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暴露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是少数，许多青年还只能为了生活在拼命，一些企业把八小时内的工资压到最低工资，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来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甚至一个人打两份工，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来维持目前家庭的艰难生活，许多人抱怨自己的遭遇，希望有机会追求个人发展的机会，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不幸抱着认命之消极态度，从阶级的自在到自为有一个历史过程。真正陶醉于娱乐化的青年，只是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少数青年，故不能把板子打在所有青年身上。如果精英们能真正去倾听工农大众疾苦的呼喊，我想他们决不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会努力去为他们寻求改变不幸命运的途径。

　　【导读：2018年，读者们是不是觉得世界变化比之前更快了一点？在中国与世界都面临巨大变局、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大众流行文化取代传统文化生产方式的背景下，2019年乃至未来30年，我们应该如何着眼大势、反求诸己，思考文化重建、价值重生的时代命题？朱永嘉先生从中国文化传统出发，探讨“文化重建”的题中之意，辩证剖析了市场化、技术革命、娱乐文化生产等因素对当代中国社会价值带来的深刻影响。他强调，真正需要价值观念重建的，关键还是有钱有地位的一部分人。如果精英群体只谋私利，而不能为人民的美好生活贡献力量，那也只是俗人而已，与精英二字何干！当今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垄断局面，中国精英必须清醒认识时代赋予的使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价值重建”问题亦然。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值此跨年之夜，祝各位读者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愿我们共襄文化重建事业，一起为光明的未来而努力。】

　　11月30日上午，看到《文化纵横》杂志开展“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价值重建是社长杨平先生一贯的思想，之前的11月27日，我在《观察者网》看到杨平先生此前一天与凤凰网文化记者游海洪讨论文化重建的问题。这次《文化纵横》十周年纪念活动的许多文章和发言，大体上也是以这次谈话为契机来展开的。虽然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高潮已过去了，但文化重建仍是一个恒故常新的题目。故我仍以杨平先生对凤凰网记者的谈话来发表一些意见，目的是从不同的视角和历史过程来思考这个文化重建问题。杨平先生在谈话中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也只能就其中几个问题说一点极不成熟的想法，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价值分化时代的文化重建问题

　　凤凰网记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丰盛、大众文化的流行、思想浪潮的退场，如今的年轻人，已经没有上一代人的热血和心忧天下的情怀，尤其是90后，他们仿佛更着眼于当下，注重现世的享乐，被认为是沉浸于“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自己的小圈子，对时代和命运的挑战茫然无知，对个人、社会发展的困境放弃抵抗的“佛系”一代。】

　　记者还进一步提出，《文化纵横》的宗旨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含义到底是什么？杨平说：

　　【对我们来说“文化重建”的含义就是价值重建。我们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感受，经过40年改革开放，在当代中国，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人们却普遍焦虑、内心不安。精英阶层不明白方向，对这个国家的文明究竟往哪个方向走，争议不清，缺乏统一的价值，缺乏明确的方向感。普通百姓缺乏是非观念，我们看到道德匮乏的现象随处可见，“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人倒在路边无人去救，这种我们最痛恨的社会风气却在蔓延。所以，这样的一个时代是需要价值和文化重建的，没有一种所谓新的文化和价值的建设，就不可能给这个民族的精神层面的支柱，这就是我们认为的最尖锐的问题。】

　　我想，对90后的所谓“佛系”的一代，要作一点分析。真正能享受到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的，沉湎于“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自己小圈子的青年，只能是生活在富裕阶层的少数，而大部分工农出身的，依靠打工维持生活的青年，只能忙忙碌碌地为个人的生活而奔走，对时代和命运的挑战，只能是“茫然无知”，只能“对个人、社会发展的困境放弃抵抗”，这能责怪他们吗？“精英阶层”所以“不明白方向”，那是因为他们与底层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脱节。至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只是说明现实生活客观上存在着两极分化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所谓江湖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讲的是一个“义”字，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利的关系，在义与利之背后，无非是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公平偏重于义，市场讲的是利，过去讲物质刺激，说到底也是一个拿利来刺激。孔子《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则多怨。”这个“怨”是什么？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缺乏基本的道德关系，故“子罕言利”（《论语·子罕》）。

　　对于凤凰记者观点与杨平先生的回答，还得分层次来思考，才能理解其中的逻辑关系，必须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联系起来，才能理解。杨平先生提出提出的“文化重建的含义就是价值重建”这一点，我是赞同的，特别是“重建”这一点，那意味着我们的文化历来就有自己的价值取向，现在是如何恢复与重建的问题。何以言之？这还得从中国传统关于文化原始意义说起。

　　从中国传统的角度理解“文化重建”的课题

　　那么，不妨试从《文化纵横》刊名的四个字分别说起，先说什么是“文”？什么是“化”？关于“文”，孔子说过一句话，语言很简朴，但能说明问题。《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

　　【（冬十月）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文是修饰的意思，语言需要文字加以润饰，这里是讲言者志也，借文以扩大其影响。化，《说文》：教行也。也就是扩大其社会影响，或者说大而化之也。志包括理，也就是为人的价值取向，这是文化的原始意义。

　　那么孔子讲的为人之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论语·雍也》中孔子对子贡说的两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概括起来便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为人基本的价值取向，利己以利他为前提。正如商品的交换那样，对别人有用的商品，别人才会购买，因为物有所值，如果欺骗了别人，别人下次再也不会买你的东西了，回头客是建立在信誉的基础上，信誉又建立在有助于他人的基础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取向。

　　在许多年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随着社会财富和少数人财富的急剧增长，促使一些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蔓延，导致整个社会风气急转直下，许多人价值观念崩溃，一些人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地忙着个人通过一切手段去闷声发大财，于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损公利己的丑恶现象在社会上泛滥。十八大以来，我们反贪腐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反面，就是不良社会风气的一种表现。这场严肃的斗争，到现在还看不到终点。

　　实际上马路上见死不救的现象还只是出现在百姓中少数人身上的情况，真正道德败坏的严重性还不是在这些方面，真正需要价值观念重建的，还是有钱有地位的一部分人身上，言以足志，我们作为共产党人，仍然有一个如何为人的问题，是不是仍然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要有这点精神，才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前一个时期，华为的孟晚舟缴纳保释金释放，成为大家关心的热点，我去菜场买菜时，一个卖鸡蛋的老太太关心地问我，孟晚舟交保释金放了吗？连她们都关心这件事。晚间，我的孙子夫妇二人来我家探视，我问他孟晚舟取保释放的事，他们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生活，越是生活优越的人，越是对身外事漠不关心。我们有的同志离退休后，拿着优厚的待遇，关心的是如何为自己子女谋利益，对党的事业，对大多数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采取无关痛痒、冷漠的态度，完全没有己达达人、己立立人的精神了。

　　在这里，我们要讲一点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有矛盾的，过去我们填表时，都要讲一点自己的优缺点，对个人来讲，物质生活贫乏的时候，精神生活却很丰富，当物质生活富裕的时候，精神生活反而萎靡不振。有不少人是如此，对一个时代、对一个社会来说也是如此，有它的光明面，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及其阴暗的一面。随着时间的发展，有时候一个侧面占主导，有时候另外一个侧面会尖锐一些。现在既然讲道德重建，那就是礼义廉耻这一方面的问题突显，变得对社会危害更加显著了。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讲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个是国家的人口数量与市场规模的相关系数，市场规模的大小与这个国家人口数量的关系，是相对的，中国十四亿人口，是否一定具备巨大的市场规模，那是有条件的，还得看人口的平均收入状况，人口的负债状况，比如城市居民房贷的情况，如果存款增长率在下降，那就意味着购买力在下降和市场规模在收缩。目前我们的经济面临下降的压力，那就意味着国内需求的不足，那么市场的规模不是在扩张，而是在收缩。故市场的规模与人口的数量是一个相对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对应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依然具有二重性，它既能用利益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这对推动经济发展有巨大的积极作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当然需要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提供了权钱交易的空间，所以它也调动了人的恶的一面，极端个人主义在一些人心中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不择手段地去捞取社会财富，在缺少监督的情况下，一些人道德败坏，贪赃枉法的事情都敢干。这些人物的带头，才是社会风气败坏的重要原因。

　　故市场必然导致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抬头，怎样在社会主义大前提下，既要允许和鼓励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又要避免和克服它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在国际上与霸权主义的交往则更要加倍警惕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卑劣手段。这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都是必然会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十八大以来，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和政府机构，我们进行的反贪腐斗争，便是为了处理这个问题，这方面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不会有终点。

　　《吕氏春秋》有一篇《当染》引用了《墨子》的话，其云：“墨子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一入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晋代傅玄有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些话都有道理，市场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大染缸，五颜六色都在这个染缸中，共产党人要有这样的本领，那就是出淤泥而不染，如荷花一样，保持洁白的本色，并结出好的果实，改善人民的生活，适应人民美好生活的期望，而不是利用权势去谋取私利，变成一个暴发户，那就是近墨者黑了，对一个共产党人而言，那就是堕落。

　　作为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自己要甘于过清贫的生活，这才真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否则的话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俗人而已，与精英二字何干！说实在的，财富的积叠，对社会讲是一件好事，对个人而言有时候是一个包袱，人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势必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日子并不好过。

　　清廷在乾嘉那个时期，物质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思想却不活跃，故龚自珍会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感慨。杨平先生在《文化纵横》十周年纪念时，强调文化重建的问题，大概也是与龚自珍那句话同感吧！我再借鲁迅先生的一句话，觉得有一点“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这对呼唤思想学术界的活跃和反省有益，这是我对杨平先生提出文化重建的直觉反应。

　　《文化纵横》的“纵”字，便是追踪中国历史的优秀文化传统，这才是我们文化重建的重要出发点，目的是达到古为今用。“横”，是东西文化的比较，吸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达到洋为中用，而不是全盘西化，这也是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我这样理解“文化纵横”四个字的意义，不知杨先生是否赞同。

　　技术革命挑战下文化重建课题

　　杨平先生还提出，在二十一世纪文化重建的问题，还面临着西方技术革命的重大挑战，他说：

　　【我们都已经切身感受到了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以及一系列的新的技术变迁，这些技术快速地重组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价值建设带来重大挑战。人究竟是什么？跟技术什么关系？机器是人，还是纯粹的自然？人工的自然和原本的自然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面临挑战。】

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人们文化重建与如何应对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问题，这确实也是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个现实问题，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我们当然希望中美之间能建立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全人类。但这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

　　目前我们碰到的有二个层次的问题，一个是当前霸权主义者通过垄断技术，打压中国经济发展。你如果自力更生，在技术上超越它，它可以变着法子对你的产品采取市场禁入，如对待华为那样，甚至用司法手段打压你，如通过加拿大扣押孟晚舟那种办法。总之，它是想尽一切办法，不择手段地遏制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斗争还会持续下去，我们要有作持久战的打算。我们应充分地看到霸权主义内外矛盾很多，而且特朗普那套商人的小儿科把戏起不了大的作用，不说别的，他连白宫的班子都稳定不了，如走马灯一般不停更换，特朗普决定从叙利亚撤军，国防部长辞职，他与军人的关系发生变化，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失败了。这背后是美国政治经济内外矛盾和危机的表现。只要我们战略上没有失误，等着看戏吧，中美关系还会有晴朗的明天，这一点我很有信心。

美国对中兴的高额关税开启了2018年中美贸易争端

　　再比如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工程，都有一个让什么人来掌控、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就以机器人来讲，有消息称富士康要大规模使用机器人，要裁员34万人，这就使得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空间受到极大压缩。我对这条消息持怀疑的态度，富士康要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的消息也许是一个烟幕弹，它裁员的原因并非如此，真正的问题是苹果手机销售市场状况不佳，人们对手机的更新换代不再感到太大的兴趣，中国市场上，苹果手机的销售大幅下降，国际市场同样如此。故科学技术的发展，仍然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至于机器人的发展，也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前一个时期，所谓无人商店的问题流行起来，实际上搞不下去了，少了一个收银员，但送货、配货和监控都要配置人手，不仅没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反而给消费者带来不便，而且卖的都是低价的消费品。

　　机器人的发展究竟能不能完全代替人的劳动呢？这也许是一个完全脱离实际的幻想。故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劳动的延伸，帮助劳动者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使劳动取得更高的效益。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它不仅要为资本增加收益，还要为劳动者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提供帮助。故这中间还有一个如何为的问题，它不是哪个国家的私有物，它要有益于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存环境。更不是哪个国家用来遏制、危害他国的手段，知识产权的收益只能用来收回研发的成本，它不应该成为私人谋利的手段，这才是科学技术发展必须具备的文明。

　　再说大数据，固然是一个统计方法的问题，这个数据统计有很多水分和不确定性，最近我碰到一个在基层搞调查的同志，告诉我在市县基层统计系统的干部，日子最不好过，为什么？基层领导要出政绩，统计数据要反映他们的需要，而上级部门审查时，发现数据造假要追究法律责任，这样两面吃夹当，出现问题，由他们承担责任，被撤职的人员这个系统最多。问卷调查同样如此，出问卷的人有自己的倾向性，调查的对象有选择性，集中统计的数据又带有一定随意性。

　　这样大数据式的问卷调查，不可能反映真实情况，完全不能取代传统的调查研究分析问题的方法。人的认识还有从个别到一般，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这样的问卷调查所得出的数据结论，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故大数据提供的数据，只能是一个参考性的意见，决策者必须到实际生活中去做切实的调查研究，取得第一手的感性资料，才能由点到面，区别各种情况，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依靠统计部门的数据去做重大决策的判断依据，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和大量的调查研究，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符合实际的判断，不能被西方的方法主义迷惑自己的思考和眼睛。

　　至于生物工程，我则更持保留的态度，遗传学是一门科学，但人们随便去改变自然的遗传基因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转基因便是一个大问题，我们随意引进美国孟山都的转基因大豆、玉米等，便是非常惨痛的教训，而且后患无穷。至于最近深圳的贺建奎在深圳民办医院开展对人类的生殖细胞进行基因修饰，引起全国方方面面的一片反对声，而这个和美妇儿科医院又是臭名昭著的福建莆田系医院。

　　即使如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是一个阶段强调互联网+吗，如互联网与商业流通结合，那就是网购，如双11、双12活动，阿里的双11。恐怕也要作一点分析，它对座商的冲击所带来的矛盾和问题，那几天大卖场沃尔玛门可罗雀。这样一种突击式的购物运动，能不能持久也是一个问题，不能一直让生产商赔本赚吆喝吧，不能劣币驱逐良币、假冒伪劣充斥，老是让生产商做亏本买卖是很难持久的。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形的，不可能是直线向上的。

　　还有如何防止垄断问题，能不能把互联网+产生的兼业问题，变成各行各业发展自身的互联网之购销关系呢？让各行各业都得到发展的机会，让线上与线下的商业各自都有发展的机会。有一些与互联网相关的企业如共享单车、网约车已经进入退潮阶段了。互联网金融带来的问题也不少，那么多电信诈骗，都与互联网有关，网贷成了变相的高利贷，支付宝总不能代替人民币吧！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发展过程，都多多少少带有二重性，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新能源汽车、电动车、汽车自动驾驶的发展，都出现盲目投资的情况，能不能适应供求关系，能不能适应现行交通管理的条件，都有矛盾和问题，弄不好往往是欲速则不达。故我对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既积极支持，也不轻信，抱着一种多观察、多分析、别赶时髦瞎起哄的态度，那样可以减少一点盲目性，现代化不能务虚名而受实祸，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有益，并能为人民所用，不是被其牵着鼻子走而迷失方向。

　　娱乐化时代的文化

　　杨平先生还提出一个当前青年中存在娱乐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凤凰网记者首先提出来的，记者提出现在的流行文化是否对文化重建这个宏大命题产生了一种消解的作用，杨平先生的答复是：

　　【流行文化背后是市场文化，市场文化它的特点就是当下、快速、碎片，强调马上解决、快速满足，不涉及全局性和长远问题。市场经济有一套分工和交换的运作机制，而分工和交换导致的结果是：每一个人都离不开每一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不认识另外一个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跟整体的关系，于是它的整体性就丧失了，全局性和长期性也就都丧失了。这个就是娱乐文化、消费文化的特质——当下嗨，快速满足。资本主义市场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消解宗教、神圣和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然后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个体的当下快乐，这恰好就是现在青年的主流文化的特点所在。】

　　当前娱乐生活中，当然存在着一种庸俗化、低级趣味，甚至恶俗的倾向，而手机的普及，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青年和儿童的毒害尤甚，人与人之间缺少交往，大家都成了低头看手机的低头族了，这种情况在公共场合随处可见，而且影响到学校教育和儿童成长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它在某些领域还存在黄赌毒的泛滥，这些东西当然与市场化和西方的流行文化息息相关。

　　但是这个板子不能完全打在娱乐化和广大青年人身上，青年们如何认识全局和长远的问题，靠什么？你得把局部和全局以及眼前和长远之间的矛盾与困难告诉大家，过去我在宣传工作上也有一个不恰当的做法，那就是“反题正说”，把客观存在的问题，选择正面的典型来加以引导，没有直面客观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没有揭露矛盾，没有动员大家的力量去克服它，这样做的结果是缺乏忧患意识，某种意义上是在自我陶醉，一旦危险到来，反而容易措手不及。

“抖音”“快手”等APP成为了近年新出现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青年奋起的时刻，往往是危机深刻暴露的时候，五四爱国主义运动是如此，一二·九运动也是如此。即使在正面教育问题上，我们往往也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就如目前我们经济工作上消费需求不足，于是搞消费信贷，提倡超前消费，这会使我们抛弃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好传统。当年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非常勤俭节约，一张信封正反两面要使用两次。我们现在反而浪费挥霍成风。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有限，挥霍浪费、奢侈之风是承受不起的，要从长远着想才是。说到底还是这些年我们受西方超前消费之不良风气的影响，喜欢摆阔，显威风，那种浮夸的风气实在坑人哪！

　　这个板子也不能完全打在娱乐身上，娱字，《说文》解释为乐。娱乐是人的天性，人们的娱乐活动，在原始社会的表现，无非是唱歌跳舞，毛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毛诗序所言，便是人们情感宣泄的表现，如果我们读一下《诗经》中的一些作品就可以知道，那无非是不同人群借助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从历史发展上看，建国以前便有商业化的娱乐业，建国以后，娱乐业才转化为文化事业，成为宣传系统管辖的文化事业单位。建国前上海西藏路上的大世界便是娱乐场所，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永安公司的顶楼几层都是娱乐场所，建国以后便逐渐停下来了，我们的文化事业有一部分便是娱乐业转化而来。再说在古代知识分子心目中，吟诗、作画、书法，是他们娱乐的一种方式。

　　建国以后，新闻、出版、文艺生活，包括电影、戏剧、电视，以及各种文学创作，都纳入文化事业系统，那么它都要反映相应的价值观念。然而市场经济发展以后，这些原来的事业单位都转化为自负盈亏的商业模式，它们为了谋生，当然会受到市场化的冲击，电影要追求票房，电视要追求收视率，新媒体要追求点击率，那么在市场的冲击下，自然会出现庸俗化、低俗化，特别是新媒体，在广告收入的压力下，变着各种法子为黄赌毒开方便之门。故问题的关键还是市场化之消极因素冲击下产生的后果。

　　文化事业价值重建的关键，还是应当从正确认识市场化的二个方面，既要承认它在发展经济上的积极作用，也要充分认识它唯利是图的消极方面。故这个板子不能打在娱乐上，也不能打在青年身上，只能从如何充分认识在市场化条件下，怎样做好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正确地重建我们党一贯的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实现不忘初心的宗旨。如果如杨平先生所言，“中国当代青年，摆脱所谓娱乐文化，具备独立思考能力，对社会大变动感同身受，才有可能产生一种整体性的觉醒。”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忧患意识的长期教育，那只有社会爆发重大危机，影响国家和民族命运时，青年们才会奋起。杨平先生所举1968年的法国青年学生运动，日本的工人运动都是如此，社会都要为此付出重大的代价。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杨平先生提出的文化事业之价值观念重建的要求，是否妥当。无论如何理解，杨平先生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知识精英的时代使命

　　杨平先生最后还提出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或者叫作精英问题。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说到底还是如何认识今天时代的性质，中国在这个时代所处的地位，其前途和使命在哪里。那么全球化、信息化、金融化是否改变了时代的性质？

　　全球化只是说明国与国之间通过市场互相联系的紧密程度，金融化只是货币流通的全球规模，信息化只是信息技术便利了人们之间的互相沟通，这些技术层面的变化，不可能决定时代的性质，我们这个时代仍旧处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中国这几十年虽然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人口多，按人均GDP算，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我们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不可能走美国式的发展道路。

　　从最近这个阶段贸易争端的情况看，即使我们屈从于美国，它也不允许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也不会允许。如今第一世界只剩美国在独霸，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说到底就是霸权主义，世界要服从美国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做不到，也不能做。我们只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只能与世界发展中国家一起抱团取暖。第一世界的美国与第二世界之欧洲的矛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发展提供契机。所以这个全球化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全球化，是一国独霸，还是和平共处，二条道路斗争中发展的全球化。霸权主义还在称王称霸，就不可能实现和平共享的全球化，这一点我们必须保持非常清醒的头脑，不要为现象迷惑了自己的头脑。

　　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便是要清醒认识时代所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坚定不移地在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目前少数知识精英们身上所流露出来的问题，说到底，我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那就是鲁迅在《阿Q正传》中讲的假洋鬼子太猖狂，而且挟洋自重，他们对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的传统，全都弃诸脑后。依照他们指引的方向走的话，那是走不通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民营企业家为发展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二个不同的概念。

　　杨平先生在谈话的最后讲道：“这是个历史规律，精英要把握这个规律，进而带着整个民族前进。”这个精神我是赞同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个历史规律。杨平先生还讲：“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痛苦的改造自己，跟工农结合才有希望。”这话也是正确的，知识分子确实应该到工农生产第一线去倾听他们的呼声，特别是农民工在生产第一线的呼声。

　　能暴露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是少数，许多青年还只能为了生活在拼命，一些企业把八小时内的工资压到最低工资，迫使工人通过加班加点来增加一点微薄的收入，甚至一个人打两份工，他们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健康来维持目前家庭的艰难生活，许多人抱怨自己的遭遇，希望有机会追求个人发展的机会，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不幸抱着认命之消极态度，从阶级的自在到自为有一个历史过程。真正陶醉于娱乐化的青年，只是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少数青年，故不能把板子打在所有青年身上。如果精英们能真正去倾听工农大众疾苦的呼喊，我想他们决不会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会努力去为他们寻求改变不幸命运的途径。

　　要知道，是劳动创造世界，知识分子的劳动虽然非常珍贵，但毕竟是非生产性劳动，他们的一切物质生活条件是工农大众所创造的，是工农养活他们，劳动者是世界命运真正的主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也会努力去为他们的命运奔走和呼喊而已。

　　希望鲁迅笔下的阿Q在未庄也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希望《文化纵横》关于文化重建问题，在知识界的大多数能逐渐形成一个价值重建的共识，那才真是造福中国人民的一件大好事，大家也会感谢杨平先生提出文化工作中如何价值重建这个命题，也许未来的希望能从这里重新开始。

　　“文化纵横”注：本文原题为《也来说说当前关于文化重建的问题》，感谢朱永嘉先生赐稿，篇幅所限，文章有所编删。

　　【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