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虽然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却是永恒的。在创造的过程中，有的人希望自己成为物质丰富的“我”，这种“所有”心理可以理解；但做人更应保持一股积极进取的青春活力，使自己成为人格完美的“我”，这种“所是”目标更值得追求。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有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做人，“所是”比“所有”重要得多，也更为本质得多。古往今来，大凡志士仁人在事关人生的“所是”与“所有”面前，都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明朝名臣于谦身居高位，忧国忘家，常以“但令名节不堕地，身外区区安用求”自勉，曾作“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明志。于谦在河南、山西等地任官时，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体察民情。他的俸禄用在自己身上极少，常常用来救济贫穷的百姓。于谦为人堂堂正正，每次进京奏事，从不携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特产去？他甩甩两只袖子吟道：“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素来生活简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皇帝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他坚决推辞，表示国家多难，臣子怎敢自己安居。后来，于谦遭人嫉妒，被诬陷而死，抄家时，竟然“家无余资”，而皇帝赏赐给他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存放在家中，丝毫未动。做人能如此“所是”甚多，“所有”甚少，怎不令人见贤思齐？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认为，君子所得于自然的仁义本性，即使行政于天下，却不能增加分毫；即使穷困于家中，也不会减少分厘。一个人的品德与才能等“所是”，是任何力量也剥夺不了的一种真实的拥有；而一个人的财富与权力等“所有”，却是随时都有可能失去的一种暂时的占有。因此，人的一生，还是应该通达大行，见素抱朴，把“所是”看得重一些，把“所有”看得轻一些，物质上如果保持恬淡的心态，精神上就能有更大的空间去丰富自己。

东汉时期有位杨震，在任莱州太守时留下了“暮夜却金”的佳话。杨震平时家教甚严，他的子孙常常蔬食步行，生活俭朴，杨震的一些老友或长辈，要他为子孙置办一些产业，杨震不肯，说：“让后人被称为清白吏的子孙，把这留给他们，不是很好吗？”杨震把“清白吏”作为做人目标，惕厉自己，诫喻后辈，如此注重“所是”，看轻“所有”，不正是体现了一位贤者的心清如水、意淡如云？

《荀子·修身》中说：“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一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如果仅仅停留在个人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这种“所有”式的人生价值还不完善。追求真、善、美的高尚品德，掌握服务社会的知识和才能，这种“所是”式的人生价值必不可少。生活中，“我有什么”是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而“我是什么”却较少为人们所关注。这种重“所有”、轻“所是”的现象，是对人生幸福的一种误解。孔子的高足曾参虽然敏慧饱学，但在“所是”与“所有”的认识上，也曾犯过糊涂。

据史书记载，战国时齐国有位贤士黔娄，从小饱读诗书，专攻道家学说，曾著书四篇，取名为《黔娄子》。黔娄不但阐扬道家主旨，而且身体力行，尽管家徒四壁，仍然励志苦节、安贫乐道。黔娄去世后，曾参前往他家吊唁。曾参流泪问道：“先生去世，有什么谥号吗？”黔娄妻子回答说：“谥号为‘康’。”曾参不解地问道：“先生在世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死后被子太短都没有盖住全身，祭奠连酒肉都没有，他生前没有安乐，死后没有荣耀，为什么谥号为‘康’呢？”黔娄妻子说：“先生生前，鲁国国君要任他为相，但他辞而不为；齐国国君欲聘他为卿，但他辞而不就，这算是显贵有余吧。鲁国国君曾赐很多米粟给他，齐国国君也屡次要给予重金，他都辞而不受，这算是富足有余吧。先生粗茶淡饭，甘于清贫，追求仁而得到仁，追求义而得到义，死后谥号为‘康’，不是很合适吗？” 曾参感叹说：“只有黔娄先生这样的人，才有这样的妻子啊。”黔娄夫妻洁身一世，“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这种“所是”，该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人世间，生活的底色总是那样的自然与纯正，尽管“所是”那么朴实无华，“所有”往往光耀炫目，我们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把脚步踏在德业兼修的节奏上，努力成就一个最好的自我。人的生命，唯有创造与奉献，才能赋予生活以意义、以永恒的价值。一个人如果不能在精神世界中把握自己，其物质生活无论如何富有，又怎么能够进入自由王国呢？（史世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