，甚至树立为偶像和标杆。笔者经考证发现：胡适人品低下，既伤害家人又祸害朋友，对被捕进步学生非但缺少同情，反而替军阀开脱；胡适学问平平,章太炎、唐德刚、钱穆等学问大家皆评价胡适“没有根”、“不是个读书人”；胡适丧失民族气节，贬低、诋毁中华文化，宣扬、贩卖西方文化，甘当文化买办；胡适对中国的抗战基本没作出应有贡献，出使美国4年，不愿担当宣传抗战、支援抗战的责任和使命；胡适胸怀狭隘，自封文化艺术界第一，对于比他水平更高的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为人苛刻；胡适奉行西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机会主义，坚决反对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革命，就连蒋介石都说“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总之，我们对胡适的评价要实事求是，既要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贡献的一面，更要看到他民国文人兼政客、文化买办的一面。

　　胡适，民国文人兼政客，新中国成立后曾遭到批判，但这主要是政治上的批判。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平和地说：“胡适这个人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这一评价的本身，也是十分实事求是的。

　　改革开放后，胡适却声名鹊起，被一些人捧上了神坛，简直奉若神明。比如，有人说，“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做君子？若求答案，毫无疑问，胡适是一个标杆。还有人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更有人大赞：“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1] 类似的赞美还有很多。

　　肯定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笔者完全赞成，本文所讲的是胡适的另一面，恰恰是一些人为了故意抬高胡适而刻意忽视或遗忘的。

　　一、关于胡适的人品

　　1904年春天，胡适告别母亲和家乡，跟随他的三哥到上海去求学，在上海一直待到1910年。其间，胡适结识了一个名叫何德梅(Ottomeir)的德国人，跟着何德梅等一班酒肉朋友鬼混，把吃喝嫖赌一套堕落行径全都学会了。种种情况，在胡适自己的日记里也有所反映：“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据现存的59天版本《藏晖室日记》（己酉年十二月十四日——1910年1月24日，迄庚戌年二月十三日——1910年3月23日）粗略统计，有明确记载的：打牌15次，喝酒17次，进戏园、捧戏子11次、逛窑子嫖妓女10次，共计53次。有时日记上写着“连日打牌”，有时牌局“至天明始终”，比如：7月13日：打牌；7月14日：打牌；7月15日：打牌；7月16日：自省——“你怎么能如此堕落！先前订下的学习计划你都忘了吗？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反省了一天，然后接着打。7月17日：打牌；7月18日：打牌……有时在这家妓院出来，又进另一家妓院，妓院关门睡觉了，甚至“敲门而入”。[2] 还发生过因喝酒滋事斗殴，打伤警察而被拘押的糗事。

　　在以后的岁月里，有人说胡适已经浪子回头，把吃喝嫖赌的毛病改了。其实不然，1911年胡适赴美留学，依然逛窑子嫖洋妓；从美国回国后还是继续逛窑子嫖妓，甚至拉着徐志摩一起去。此事徐志摩有记载。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在写给妻子陆小曼的信中讲：“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3]

　　胡适一生最自豪的就是为人师表。可以想象，这个人白天在课堂上谆谆教导学生要如何学习文化知识、仁义道德，如何学习杜威的实用主义；而到了晚上则将书本一丢，跑进花街柳巷里厮混了。这样的品行还配叫作君子么，还配为人师表么，还配称为教授么?

　　1933年发生的“大同盟会”纠纷和杨铨被杀案，也可以帮助人们判断胡适的人品。

　　杨铨（1893~1933），号杏佛，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早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1925年随孙中山先生北上，任秘书；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民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有学历、有阅历、有血性的爱国人物。他与胡适都是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生，当时与任鸿隽、梅光迪并称“四俊”。

　　杨杏佛的妻子赵志道，性格泼辣，为杨所惧，曾在杨工作的学校门口公然用脚踹踢杨杏佛。杨杏佛受不了，遂与赵志道离婚。此后，杨杏佛与一位有夫之妇——财政部司长秦汾的夫人来往频繁。结果被胡适捕风捉影，大肆宣扬，并以此取乐，这同时伤害了秦汾夫妇和杨杏佛三人。被杨杏佛怒斥后，胡适还嘲弄杨杏佛开不起玩笑。

　　导致杨杏佛被暗杀的，是“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会”这个社会组织，但胡适也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1932年12年，“大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其主要宗旨是“抗日救国”，其政治立场为亲苏、反蒋、抗日，同情中共，属中国国民党左翼。“大同盟会”认为，要改变旧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和平推动，二是流血革命，他们选择的是第一种。为了让蒋介石南京政府降低敌意，该“大同盟会”反复声明自己是非政党组织，但蒋介石的屠刀早就瞄准了这个组织。

　　1933年1月初，杨杏佛前往北平组建分会，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自然是北平分会之骨干。但杨杏佛没料到，胡适的加入非但没有加强该“大同盟会”的力量，反而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害。

　　3月8日妇女节当晚，宋庆龄在上海参加“国民御侮自救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抗日反帝演讲，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杨杏佛也在会上讲话，发表了与宋庆龄相同的见解。这一切，均为蒋介石所不容，但蒋介石忌惮于宋庆龄的地位和声誉，不敢杀宋，也不敢杀蔡元培，便决定杀掉杨杏佛，以儆效尤。

　　其时，杨杏佛、胡适、成平三人作为该“大同盟会”代表被委托前去看望北平监牢里的囚犯。左派政治犯被军阀虐待得非常之惨，老虎凳、辣椒水、皮鞭铁棍，还有铁刷子等刑具被频繁使用，有的甚至被活活用军棍打死。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大声疾呼社会关注这些事情，尽早释放无辜犯人。

　　而胡适从监牢出来后，竟对英文的《字林西报》表示，一切大体满意，犯人们个个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酷刑。事实上胡适对酷刑的存在清清楚楚，就在当时，胡适收到了多封来信向他控诉监狱中的酷刑。

　　《胡适来往书信选》一书证明，当时胡适收到的有关信件中，除了韩麟符、李肇音外，至少还有四封都明确说明有酷刑的存在。比如，1月24日，千家驹致信胡适说：“近数年来，国民党执政之结果，青年之冤死于莫须有之‘反动’罪名下者不可以数计。在狱中有十三四岁的青年惨遭种种非刑的拷打，度着比地狱也不如的生活。”[4] 再如，2月2日，被关押在北平军事委员会军法组的北大旁听生杨韶秀致信胡适说：“学生……十二月九日晚，因政治犯嫌疑被捕，一周之中辗转三处，严刑加身。”[5]

　　就在胡适等视察反省院后五天，2月4日，被判无期徒刑、关在反省院的周默秋（他是胡适在视察时与胡适谈过话的）躲在被窝里写信给胡适，说：“自从那天和你见面之后，即想写信给你，可是我们是不许有笔墨的……如果我们在监房里被搜出了笔来，我们是要受严重的处罚的……受审时，我挨了三次酷刑……每天十二时，何时不有青年学生被捕及拷打的哭声！哪个刑场里不有青年学生的热血？”信末还特别关照：“如有来示……绝不要公开寄反省院”[6] 。可见其恐怖，也可见视察时周默秋根本没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

　　还有一封未写明时间的（应在此前后）署名关仰羽的来信，长达6千余言，详细记述了他本人被关北平宪兵司令部13天中遭受“酷刑拷打，惨无人道”的经历，并请求“设法拯救无辜，保障民权”。[7]

　　由此可见，胡适对狱中酷刑的存在一清二楚，却对这些血泪控诉只字不提，而是瞪眼胡说“没有酷刑，说有酷刑的都是捏造”。

　　胡适公开替军阀洗地，其说法与杨杏佛、成平等人的所见所闻完全相反，这等于在全国舆论面前公开打了该“同盟会”一个耳光。宋庆龄、蔡元培发电报要求他做出更正声明。但胡适拒绝更改，还反咬一口，说别人不尊重事实。

　　3月4日，“大同盟会”在《申报》发布消息，要开除胡适。3月18日，蔡元培、林语堂二人具名写信，请各会员到八仙桥青年会九楼开会，要履行程序正式开除胡适。所有人一致同意开除胡适这个叛盟者。

　　不过，对于胡适来说，这成了他给蒋介石和北洋军阀的最大投名状。

　　杀害杨杏佛方案由蓝衣社制定，主要牵头人是戴笠。戴笠最初的方案是在华界刺杀杨杏佛，但被蒋介石否定，蒋认为必须在防范严密的租界杀掉杨杏佛，才能起到震慑作用。

　　6月18日上午八点过后，杨杏佛带着14岁儿子杨小佛在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门口上了汽车，等车一启动，杀手们分三面围了过来，掏出手枪齐射，杨杏佛紧紧伏在儿子身上，身中数弹，不治身亡，司机亦重伤。

　　6月20日下午，杨杏佛遗体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成殓，宋庆龄、孔祥熙、鲁迅、洪深、王云五、叶企荪等人前往吊唁，孙科、宋子文、朱家骅、吴铁城、何香凝等人送来花圈。入殓由蔡元培主持，他泣不成声，难以畅读悼词。

　　7月1日举行公祭，7月2日下葬。前来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在上海的名人只要与杨杏佛有过交情，几乎全部到场。尽管鲁迅等人早已被特务盯上，有人扬言要在送殡后动手暗杀鲁迅等人，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还是去了，而且出门不带钥匙。

　　令人奇怪的是，在这十几天里，胡适却是踪影全无。他是在故意切割与杨杏佛、与“同盟会”的关系。这就是“民国大师”的所谓大家风范！

　　其实，杨杏佛被杀的当天，胡适就在上海，怎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件？但他无动于衷，第二天竟搭乘“日本皇后号”游轮去参加太平洋会议了。

　　成了道貌岸然的大文人且混入政坛之后，胡适的生活就不荒唐了吗？人品变好了吗？也没有。蒋介石评价胡适曰：“对于政客以学者身份向政府投机要胁（挟），而以官位与钱财为其目的。平时唱中立，不送钱就反腔，而胡适今日之所为亦几乎等于此矣！”人们或许不知，胡适博士，正是今天拿钱发帖的水军们的祖师爷。胡适受聘于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年薪是5200美元，而现在能够查到的是：1951年至1955年间，蒋介石通过俞国华向胡适送过9笔钱，每次5000美元。胡适的《台湾是多么自由》一文，竟让蒋介石掏了15000美元！蒋介石曾说，胡适“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胡适的作为恰恰印证了蒋的判断。

　　有一篇吹捧胡适的文章，题为《君子——胡适之》，文中批评郭沫若、鲁迅不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抛弃结发妻子；赞颂胡适服从母命，留美归来“不忍伤几个人的心”，毅然迎娶了小脚女人江冬秀，以此誉其“言而有信，行而有义”。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非也。郭、鲁二位冲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寻求自由的爱情，原本就无可指责。其后，两人明媒正娶，堂堂正正，更是无可非议。而胡适表面上虽未抛弃小脚妻子江冬秀，而其实却是暗通有夫之妇，背着妻子婚外同居。

　　1962年2月24日，胡适突发心脏病去世。对其知之甚深的蒋介石长出一口闷气，送了一副挽联，上书：“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此联看似称颂，实则颇含嘲讽之意。

　　1923年，胡适在杭州与曹诚英同居。原来胡适在同江冬秀举办婚礼的时候，就看中了比自己小11岁的伴娘曹诚英。曹诚英怀孕了，毅然离婚，北上找胡适逼婚。这就是蒋之挽联上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来源。

　　曹诚英奉子逼婚，胡博士旁敲侧击地向妻子江冬秀提出离婚，不料江氏竟拿出菜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吓得胡博士抱头跪地，再也不敢重提离婚之事。就是蒋之挽联下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的来源。

　　1962年3月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这是蒋对胡之死所做的结语与真实评价。

　　二、关于胡适的学问

　　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拜师哲学家杜威门下，其博士却是肄业。至于未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个中缘由，胡适并未提及，外人不得而知。

　　梁漱溟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他一生最佩服的两个人，一个是章士钊，一个是章太炎。有后生在章太炎面前议论哲学时谈及康有为、梁启超，并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不料章老先生竟哈哈大笑：“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8] 此语可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

　　旅美学者唐德刚，乃近代史大家。唐先生曾整理过《胡适口述自传》，并著有《胡适杂忆》。尽管他对胡适颇有高评，但对其学问也不以为然：“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9]

　　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和胡适为同代人，他对胡适第一印象也大不佳，认为此人“是个社会名流式的人物，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以言以人，两无可取”。据了解钱穆的人说，钱先生对一个文人做出“不是个读书人”的评议，确是很严峻的判词了。钱穆对胡适的这种印象，后来只有加深，而无改变。其“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困扰之无穷”，正是钱穆对胡适乐于尘俗而无暇学问的判断。

　　钱穆与胡适相识于1928年。其时，钱穆尚在苏州中学教国文，而身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胡适曾得人叮嘱，来苏州有两人必见，其一便是钱穆。必见的理由可以想见：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是先秦诸子，而钱穆也正于此处用力，对诸子问题别有洞见。胡适往苏州中学演讲之际，校长招呼原本在台下落座的钱穆登主席台与胡适同坐。

　　和真有学问的人一见，胡适即露了原形。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记述当时的情景：“余时撰《先秦诸子系年》，有两书皆讨论《史记·六国年表》者，遍觅遍询不得。骤遇适之，不觉即出口询之。适之无以对。”演讲结束，校长请客，钱穆陪席。主人请胡在苏留宿，胡适以忘带刮胡刀为由，坚持当日即返回上海。钱穆忖度胡的坚辞与他的“无以对”多少有些干系。此后，胡适颇不愿和钱穆打交道。两人关系疏远，原因之一是立场相反，气味不投；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的学问犹如蜻蜓点水，与钱穆相差太远，很怕钱的较真和拷问。[10]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具有“成熟的胡氏学术风格”的论著《说儒》。此时，胡适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大师级文坛领袖了。《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因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要否定中国文化必须从儒家下手。

　　关于做学问，胡适有一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且看胡博士对儒家是如何假设，又如何求证的：

　　1.一切从这个假设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接下来，不知依据什么，他说：“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接着，胡博士未经小心求证，就大胆判案了：“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再接着，未经求证，又拿出了猜测性的论断：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襄礼的专家”。不知依据什么，胡博士继续做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胡博士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襄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于是，胡博士宣称：“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的基础上，根本忘记了“推想”、“大概”这样的大胆假设，进而拿出了大胆而不是小心求证的本事，断然推出了铁板钉钉的成果：“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

　　就这样，在胡博士的假设、求证之下，老子、孔子都成了“丧礼大师”。

　　这样的学问，实在是可笑之至。为了贬低中国历史、侮辱中华文化，胡适可谓用尽了心思。

　　那么，胡适先生的这个判决，是否有疑点呢？当然有的是！笔者随手就可提出几个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当然知道，孔子是商朝王室之后，也是春秋时期宋国国君之后；胡适还说过孔子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那么，“儒服”是不是商朝贵族服饰呢？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但是，以孔子如此显赫的家世，即便孔子是以办“丧礼”为职业，难道孔子的祖宗也是干这个的？

　　第三，胡适说，“丧礼大师”是“遭人轻侮”的下贱职业。可是，鲁国让孔子担任大司寇并代理宰相，老子还在周天子手下做官。难道大司寇也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难道周天子的史官或者图书馆官员，也主要是操办丧礼的？

　　胡适有自己的目的。胡适及其弟子们之所以“为学术而学术”，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祖宗当敌人，把自己当外国人。

　　三、关于胡适的气节

　　据何新先生研究，胡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农学期间，于1911年12月初次接触共济会。康奈尔大学是得到共济会、光明会基金资助创办的大学。另据台湾联经版《胡适日记全集》，1911年12月2日胡适记：“夜往访L.E.Patterson之家，夜深始归。是夜偶谈及Freemason（规矩会）之原委始末。”1912年12月，胡适代表康奈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世界大同会，即世界同济会，是共济会的分支组织。1914年，胡适24岁，经推荐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也是共济会资助的著名大学）攻读哲学，从学于哲学家约翰·杜威。杜威是美国共济会33级别大师，胡适经他介绍入会为石匠学徒。

　　共济会，乃白人种族主义的最高秘密组织，是一个致力于消灭所谓垃圾人口、建立白人种族主义统治的极为反动的秘密政治组织。加入了共济会，就意味着必须遵循共济会的宗旨，在中国为共济会工作，说白了，就是专干损害中国利益、背叛国家民族的事。从此，胡适一生的所作所为，都与此相关。具体说，就是亲西方，在中国推行西方自由主义，反共，挖祖坟，诋毁中华文化，用其洋博士身份来证明中华文化都是假的，一钱不值。其从美国归国后，便纠集同伙，发起组织了一个“疑古派”，主张中国的夏商周是并不存在的虚构的历史，即便东周以后的史料也“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指出，胡适一伙“大肆贩卖西方学者之唾余，以民族虚无主义误导中国社会”，企图从根子上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同时为传播西方自由主义打开空间。

　　胡适的一个本事，就是为了贬低中国历史文化而公然颠倒黑白。中国历史上什么厉害，胡适就偏说这方面中国自古就差得不行。他说：“中国最缺乏最不发达的是传记文学，2千年来几乎没有一篇可读的传记。”我们知道，自司马迁开始的二十四史，便是以纪传体记录历史，极为精彩。司马迁写《史记》时，欧洲人还在茹毛饮血呢！再者，仅仅唐宋八大家，就写了许许多多的人物传记，他们的传记文学作品，也不值得胡适一读？胡适可有一篇值得后世阅读的人物传记作品？

　　反对爱国主义，贬损民族精神，是胡适一贯的政治倾向。早在1915年，胡适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反对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运动，骂爱国学生们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11] 今天的一些人咒骂爱国者为“爱国贼”，与胡适真是一脉相承。

　　1931年日本军队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国难当头，正是需要炎黄子孙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时候，胡适却对他的弟子说：“炎帝黄帝尧舜禹，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他们宣称，汉朝以前乃至汉朝的著作，全是后人的伪作；汉朝以后的著作统统一塌糊涂。

　　面对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胡适作为学界领袖，非但不主张抵抗，反而呼吁妥协。1933年，长城抗战失败，国民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变相承认日寇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遭到爱国民众的谴责，而胡适却为之辩解，声称“非如此不可”。1935年，他致信蒋介石，竟要求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其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对此，鲁迅先生讽刺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12]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蒋百里将军发表文章，科学分析中日国情，坚定地鼓励国人，“打不了，也要打，打败了，就退，退了还是打，无论打到什么田地，穷尽输光不要紧，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和它讲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而胡适则恰恰相反，和周佛海等人拼凑“低调俱乐部”，散布“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再战必亡”的论调，反对抗战。他说：“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13] 甚至将爱国军民的抗战呼声污蔑为“歇斯底里的风气”。他要求国民政府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来举行谈判，并“自动地主张东三省解除军备，中、日皆不得在东三省驻兵”[14]。胡适的歪理邪说让爱国者深感气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程潜将军说：“胡适是汉奸！”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居正则要求“逮捕胡适”；当时的青年学生致信胡适骂道：“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之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

　　1937年8月初，蒋介石在庐山召见胡适等北方学者。陶希圣回忆说：“八月初，委员长约了张伯苓、蒋梦龄、胡适之、梅贻奇和我到黄埔路官邸午餐……胡适之先生建议，请委员长指示南京上海的报纸，不可攻击张自忠。在国际法上，一个大都市被敌军侵入的时候，市长为了保全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敌军订立临时条款，是合法的。他相信张自忠是忠于国家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委员长说：我立刻告知他们，不可攻击张自忠，张自忠是爱国的，二十九军是抗日的。”[15]此处胡适的话，表面看似替张自忠说情，实际上却表明了胡适不愿对日作战的一贯立场。后来张自忠英勇战死于抗日沙场，悼念、讴歌张将军者从国到共，由上而下，成千上万，而胡适却不置一词。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适在民族立场上的软骨病，决定了他必然和汉奸走得很近。而走得最近的，当然就是汪精卫。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汪叛国后，舆论一片责骂，而胡却默然不语。1944年汪死于日本，国人拍手称快，胡却颇为痛心，在其日记中写道：“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一个汉奸，在胡的眼里竟成烈士！蒋介石对胡的评语可谓深入骨髓：“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1960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文化买办”，蒋介石对胡适的定性可谓精准。

　　四、关于胡适的贡献

　　有人说，胡适出使美国，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

　　真是这样吗？且看历史的真相。

　　1937年8月19日，胡适觐见蒋介石。蒋命其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交给他的任务是：“即日去美国，进行抗战宣传”。可是，胡适在美期间采取了“四不”政策：不宣传、不借款、不购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既然他什么都不做，那都忙了些什么呢？

　　忙着谋取博士学位。赴美之前胡适已有了4顶博士帽，但还嫌不够多。

　　1939年，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分别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

　　1940年，美国8所大学——韦斯尔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大学、卜隆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别授予胡适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形成“博士高峰年”。1941年，胡适在美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5个，在加拿大被授有2个。1942年是胡适拿博士帽的第二个“高峰年”，达10个之多，都是美国大学授予的。

　　此后，美英大学又陆续授予胡适5顶博士帽。

　　抗战最艰苦的岁月，爱国军民浴血奋战，胡适却在大弄博士学位，前前后后一共弄了36顶博士帽！

　　蒋介石看在眼里，气在心上。1942年10月13日，蒋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评价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4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蒋介石这段日记透露的信息是：胡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生怕得罪美国，连该说的话都不肯讲。外间传说美国之所以不与日本妥协，且最终与日本决裂，都是胡适的功劳，这完全是扯淡。其时，国民政府正与美英商议废除列强与清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蒋估计，若此时尚未将胡撤换，则废约之大功可能又会归之于胡，那样的话要撤换他就更难了。故蒋感叹，文人名流的“为国”不过如此而已。

　　五、关于胡适的胸怀

　　在清华第五届庚子赔款留美考试中名列第一，后来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美国亚洲学会会长的何炳棣先生，十分推崇毛泽东诗词。1958年，他亲自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翻译成英文发表，四处推介，赞赏备至。然而，这个举动却遭到胡适的斥责。在胡适的纽约公寓里，两人就此发生争执。胡适认为何炳棣对毛泽东诗评价太高，理由是“看了很不舒服，因为你还夸他颇有诗才。事实上，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何炳棣据此认为胡适过于自负，自认是文化艺术界第一人，不肯承认有比他更高之人。除毛泽东诗之外，胡适还认为，陈寅恪不过尔尔。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胡适的自负并非基于其真才实学，而是缺乏容人之雅量。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便在其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到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页……其中最末一首……‘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16] 其实，深谙诗词格律的毛泽东对于韵脚不合十分清楚，故在其“作者自注”中解释说：“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说明毛泽东在此破韵，只是不想因韵害意而为之。如此用韵，意与声谐，浑然天成，是一种不拘程式的更高境界。毛泽东在遵循词律的前提下，根据表达需要而稍加变通，不正是他“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诗论的一种艺术尝试吗？反之，了无诗意，缺乏诗味的句子，即便切韵合律又如何？显然，胡适如此胶柱鼓瑟、吹毛求疵，苛刻地将毛泽东的《蝶恋花》贬得“没有一句通的”，不是他的水平高，而是他的器量小，实质上属于羡慕嫉妒恨。至于其“他当初在北大还不配上我的中国文学史班呢”这句话，则更属于一种虚妄无聊的自负。胡适全然不见泰山之鸿巨，而独拿诗词挑刺以作障目之论，只能说明其心胸之局促、器量之狭窄。

　　况且，仅以诗词而论，胡适之诗词与毛泽东相比，差距也不可以道里计。恰巧，毛泽东与胡适均写过《沁园春》，不妨两相比较一下。

　　毛泽东的《沁园春》：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胡适的《沁园春》：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少年，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于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心平气静地说，两首词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胡适词气势孱弱，想象乏力，文辞更有不逮。其词既不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更不够“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与人们想象中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归来，高擎新文化运动大旗呼啸前进的英姿勃发、顾盼自雄、风华正茂的形象颇有不合，可谓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与毛泽东词相比，胡适词差矣；作为中国新诗之开山鼻祖，即便在新诗百年长河中，胡适诗也差矣。胡适对毛泽东如此刻薄，而毛泽东对胡适如何呢？前述1956年2月毛主席在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的知识分子代表时，谈及胡适，他说“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毛泽东、胡适互评，两人器量之大小，高下立判。[17]

　　六、关于胡适的主义

　　一个人，倘若抱定一种主义，坚持不懈，始终不渝，即便不为他人认可，也足以令人尊敬。但胡适并非如此，他是一个十足的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

　　1919年7月,胡适看到陈独秀被捕，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到河北昌黎避难，便趁机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外来进口主义”,鼓吹对中国的社会问题只能进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其实质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

　　李大钊看到胡适的文章后，非常不满，遂于8月17日从昌黎的五峰山寄给胡适一封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论证了“问题”与“主义”的关系，指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我总觉得布尔扎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像昭布在人类社会”。

　　这里，胡适所谓的反对“外来进口主义”，实为双重标准。其实，他秉承的自由主义就是地地道道的外来进口主义舶来品。说到底，胡适奉行的还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一套。

　　再看看他是如何对待皇帝的。1922年5月17日，闲极无聊的溥仪把电话打到了胡适家：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啊！”

　　“宣统……是皇上？”胡博士受宠若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8]

　　胡适兴奋莫名：皇上要召见我了！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19] 为此，胡适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宣统与胡适》，文中颇为得意地说：“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其兴奋之情、骄傲之感溢于言表。

　　承蒙“皇上”召见之后，胡博士兴奋之余，还给庄士敦写了封信，描绘令其骄傲难忘的场景：“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

　　这，就是号称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之博士，在封建废帝面前的奴才表现！

　　是否真的主张民主自由，更重要的是看他对待现实政治的态度。历史事实是，胡适是《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第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在台湾，胡适自己可以“批判”一下蒋公，但不容许别人也如此做，别人谁批判蒋介石那胡适就批判谁。以致美国人都调戏胡博士说：“台湾言论自由，只有胡适一个人的自由”[20] 。

　　1953年，胡适在日记里记载：“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一年后，也就是1954年，原台湾地区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吴国桢赴美后反水，发表《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引起舆论震动。刚刚指责“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的胡适之，看到这篇文章后大为光火！蒋介石则大为着急！赶紧派人给胡适送上美元。拿了美元的胡博士不仅写信批评吴国桢，还大笔一挥，展开反击，闻名遐迩的洗地奇文《台湾是多么自由》出笼了！由此拿钱发帖之事例可见，在金钱利益与民主自由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金钱利益一边；在政治需要与事实真相之间，胡博士完全站在了政治需要一边。

　　综观胡适的一生，大节不端，小节亦然。一是其品德不怎么样，这吃喝嫖赌放在黄金荣一类人身上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放在一个北大校长身上就是问题；二是其学问不怎么样，没有真才实学，无论历史、文学、哲学、教育、红学，哪一门都稀松平常；三是其气节不怎么样，崇洋媚外，挟洋自重；四是其对祖宗祖国不怎么样，诋毁中华文化，搞历史虚无主义，为他传播西化制造空间，此乃大逆之罪。

　　胡适的一生，姑不论其吃喝嫖赌、浪荡堕落，也不论其私欲熏心、投机善变；仅以其政治立场论，也是乏善可陈。从“低调俱乐部”到恐日妥协的各种言论，从鼓吹自由主义到甘当蒋家王朝之鹰犬，从崇洋媚外到挖祖坟虚无中华文化，胡适离汉奸近到了仅一步之遥。还好，他终究没有跨出那一步，所以不能称之为文化汉奸，而只能称之为文化买办。

　　总而论之，尽管胡适参与了新文化运动，自有其历史贡献与地位，但其道德学问和他的巨大名声是不相符的，甚至可以说，胡适在历史上发挥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正面的。胡适，实在不是什么君子，更谈不上君子的标杆，不配成为后人之偶像。那些盛赞胡适者，要么是不了解真相所致，要么是在政治上思想上与胡适同党。笔者就是想把真相告诉大家，以免更多的年轻人上当受骗。

　　注释：

　　[1]徐而缓：《君子——胡适之》），http://www.sohu.com/a/210593186_771540。

　　[2]《胡适的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2页。

　　[3]柴草著：《一代才女·旷世佳人：图说陆小曼》，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4]《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58页。

　　[5]《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8页。

　　[7]《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193～202页。

　　[8]顾晓绿：《一言难尽：1912～1949民国映画》，团结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9]〔美〕唐德刚：《胡适杂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10]余斌：《钱穆对胡适第一印象不佳：骨子里不是个读书人》，http://book.people.com.cn/n/2013/0315/c69360-20804871.html。

　　[11]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2]鲁迅：《伪自由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9页。

　　[13]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4]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5]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16]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50～1962）》第8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8～569页。

　　[17]朱向前：《从两则史料看胡适评毛诗》，《毛泽东诗词研究》2014年第1期。

　　[18]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页。

　　[19]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20]林治波：《胡适：其人其事其学其德》，http://gs.people.com.cn/n2/2017/0225/c188868-29767957.html?from=timeline。

　　【林治波，人民日报社四川分社社长、兼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本文原载于《世界社主义研究》2018年第十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