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高雨潇

　　一

　　从北至南，“阳光家园”——这所杭州规模最大的公建民营养老院有回马河和美女山的一脉环绕，一副江南山水的景象。

　　“阳光家园”占地约百亩，从南至北分布着10栋单体建筑，依次为自理老人居住区800个床位、失能半失能老人护理区1000个床位和临终关怀区200个床位。访客们越往北走，越接近衰老。

　　杭州夏日每个无雨的清晨，84岁的王光宗都会走出养老院，到东围墙外的回马河边钓鱼。

　　这位建国初期由山东青岛南下杭州的干部，从抛钩到起竿的间隔很少超过10秒，他将钓鱼简化为锻炼眼力和手速的游戏。

　　王光宗中等身材，蜡黄的脸上总是带着笑容。他钓鱼时手眼配合得天衣无缝，嘴里一刻不停地讲着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山东普通话，回忆自己的一生的高光时刻：在杭州接待中央领导人、在西湖王庄钓过一只十二斤半的甲鱼……与此对应的是，他常常打断自己，突兀地将话题移到“预防老年痴呆”，但又无法回答对老年痴呆如此恐惧的缘由。

　　与此同时，距离王光宗大约一公里的回马河蜿蜒的岸边，志愿者杨云海正在晨跑。他身高大约180厘米，晨光斜照，将他的影子拉得更加硕长。

晨跑之后，志愿者杨云海喜欢在阳光家园养老院旁边的公园写生。摄影：高雨潇

　　阳光家园养老院社工部主任王恺面试杨云海时就感受到，杨云海就是网络流行语中的“佛系青年”。这个29岁的年轻人早睡早起，除自己的书画专业外，对大众主流的娱乐方式统统不感兴趣，他甚至尝试过在老年大学做志愿者老师。

　　2017年年中，官方投资约5亿元、招标引入民间经营者的“阳光家园”开始营业，院方参照欧美出现过的以低价出租养老院闲置床位的方式吸引年轻人入住。年轻人需要参加一定时长的敬老志愿服务。共青团滨江区委负责发布招募志愿者的信息。

　　当年12月，第一批8个青年志愿者入住养老院的双人宿舍，每人每月缴纳600元租金，条件是每月进行20个小时的敬老志愿活动。而在定位为高新产业园区的滨江区，一个公寓单间的月租金在1200元左右。

　　2018年7月初，第二批14位志愿者入住，月租金降到300元，而每月需要进行的志愿活动仍为20个小时。

　　二

　　杨云海入住的时候，14个志愿者刚到了8个，于是他将志愿者的微信群名改为“八仙过海”。

　　王恺觉得，14个年轻人身上意味着生命、活力的细节无处不在。

　　可这些细节难以改变阳光家园日常生活中衰老的底色。14个年轻人每月开展20个小时的志愿活动，月志愿活动总时长为280个小时。更多的时候，志愿者和老人的交集仅限于共同生活在杭州南郊这家面积巨大、设施先进的养老院里。

　　因此，年轻人们格外重视每次志愿服务。

　　“可以理解为年轻人各显神通。”志愿者柴卿淑说。共青团杭州滨江区委、滨江区民政局和“阳光家园”三方组织的面试中，她表明自己的特长是活动策划，“可以组织一些活动让爷爷奶奶们参加，丰富一下他们的生活。”

　　入住之后，她发现这个设想难以实施，一场活动需要漫长的筹备和周密的组织。显然，她一个人无法完成这项庞大的工程。

　　她只能先做杨云海的学生。本科读国画专业的杨云海在滨江区经营一家面向少儿的书画培训机构，他在养老院开设了书法课。

　　每周四晚上，柴卿淑在杨云海的指导下练习两个小时书法。周六下午，她再到杨云海的书法课上帮忙，偶尔也指导一下零基础的老年学生。

　　每周六下午两点半，养老院六号楼二楼的书法室经常人满为患。书法室面积不足30平方米，只能容纳十几个学生，绝大多数是零基础的老人。杨云海像在自己的少儿培训班那样，从基础的笔画教起。

　　2018年8月25日下午三点半，雨声骤起。书法教室被三名志愿者、十多位老人和四家媒体的八名记者挤满。雨声将交流声、快门声逐个吞噬，进而占领整个空间。

　　篆书笔法轻劲挺拔，曲线较多，练习者需要心、眼、腕并用。在某种程度上，书写效果是老学生身体机能的直观表现之一。

每周六的书法兴趣课上，年轻的志愿者陪伴老人练习书法。摄影：高雨潇

　　有书法基础的老人只有两个，87岁的韩守宪是其中之一。养老院每层楼的南面是宿舍，北面是功能室，韩守宪每天在宿舍斜对面的书画室里练一段时间书法。

　　他行伍出身，年轻时参加过解放战争渡江战役、浙江剿匪作战、一江山岛登陆战。他说，和那些至今无人知晓牺牲在何处的战友相比，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一种幸运。

　　韩守宪最小的孩子今年也已退休，忙于照顾孙辈。他将自己归置在养老院，“对子女是个解脱，让他们的生活也轻松一点。”

　　他最近的书法作品中有一副行书，“来不及认真地年轻 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

　　这出自台湾女作家三毛“我来不及认真地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地老去。”他是在手机上看到的。

　　三

　　22岁的柴卿淑大学毕业已经一年，仍然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在杭州市滨江区阳光家园养老院的志愿者双人宿舍里，她将日记翻到2018年7月9日。

　　那天，她打了6次车才把全部行李从公司宿舍搬到养老院。在养老院度过的第一个晚上，她写道：“小孩子是最简单最有感知力的。很多时候，大人在小孩子面前会自惭形秽，因为小孩子会教会我们很多事。”

　　她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这段日记都和当天作为志愿者入住养老院关联甚少，毕竟当然她没有和养老院遇到的任何一位老人开口交流。

　　不过，在搬进来两个月之后，她发现如果把“小孩子”换成“老人”，这段话仍然成立。

　　老人教会她的诸多道理中，最实用的一条便是，面对老人，一切行为的目的性无处隐藏。“‘爷爷奶奶你们好，我是志愿者，来做志愿服务陪陪你们。’说多了自己都尴尬。”柴卿淑敏感地发现，经历过漫长一生的老人似乎看出她打算通过陪伴凑志愿服务的时长。

　　志愿者的服务由自主申报的项目、陪伴、大型活动组成。除了杨云海开设的书法课，志愿者们申报的其他项目尚未开展。加之大型活动寥寥，因而多数志愿者只能通过陪伴的形式完成志愿服务。柴卿淑从媒体报道中看到自己的热忱而投入的形象，决心不再凑时长，而是练习好瑜伽，日后在养老院开展一个瑜伽课志愿项目。“你糊弄不了自己的。”她说。

6号楼活动中心的大厅里，摆着当月电影放映小板报。摄影：高雨潇

　　26岁的浙江金华女孩沈凯文却对“陪伴”产生了另外一种理解：多数时候，它与言语交谈无关，志愿者需要做的只是坐在老人身边，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这是她和一位来自唐山的八十多岁奶奶相处时的发现。唐山奶奶丧偶，在阳光家园养老院包下一间房居住，她的儿子每周来看她一次。

　　沈凯文对她产生特殊的好感，“从社交圈子狭窄这一点，她和我的奶奶很像。”沈凯文的父母常年在北方经商，她是由奶奶在金华老家带大的。奶奶今年已经88岁，现在由二伯一家照顾。

　　她的奶奶摔伤过两次，行动不便。身体条件将她禁锢在老宅中，社交几乎中断。而阳光家园的唐奶奶更多的是主动将自己圈禁在大约二十平方米的包房中。沈凯文常去陪她，她对沈凯文说，“你是我的朋友。”

　　经过最初几次必要的交谈，沈凯文后来到她的房间便很少说话。她坐在老人身边，看着她打发自己的时间。

　　在自己的奶奶患病之后，沈凯文便不再相信多数老人所声称的类似“我一个人很好，不需要你们陪”的托词。她的奶奶生病时曾说，“让我死掉好了，还在这拖累你们。”

　　事后她咀嚼奶奶的话，“我知道她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安慰。”

　　四

　　沈凯文和柴卿淑在“阳光家园”是室友。两人有相似的经历，离开家乡读大学之前都和奶奶一起生活。

　　有时候，柴卿淑觉得沈凯文是幸运的，因为她每个月还可以回家看一次奶奶。柴卿淑最后一次见到奶奶是2018年4月25日。那天下午。她刚从杭州赶回安徽阜阳老家，送葬的队伍已经开始在奶奶的坟头烧纸。

　　她甚至没有哭，大脑一片空白。但一回到杭州，她能和以前一样与同事说笑，笑完之后“很讨厌自己，明明很悲伤的事情我还能笑，是不是很奇怪？”

　　奶奶生前的诸多生活细节清晰地出现在她眼前，有时在她工作时，有时候就在她从公司回阳光家园的137路公交车上。2018年8月27日傍晚，在137路公交车上，奶奶的面容再次毫无征兆地浮现，她硬生生把眼泪憋回去了。

　　“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可以哭，但对奶奶，哭一点用都没有。”她并不避讳，她报名阳光家园志愿者的一个原因是想补偿奶奶。

　　她回顾奶奶的一生，尤其是稍显不幸的晚景，得出一个结论：“苦逼的不是你短命，而是你长寿，过得痛苦还不能死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一个儿子的奶奶接济诸多食不果腹的男孩。而当她患病之后，受恩于她的男孩没有出现过，“奶奶说也许他们生性凉薄。”而家族中的其他晚辈则因不能常伴奶奶身边而受到她的责备，“亲戚得罪了一堆，后来都不敢去了。”

　　尤其是奶奶腿伤病愈之后，“问我怎么不回去陪她，但她病还没好的时候说过不让回家两头跑。”

　　奶奶养病时得到家族的格外关注，病愈后这种关注自然消失了。柴卿淑觉得，奶奶接受不了。“她决定在床上多躺几个月，反而使肺部疾病恶化，迅速离开了人世。”

　　柴卿淑后悔当初没有多回家陪伴奶奶。但来到“阳光家园”之后，她愈发理解子女们不能常伴日渐衰老的父母，从而把他们送进养老院。

　　柴卿淑读过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讲述了一个牧羊少年为追寻梦想而开始的一场冒险之旅。这原本是人类超越自我去寻找近在身边的东西的故事，柴卿淑读到的却是人在年轻时都想远走高飞，但最终会发现家乡和父母才是自己的终极归宿。

　　她将这种阅读体会套用到子女与父母的关系上，“年轻的时候就是想离开父母去闯荡，老了才能体会父母在自己生命中的分量。但这是一个过程，必须先有离开父母的这个阶段。”

　　柴卿淑将内心独白简化为一句歌词：“等我们都长大了，就生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

　　五

　　仲绮玉正经历着子女长大远去、自己也逐渐远去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人到晚年，生而无奈。

　　东北口音浓重的江苏南通人仲绮玉人生中的黄金年代，就在1960年她和小她一岁的上海丈夫程洪结婚的时候。

　　那个年代的婚礼是同事朋友一起热热闹闹吃顿饭，再开一些无关痛痒的玩笑。仲绮玉对玩笑话避之不及，她和程洪邀请七八个要好的朋友去苏州玩了一圈。当下时兴的旅行结婚，仲绮玉早在五十八年前已经尝试过了。

　　仲绮玉和程洪1960年结婚时拍的结婚照。仲绮玉说，那时他们就在上海的照相馆拍了婚纱照。摄影：高雨潇

　　1951年，仲绮玉入伍，分入当时的东北军区。当她从军干校电报培训班毕业时，朝鲜战争已经接近尾声。1955年，她考入哈尔滨建工学校学习采暖通风专业，三年后分配到浙江衢州化学工业公司，直至1989年退休。

　　她和程洪婚后的家安在衢州，但双方在衢州都无亲无故。他们的儿子成年后回到程洪的上海老家，女儿则在杭州定居。

　　直到外孙女在杭州买下一套大约40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才搬来同住。不过，近几年在杭州和外孙女共同生活的经历使她明白一个道理：时代变了。

　　她至今没弄明白，年轻人躺在床上明明没事干，为什么也非要玩手机玩到后半夜。加之外孙女家狭小的生活空间，2018年5月她和程洪决定搬进养老院。

　　“他们知道了很难过，但是他们也没办法，他们有自己的家。”仲绮玉能理解女儿的无奈，但她已经决定为儿女减轻负担。

　　反应最激烈的反而是已经在浙江卫视一档火爆的真人秀节目工作的外孙女，“你们怎么能去住养老院呢？嫌我房子小你们可以租大房子住啊。”

　　外孙女对仲绮玉夫妻的爱主要表现在美食上，她带着老夫妻俩吃遍杭州的特色餐厅。此外，如果她和摄制组出国拍摄，会给老两口带回各色小物件当礼品。

　　年轻人向长辈表达关心的方式让仲绮玉夫妇颇为受用，他们知道她爱着他们。

　　但他们也清楚，也许未来的几十年，外孙女都要和现在一样受困于繁忙的工作。一个例证是，仲绮玉搬到“阳光家园”之后时长想念外孙女，她给她发微信，后者的回复一般是“嗯、啊、好。”仲绮玉急了会问她，为什么只回复一个字，外孙女说，“外婆我忙着呢。”

　　“所以我进来就是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就是想终了，我把自己最后的时光交给养老院了。”85岁的仲绮玉说，如此一来，他们和子孙们都能获得自由。

　　但她对最后的时光也有担忧，最紧迫的危险可能出现在她将死之际。仲绮玉知道，养老院园区的北边住着一些接受临终关怀的老人。他们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极端者身上插着各种管子。

　　她不能接受自己最后的时光变成那副景象，因为事关尊严。“但这最后一步是我没办法决定的，儿女不答应，身上给我插满管子”，她最后总结道，“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六

　　事关尊严的不仅仅是最后的时光，老人对衰老的抗拒和掩饰同样出于维护尊严。25岁的职业护工程翠发现，她护理的老人在来探望的儿女面前喜欢表现得无所不能，以证明他们仍然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而事实上，他们在养老院连微波炉都没学会使用。

　　“他们不想让别人认为他们老了。他们的人生曾经也辉煌过，这涉及尊严。”程翠如此猜测。

　　程翠护理过一位强撑面子的老人。他饮酒多年，住进养老院之后仍然保持着中午、晚上饮酒的习惯。有一次他饮酒过量后撞伤自己的眼眶，并对程翠撒谎说他已经将伤情告诉自己的女儿。

　　但程翠一直觉得，如果只有一种选择，那老人们会选亲人的陪伴而不是尊严。她是在夜间护理的过程中得出这个结论的。

　　她每周要值两次夜班，从下午五点到次日早上八点，每两个小时她要将老人的宿舍巡视一遍。

　　一位包房独居的老太太平日和邻居们交流时，喜欢强调她去哪里玩了一圈，在养老院的生活如何开心遂愿。她的儿女来看望时她也这样告诉他们。

　　但晚上十一点之后，失眠的老太太喜欢在房间自言自语，程翠记在心里：“本来在家里住得蛮好的非要叫我来。我在这哪里过得蛮好？哪里都去不了。我想回家，哪里还有家？”

　　周末既是家庭聚会日，也是“受难日”。有子女探望的老人欢天喜地，没等到子女的老人则情绪低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有时候甚至连饭都不去吃。

　　“我们感到他们的无助和孤独。他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工作，配偶和子女的关注。如果我们不介入疏导，他们可能就想着自生自灭了。”晚景的悲凉一面逐渐完整地呈现在程翠面前，“很多人住在养老院里的心态是什么？我被抛弃了，我没有家了，我会死在这里的。”

　　七

　　不过，志愿者们听到的是另一种版本的表述。柴卿淑和沈凯文都曾听到过老人闲聊时说，子女周末的看望于他们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还要耗费心力招待晚辈。

　　86岁的徐文美对此一笑置之，“他们嘴上这么说，心里都是蛮高兴的。孩子不来看望，他们才有负担。”

　　2018年1月和患脑梗阻的丈夫一起住进“阳光家园”之后，养老院社工部主人王恺专门为徐文美开设了一个谈心室。徐文美退休后又在社区工作多年，她开展的社区服务曾引起当地媒体关注。

徐文美在谈心室向记者展示她先前的媒体报道照片。摄影：高雨潇

　　王恺没有为徐文美的工作设定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不过徐文美每天早上不到八点就会出现在谈心室。络绎不绝的倾诉者带来两类问题，其中一类算是养老院里的邻里纠纷。

　　一位89岁的老太太和一位90多岁的老太太拼房居住。89岁的老人耳朵不好，晚上八点半还在看电视，音量调得很大。90多岁的老太太听力正常，她要求室友关掉电视，她要睡觉。

　　她对徐文美说，“我在家里，都是睡着之后儿子帮我关电视。我来到这里，还要重新当小孩子。”她拒绝让徐文美介入调解，“我只是想和你说说。”

　　她不敢告诉自己的儿子，担心儿子以为她为了回家而找理由。她住进养老院，就是因为婆媳关系紧张，她不想让儿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而她的退休工资只有3000多元，无法包房独居，只能与人拼房居住。

　　另一类问题的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徐文美发觉问题的指向是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一位89岁的老人和妻子一起在阳光家园生活。他身体状况不佳，时而清醒时而无法控制自己。有一次，他清醒时曾赠与大儿子一份财产，但发病时报警称大儿子盗窃。警方出动，大儿子颜面尽失，并拒绝再来看望他。

　　他恢复清醒之后想念大儿子，并希望通过赠与大儿子一笔钱财的方式挽回他。徐文美并不希望他这样做，而是建议通过沟通的方式修补父子关系。他想儿子，又不说出来，还以拒绝吃饭的方式表达情绪，甚至故意找茬和88岁的妻子吵架。

　　徐文美无可奈何，毕竟这个老人人到晚年还要经受命运的捉弄，“他的可怜是他自己造成的，和他的病也有关系。”

　　徐文美对自己的命运已经做出安排，“我和老头子是要在这个养老院住到死的。”她已经忘记丈夫患脑梗阻的具体年月，但还记得抢救之前丈夫如何安慰她：“不要紧不要紧，要死就会死的，是命到了。”

　　她办公室出门往左大约十五米的地方有一棵塑料材质的许愿树，上面挂着24张写满祝福语的小卡片。其中一张书写于2018年7月28日，“我想活上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