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报道 之四 见证

　　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田野为杨运胜（右）庆祝肾移植术后40周年摄影/北京友谊医院宣传中心 石玉帆

▲杨运胜（右）首次肾移植手术出院前与病友合影

▲杨运胜首次肾移植手术时的手术方案

　　花白胡子，精神矍铄，说快板、自驾游、爱摄影……当68岁的杨运胜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少有人能联想到肾移植、癌症患者等词。但在“移植圈”里，老杨可是“名人”——他是我国肾移植手术至今最长的存活者，从1977年冬天的第一次移植、到2002年第二次移植手术、再到今天，老杨亲历并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我国肾移植手术的快速进步：当年手绘手术方案，如今已步入电子病历时代；当年围手术期（指术前术中及术后恢复期）的死亡率是60%，如今存活率超98%；当年一批批医学生奔赴国外艰苦求学，如今已成长为专家站在国际讲台发出肾移植领域的中国声音……

　　故事

　　41年前“豁出去”的尝试

　　10月13日，老杨像往常一样来到友谊医院泌尿外科复查，医生看了化验单后说：“指标一切正常，挺好的。”老杨摸摸白胡子，笑了，拿着开好的药回家了。此时距离老杨第一次做肾移植手术，已经过去了41年。

　　1977年10月19日早上8点，还是小伙儿的杨运胜躺在北京友谊医院手术台上，紧张地等待手术的开始。站在手术台旁边的是时任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他曾在1972年与广州中山医院梅骅教授一道，成功实施了我国第一台活体供肾肾移植手术。虽然有过成功的经验在前，但面对当时10个人就有6个过不了手术这一关的残酷现实，于惠元教授捏了一把汗。

　　在手术之前，杨运胜患尿毒症已经7年，偶然的一次机会，他听说了“肾移植”这个新名词，就到很多医院打听。有的医院告诉他成功率只有50%，但他们做不了，有的医生甚至反过来问他“什么是肾移植”？一位医生朋友告诉他，友谊医院正在做肾移植探索，可以去试试。

　　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教授接诊了老杨，化验后，于惠元问老杨：“做移植，家里同意吗？”要知道，当时去做器官移植的，没有像老杨这样自己“走”进医院的，都是被担架抬着进医院、如果不做肾移植就可能救不活的患者。7年病痛的折磨让老杨无法正常生活和工作，每天到处求医问药，看着同龄人上班下班，老杨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想了，做吧，成功就成功了，不成功，那就……”

　　早上8点手术开始，老杨醒过来的时候是下午6点。病床周围站着家人、医生和护士，大家脸上都是笑容，老杨说：“一看大家笑了，我就知道，手术成功了。”

　　这在当时是具有探索性的一次尝试，随后的10个月，老杨就在医院住着，医护人员每天观察记录老杨的身体变化，及时为他换药。让老杨最难忘和感动的是，友谊医院研究免疫学的侯宗昌教授就住在老杨病房的楼下，有时候半夜哪儿不舒服了，护士一个电话，侯宗昌教授就立马上楼来。

　　手术以后的抗排异期间也经历过风险。用现任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田野的话说，“老杨是从死人堆儿里爬出来的。”当时的抗排异药挺缺的，效果也不如现在的药物好。手术后老杨发生过强烈的排斥反应，用了大量药物才控制住。然而，跟老杨同一病房的患者们，有的没有扛过术后住院期，有的回家不久还是离世了。幸运的老杨在术后10个月的时候，也就是1978年的8月份，“获批”出院回家了。

　　16年前二次移植“不紧张”

　　在家休息了不到一年，老杨就上班了，过了两年老杨结婚了，1983年有了孩子，生活完全恢复了正常。术后5年、10年、15年……他的健康给了肾移植领域极大的信心。在这期间，改革开放让更多的医生了解到了国际领先的医学技术，更推动了一批批医生走出国门学习深造。田野就是其中之一。

　　1995年，在友谊医院工作的田野申请到了公派自费出国学习的机会，这在当时是很“时髦”的事情。在美国学习期间，面对先进的医疗技术、手术设备、术后患者管理，田野感受到了“震撼”，像海绵吸水一样拼命学习相关知识，并在回国后研究应用。也正是他们这样一批批在“开放”政策推动下走出去的医生，回国后在国内前辈探索的基础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医学的发展。

　　2002年，老杨第二次躺在了肾移植手术台上，手术台旁除了时任泌尿外科主任张玉海，还有从国外学习归来的田野。这次，老杨的心态全然不同：“友谊医院已经做了两三千例了，而且成功率非常高，我一点都不紧张。”果然，手术很顺利，术后20多天，老杨就办理了出院手续。

　　术后40余年 成为我国肾移植存活最久患者

　　去年，友谊医院给老杨办了一场特殊的生日会，庆祝他术后40年。老杨成了国内肾移植手术存活时间最久的患者，见证并亲历了我国肾移植技术的发展。40年中，杨运胜每年都会到医院复查，友谊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换了几批，专家更迭了几代，杨运胜成了科室的“传家宝”，不论老中青医护人员都从未停止对杨运胜的照顾、随访。现在的老杨爱好摄影、酷爱自驾游，有时间就去参加移植患者运动会，他像标杆一样，鼓励着“移友”们战胜病魔。

　　生日会上还公开了一本发黄的“手术记录”册，里面清晰地记录了第一次手术中的情况，红蓝色油笔手绘的图示非常准确地标明了血管以及输尿管的吻合方式。从这份堪称精美的手术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团队就已经十分严谨。

　　这本发黄的“手术记录”册让田野十分感慨，他说：“我们一代代的专家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探索，才让今天的肾移植达到世界领先水平。40年中，肾移植术后存活率从当年的40%提升到了现在的98%以上，今年我们已经做了70多台，没有一个出现术后并发症的。”

　　这40年，刚好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40年。就肾移植而言，外科手术技术、预防肾移植术后各种并发症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老杨说，他还会以更乐观的心态继续享受健康的生活，与北京友谊医院肾移植团队一起见证新的奇迹。

　　对话

　　从赴国外求学

　　到发出中国声音

　　对话人：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田野

　　北青报：您有过国外求学的经历，当时我国的肾移植处于什么水平？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有什么感受？

　　田野：国际上第一例肾移植是1954年左右，我国开始探索肾移植是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国外的资料看不到，没有前期的资料，落下来的时间有十几年。1972年，国内活体肾移植第一例，存活了一年多。1985年国外的药品开始进入中国，国内可以用上当时最好的免疫制剂，急性排斥反应才降下来，围手术期的死亡率也下降了。

　　我是1995年公派自费到美国留学。那会儿国内的肾移植技术处于上升期，全国各地做得还不多，有些技术近远期成功率还不是很高。到美国学习的时候，看到他们那里的手术室设置、器械、缝线、手术标准、术后管理等等，都非常先进，很震撼，开阔了眼界。

　　北青报：就您个人来说，改革开放对您有什么影响？

　　田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正好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挺幸运的。1978年的时候，我在读高中，印象很深刻科学大会召开，到处都在说“科学的春天来了”，氛围特别好。我上大学就是国家培养的，没交学费，家里给我一个月10块钱生活费，学校给17块5的补助，足够生活。那会儿大家都有一种信仰，觉得科技才能拯救中国。对于科学家这个职业很崇拜，并且有特别强烈的愿望要好好学习。

　　改革开放后，我们各行各业都开始跟国外有联系了，工作中我也逐渐接触到了医学方面的先进技术，到先进国家留学成了一种时髦和必须，某种意义上也是国家开放的标志——大批的青年人出去留学，带回来很多先进经验。

　　北青报：在您看来，40年中改革开放对我国医学有哪些影响？

　　田野：中国的发展，除了老一代探索，也跟出国留学分不开，开阔眼界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创新。出国培养的这一批人，反过来都成了与国外交流的主力军。

　　医学也跟各行各业一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非常显著地提高。差不多10年前开始，国内的肾移植技术就可以与发达国家在同一个档次上对话。从以前出去求学，到后来可以站在国际讲台发出中国声音，离不开改革开放。

　　拿肾移植来说，近10年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标准，推出了一系列的肾移植创新技术。从以前的一年只能做一两台肾移植手术，一台就要5个小时，到现在我们医院一年可以做上百台，每台手术一个多小时，可见肾移植技术的发展。

　　本版文/本报记者  张小妹

　　供图/北京友谊医院泌尿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