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蔡华伟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对象。这套书从总体上为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标杆作用。”

　　丛书之所以能“熬”成品牌，奥秘有二，一是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选书标准，确保丛书质量；二是始终合着时代的节律，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走过30年历程，出版图书185种，成为出版界、读书界的知名品牌。今年10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30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园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学者（包括作者和译者）对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套坚守30年、汇集海外中国学研究重要著作的图书，对学术界产生了深刻影响。

　　正如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所言，30年在学术界“熬”出了传统，在出版界“熬”出了品牌。

　　“熬”是坚持、是守望，是知识界始终不渝的关心，是读者始终如一的关注，更是出版者恪守初心、持之以恒的跋涉。回望30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所以能“熬”成品牌，奥秘有二，一是坚持学术质量第一的选书标准，确保丛书质量；二是始终合着时代的节律，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两点，丛书保持了持久、旺盛的生命力和广泛、深刻的影响力。

　　海外中国研究图书汗牛充栋，坚持什么样的选书标准，是摆在主编者面前的首要问题，30年来，刘东教授把学术质量作为选书的重要标准，既有海外中国研究大师的经典著作，也有学术中坚、学术新锐的成果，回看185种书目，大体都是在各自学术领域、各自研究主题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比如，史华兹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郝大维和安乐哲的《孔子哲学思微》《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瓦格纳的《王弼〈老子注〉研究》、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韩书瑞的《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韦伯的《儒教与道教》、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等等，作者都是耳熟能详的汉学家，作品都是各自领域的经典，30年来影响着一批又一批学人，有的成为大学生、研究生的必读书，诚如《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译者、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所说：“丛书反映了国际汉学的水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表现出顽强学术生命力。”

　　丛书另一个使命，是“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从出版之初，丛书就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30年来，丛书合着时代发展的节拍，与时代共进步。

　　这套丛书出版的第一本就是美国学者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紧接着是费正清主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以及《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等，契合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宏大主题。

　　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围绕改革和发展的时代主题，《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彭慕兰著）、《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杰华著）等著作应运而生。《大分流》的研究结论学者见仁见智，但其提供的区域比较研究方法，如中国的江南与英国的英格兰、中国的岭南与法国、欧洲大陆与中国、西欧与东亚等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颇具启发性，为国内学者所借鉴。

　　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我们适时推出了《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伊懋可著）、《工程国家：民国时期（1927—1937）的淮河治理及国家建设》、《虎、米、丝、泥：帝制晚期华南的环境与经济》等著作。这些书的视角都十分独到，如《大象的退却》以大象生存环境和生存状况的变化为线索，讲述中国4000年来的经济社会、观念知识、表达方式与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土壤、水、植物、动物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漫长历史故事，可视为一部中国环境史，读来趣味盎然。

　　正因为丛书立足于变化发展的当代中国，从他者的角度反观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所以保持了经久不衰的影响力。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评价：“如果再过100年，历史学家去讨论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早期中国知识界有什么贡献，我相信这套书不可能被排除。”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认为：“它为中国的研究者开了一扇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角度甚至不同的议题，对我们国内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红民则表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百废待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对象。这套书从总体上为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标杆作用。”

　　在30年的过程中，我社几乎所有职工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丛书的编辑、出版、印制、营销工作，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与丛书共成长，实现出书与育人的双赢。

　　每位作者、主编、译者都对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刘东教授自称“动手派”，我最为佩服的是他对每本书的来龙去脉都能娓娓道来。有一次，我告诉他一本书因为翻译问题超期，导致版权流失，他顿足大呼可惜，告诉我这本书的版权是几年前他在美国时用现金买下的，等待多年无果而终，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这套书的翻译难度是很大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有些词语是开创性的，比如雷颐教授在确定柯文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书名时颇费脑筋，“现代性”一词当时很生疏，因为本书书名的使用才广为人知。另一方面，还体现在征引文献的回译上。由于海外学者所使用的文献版本不同，难以与汉文典籍对应，还有诸如笔记小说、档案报刊的引文，难度极大，常常为了几条甚至一条文献的翻译费尽周折。我曾多次接待过外地来南京查阅第二历史档案馆的译者，对他们的辛勤付出深表敬意。

　　读者的关注也是我们前行的动力。搜索丛书词条，读者的关注使人感动，有的读者提供的书单，与我们的更新完全同步；有的读者晒出的藏书专架，洋洋大观，不同时期不同版本应有尽有。

　　丛书走过30年，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选题250多种，关心丛书的读者不免有种担心：大师们的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得差不多了，丛书还能持续多久？影响力是否会减弱？

　　我们对此信心满怀。30年的努力移植了一片“森林”，现在，这片“森林”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稳定生态。我们相信，只要丛书始终严守学术质量第一、始终贴近时代的脉动，这个生态就不会改变，森林不仅会持续生长下去，其生态影响力也会因为叠加效应不断放大。从近期面世的《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国之枭雄：曹操传》等书，就可以得到充分印证。

　　30年来，中国出版业有了长足发展，每年出版的图书品种数量庞大，丛书种类繁多，但能够持续30年、成为公认的出版品牌则是凤毛麟角。“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成为一种出版“现象”，我们倍感欣慰，希望将来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与出版界诸君共勉。

　　（王保顶 作者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