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下午，广州白云机场，233名诈骗嫌疑人被公安机关从柬埔寨押解回国。 摄影/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广州白云机场，从柬埔寨飞来的3架飞机陆续降落，233名诈骗嫌疑人戴着头套，在警方的押解下走出机舱。至此，涉及20多个省区市的2000余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告破。

　　几年前，侦查电信网络诈骗案基本依赖人力，公安民警揣着照相机和指纹刷，靠着“两把刷子”跑天下。如今，大数据、互联网侦查已成反诈骗的常用手段，反诈骗刑侦工作的新模式开启。在这背后，是公安机关技术理念的升级，以及警企合作迎来新的篇章。

　　近年来，各省市相继成立反诈中心，专门处理电信网络诈骗案。截至2018年8月，全国已建成32个省级、316个地市级反诈中心，全国一体化联动的反诈网络初具规模。

　　蹲守53天抓获诈骗团伙头目

　　2018年，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可能只要5到15天。但在3年前，为了抓捕一名嫌疑人，刑侦警察徐崭得在异乡的县城蹲守53天。

　　海南儋州，凌晨，浙江民警徐崭翻入一家农户的院中，从墙头往下跳的瞬间他就后悔了，两只大狗正恶狠狠地盯着他。双脚落地的刹那，他浑身一哆嗦，赶忙起身又翻出了院墙。在身后一阵急剧的狗叫声中，徐崭“仓皇而逃”。

　　这不是他第一次被狗追了。2015年，为了抓捕一个诈骗团伙取款组的头目，他和同事从浙江金华赶到海南儋州，在一个县城里驻守了53天。

　　关键线索只有一个车牌号：琼AYS✖✖✖。那时儋州技术手段落后，办案基本就靠人力。“我们只知道它会出现在县城，就在去县城的必经地点守着，每天早上六点守到凌晨两点”。

　　除了等待，徐崭还买了辆二手摩托车，每天凌晨到附近各个农村转，寻找嫌疑车辆。“经常被狗追，有时候翻墙到院子里看车牌号，一落地就被一群狗围住了。”

　　几个星期后，目标车辆在县城出现，徐崭和同事当场将嫌疑人擒获。

　　回忆起这段经历，徐崭笑了。这是他从事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以来办的第一个案子。如今，徐崭已经是金华市公安局金东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副大队长，依旧负责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但人工蹲守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通过公安部电信诈骗案件侦办平台，现在徐崭在家中就能调取案件资金流等相关数据，进行数据研判分析。“以前得跑去银行调取资金流水，现在基本在家就能研判得差不多了，最后再去案发地调取监控核实就行”。

　　目前，全国已建成32个省级、316个地市级反诈中心，技术手段今非昔比，互联网通讯设备、大数据甚至成了很多反诈中心的标配。

　　建立受害人大数据模型预警

　　技术升级带来的效益明显。金华市反诈中心成立以来，累计研判线索5200余条，破获百人以上规模案件8件，抓获8个犯罪团伙嫌疑人共计1300多名。

　　走进金华市反诈中心，办公区内有数十名警员值守，每人都有独立的工位，并配有一台电脑和电话，大厅里不时传来他们与受害人通话的声音。

　　“您好，我是金华市反电信诈骗中心的，昨天下午有个疑似网络诈骗号码打过您的手机，想问下有没有泄露银行卡信息或者在微信支付宝转账？没有，那就好。我们刚给您发了反诈骗宣传短信，麻烦也提醒一下家里人，打扰您了，再见。”反诈中心的工作人员针对大数据监测到的疑似受诈骗号码逐一进行回访，类似的劝阻电话，他们每天要打上百个。

　　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以及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等五大银行也派专员入驻了反诈中心。警方接到报案后，第一时间将涉案银行账户、电话推送给相关银行和运营商，对嫌疑人账号进行冻结，阻止受害人损失资金。

　　金华市反诈中心负责人李权介绍，目前网络诈骗占到整个通讯诈骗案件的7成。反诈中心利用大数据技术，根据众多受害人的行为特征等数据建立模型，符合这一模型的人，反诈中心将进行预警，比如给对方发送预警信息，给疑似受害人拨打电话。对于极有可能被骗的，警方将进行面对面劝阻。“尽量在资金损失之前，阻止受害人被骗”。

　　同时，反诈中心也对诈骗嫌疑人的数据进行筛查和分析，并根据对方作案时在网络上留下的痕迹进行追踪，开展研判和打击。“他们用互联网进行诈骗，我们也用互联网进行打击”。

　　从2016年8月至2018年11月，金华市反诈中心共劝阻诈骗受害者38600名，据不完全统计，劝阻金额累计达2000余万元。

　　因反诈骗技术升级受益的不只有警方，还有众多诈骗受害人。在12月5日举办的宁波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涉案资金集中返还仪式上，集中返还了139笔被骗资金，共计1370万余元。已经退休的吴阿姨此前被骗的20万元也被全部返还。

　　2016年8月，吴阿姨被熟人拉进一个炒股群，接受“股票专家”培训，陆续投入20万元购买了群内推荐的股票。最终股票一路跌停，吴阿姨的20万元损失殆尽。“当时张警官联系我说我被骗了，我还不相信，炒股亏的钱还能要回来吗？”

　　返还资金的当天，吴阿姨专门带来了一面锦旗，感谢负责她这起案件的张登奎，锦旗上写着：伸张正义，热心为民。

资金返还仪式后，吴阿姨为办案的张警官送上锦旗。 摄影/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设立“污水池”辅助诚信体系建设

　　同样利用大数据技术反诈骗的还有深圳。深圳市反诈中心创造性地建立了个人诚信“污水池”，帮助构建社会诚信体系，弥补了法律打击诈骗上的不足。

　　深圳反诈中心主任王征途介绍，普通人自己开通银行卡后售卖牟利并不犯法，这给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造成了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妨碍信用卡管理罪”，针对利用他人身份或冒用他人身份开办信用卡的行为明确了相应处罚措施，但本人开通自己的银行卡并售卖，这一行为处于法律的真空地带。而在地下市场上，一个带银行卡、开卡的手机卡、U盾、开卡人假身份证的“四件套”，售价高达数千元。

　　在法律空白和高额利润双重因素的驱使下，很多人将自己的银行卡出售，靠倒卖个人诚信牟利。“这就是为什么地下黑银行卡市场这么活跃”，王征途用手指用力敲着桌面说。

　　为了应对这一现象，深圳市反诈中心与深圳市银监局、银行协会等进行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在深圳地区建立了“污水池”（全称“涉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高危人员动态管控库”），专门治理这些位于法律灰色地带的人。“我们用大数据帮助管控诚信体系，要通过污水池系统，让这些诈骗行为‘寸步难行’。”王征途说。

　　所有登记地址不准、手机号码未实名的“高危”银行卡，都会被纳入“污水池”系统进行全网防控，深圳39家商业银行和14家外资银行将限制这些银行卡的网银、手机银行、第三方支付和ATM自助服务功能，只保留其临柜功能，即所有业务都需要到银行柜台面对面办理。目前，列入深圳“污水池”控制的银行账户共有1535个，涉及嫌疑人数百名。

　　深圳市的电话卡管理与银行卡类似，如果有人出售的本人电话卡涉及两宗以上案件，那么他在深圳只能开通限制在本地区使用的、只有语音通话功能的电话卡。

　　“这样一来，被列入污水池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就卖不出去，也就没法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王征途说。不过，这些银行卡和电话卡的持有者仍然能享受基本的业务和功能，王征途打了个比方，“就像他虽然不能坐高铁，但还能坐绿皮车”。

　　五年内，如果污水池中的人名下银行卡和电话卡没有涉案行为，就可以从污水池脱身，重新享有银行和电话运营商的全套服务。

　　“污水池”系统建立以来，深圳涉及银行卡和电话卡的诈骗案件发生率明显下降。据统计，目前在深圳开出的银行卡，涉及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比例已经下降了80%，当地开出的电话卡涉案率也下降了40%。“电信网络诈骗最大的危害是影响社会诚信，所以反诈骗也是在恢复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王征途说。

龙岗公安推出的“反诈英雄帖” 供图/龙岗公安分局

　　多地公安推出反诈宣传“奇招”

　　除了利用技术反诈骗，多地公安也下足工夫向公众宣传反诈骗知识，其中不乏各种“奇招”。

　　“当今天下，骗子横行，匡扶正义，舍我其谁。现奉上反诈秘籍，望诸位少侠邀请家长扫描二维码，携手闯关答题，共同练就防骗绝学。”5月14日一早，深圳市龙岗区各中小学校园里，45万名中小学生每人都收到了一份 “反诈英雄帖”。

　　这是龙岗公安分局开展的校园反诈骗宣传活动，由龙岗警方与区教育局联合发起，面向龙岗区631所中小学幼儿园发放了50万份“英雄帖”，邀请师生、家长扫码参与答题活动。龙岗警方用一个月整理出30多种电信诈骗手段，结合真实案例融入到了题目中。活动刚开展两天，已有超过50万人参与答题。

　　“反诈骗宣传，其实是一场与诈骗分子洗脑和反洗脑的的广告战”，龙岗公安分局政委林长平说，龙岗区有45万中小学生，背后是100多万名家长，“这是反诈骗防范宣传的一个‘金矿’”。

　　近年来，各地反诈骗宣传层出不穷，但传统的宣传方式效果不理想，经常出现“警方苦口婆心，群众漫不经心”的情况，为此，龙岗公安分局在反诈骗宣传形式上颇费心思。

　　为提升公众参与反诈骗宣传活动的兴趣，继“反诈英雄帖”活动后，龙岗公安分局又推出微信小程序“反诈王者”，一款防诈骗知识竞赛类小游戏。这款小游戏中共有5000道题目，覆盖了上百种诈骗类型，玩家可以与他人进行PK，也能与好友进行比拼，根据积分从“寒铁”“青铜”等级一直上升到“王者”。在第一赛季中，奖金池注入了50万元，在游戏中会有金额不等的红包派送给玩家。

　　同样在反诈骗宣传方式上做足功课的，还有浙江义乌公安。电信网络诈骗是义乌的重点整治内容，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在反诈骗宣传上也颇有“电商”风格。

　　今年“双11”期间，义乌电商订单数量骤增，很多商家一日三餐顿顿点外卖。不过，这期间他们的外卖中都会免费附加一个赠品——“反诈公益水”。

　　义乌电商从业者众多，据义乌公安统计，当地超过70%的通讯网络诈骗案发生在18至30岁的青年群体，其中超过55%的受害者有经常订外卖的习惯。针对这一现象，义乌公安在10月下旬推出“反诈公益水”，联合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向本地订餐者免费发放。从11月6日起，先期投入的400箱“反诈公益水”在5天时间内已经全部发放到消费者手中。

　　记者看到，在这些公益水的瓶身上，印有关于网购、网贷、刷单等11类反诈骗知识，包括“不随意点击他人发来的链接；不扫描来路不明的二维码；发现被骗后第一时间报警”等。

　　美团外卖清溪站站长查朝阳专门给站内骑手们定了一个特殊的送餐要求。每位骑手将订餐和公益水送到顾客手中时，要向对方简要介绍“反诈公益水”的来由和瓶身上的反诈知识。“这种送餐方式意义很大，表示我们不仅是送餐者，还是反诈骗的宣传者，一分钟的解说，可能就防止了一个人被骗。”查朝阳说。

　　第三方支付成反诈骗追查难点

　　虽然公安机关的反诈骗技术和宣传方式不断升级，但目前仍存在短期内难以突破的困境。多名公安人员提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取证是反电信网络诈骗过程中的一大难点。

　　“现在的诈骗分子在作案过程中，几乎100%会用到微信、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刑侦民警焦程对第三方支付带来的追查难题深有体会。

　　焦程介绍，如今大部分诈骗案都超出了单一的银行卡对卡转账的形式，多数嫌疑人都会采用微信、支付宝等各种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资金转移。通过微信和支付宝等第三方平台转账形成的不是银行卡到卡的记录，而是一个腾讯或阿里等企业的订单编号，警方要通过该订单编号去查询相关的银行卡，进而联系银行冻结账号。

　　问题在于，这类数据涉及公民个人隐私，要让企业提供相关数据，警方需要办理复杂的手续，无法第一时间冻结相关银行卡阻止损失。

　　目前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法已经链条化，一级团伙实施诈骗；二级团伙负责将钱财从被害人账户转走，俗称“车行”；三级团伙被称为“水房”，专门负责洗钱，把赃款在多账户间转移，转账多次后再取现，给公安追赃带来极大难度。

　　“紧急止付的黄金时间一般在半个小时，等跑完一圈办好手续，再向企业拿到数据，可能都过了半个月，受害人的钱早就被诈骗分子转移很多次了。”

 　　焦程希望，未来能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涉案数据纳入到反诈中心，以便公安机关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冻结涉案账户，阻止诈骗分子转移资金。

　　王征途的想法与焦程不谋而合，他建议第三方支付平台将数据适当向公安机关进行“开源”，比如采用企业派代表入驻公安机关的方式，通过警企合作，将双方的资源在反诈中心这个平台上进行交互，实现一定程度的数据共享，合作防范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

　　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同时，王征途认为，还要着重治理交易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这些泄露的公民信息是电信网络诈骗生存的土壤”。深圳警方曾在一个拨打骚扰电话的窝点发现海量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信息量不是以G为单位，而是以T（1024G）、以P（1024T）为单位”。

　　王征途说，这背后反映出互联网监管还不完善，“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线下要承担的义务，在线上一样要承担”。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见习编辑 于音 校对 杨许丽 付春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