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祥及夫人侯爱瑛接受中广网记者采访

　　编者按：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南畔，2072平方公里的土地见证了一个贫困县立足农业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传奇。改革开放之初，寿光市工、农业基础薄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只有417元。而今，寿光不仅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的蔬菜供应基地，还跃升为山东县域经济的“领头羊”和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排头兵。这些成果归功于寿光历任干部及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更归功于一个优秀的“领头人”——王伯祥（1986-1991任寿光县委书记），正是他为寿光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广网北京12月11日消息（记者 肖妍玲）1943年，王伯祥出生在寿光北部一个叫西北柴的小村里。喝盐碱水、吃黄蓿菜都没难住他，而外祖父和小妹因为饥饿相继去世的残酷现实，却在王伯祥的心底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1986年，王伯祥出任寿光县委书记后，工作的第一个立足点便是“让寿光富起来，让老百姓有饭吃、有钱花，过上好日子。”

　　“当官就应该为全体百姓办事儿”

　　王伯祥，1986年6月至1991年8月任中共寿光县委书记。18年后的今天，提起他的名字，当地干部群众对他亲切的称呼立即脱口而出“你说伯祥书记啊，知道知道……”人们不禁疑惑，是什么让百姓对他如此“厚爱”？

　　“我想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什么能让百姓富起来，什么对百姓有利我就做什么，而且做就一定要做好。”王伯祥如是总结自己5年半的县委书记工作。

　　“人心如秤,民意如镜”,他永怀为民之心的情怀，人们永远不会忘记。

　　汽车穿过三元朱村高耸的“楼牌式”大门，红顶黄墙的小楼房沿着村庄主路一直延伸。晴空下，一望无垠的“冬暖式蔬菜大棚”连天接地、错落有致。

　　三元朱村，寿光县第一个搞“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地方，该县“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就在这里，这部分人永远都不会也不能忘记“先富起来”前的那段日子。

　　寿光县有种菜的传统，解决温饱后，他们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到了种菜上。1983年，寿光南部都种起了大白菜，但卖不出去，2500万公斤都烂在了地里。时任寿光县委副书记的王伯祥至今没能忘记：一天傍晚，路旁一位老大爷守着一地排车白菜蹲在墙角，寒风中老人瑟瑟发抖。目睹此景，他掏出20元钱塞到老人手里：“这车菜，我买了。”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教训，在当时姓“社”姓“资”问题还存在争执的环境下，王伯祥勇于承担风险，坚持搞“市场”，“当官的就该为全体百姓办事儿，大不了我就是当不成官了，但我有责任让大家的菜都卖出去，卖出好价钱”，王伯祥态度坚决。

　　从1986年开始，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三次扩建，从占地20亩扩大至600亩，寿光成了买全国、卖全国的“一号菜园子”。

　　蔬菜卖出去了，王伯祥又有了更长远的打算。“蔬菜夏天是草，冬天是宝”，要是能在冬天种蔬菜，大家的日子就能真正好过起来。1988年的冬天，两根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让王伯祥看到了寿光走向富裕的曙光。

　　1988年腊月二十八，时任三元朱村党支部书记的王乐义给王伯祥带去两根顶花带刺儿的黄瓜，还报喜说大连瓦房店有个韩永山，能不生炉子、不烧煤，寒冬腊月里种菜。“去把韩永生请来！”经过一番商量，王伯祥随即便给王乐义下了命令。

　　王乐义不负使命请来了韩永生，但一听说建一个大棚要6000-7000元，当时平均年收入不足500元的三元朱村村民们纷纷“犯起了嘀咕”。有人甚至当面质问王乐义“我们现在一年才挣几百块。如果搞砸了，谁赔偿我们的损失？”正当王乐义犯难的时候，王伯祥又一次当机立断，“挣了算自家的，赔了县里承担。”三元朱村17名党员干部愿意带头建大棚，但想要保证黄瓜收获不误时，又必须砍掉二十亩玉米。这“杀青”的责任又一次摆在了王伯祥面前，他说“受损失的户，县里给予赔偿；政治责任，我承担。”

　　1990年，17个大棚平均创收3万多元，王伯祥果断决策，下令在全县推广“冬暖式蔬菜大棚”。为了方便王乐义、韩永生在全县做好技术指导，他给二人配备了崭新的吉普车，自己却不曾嫌弃那辆“老爷车”。韩永生想家了，王伯祥又立马给他“吃下定心丸”：除了奖励8万元，分配一套120平米的住房外，还为其一家四口迁入户口并办理“农转非”。 看到成果的村民们“眼馋”了，随即三元朱村90%的家庭都建起了大棚。村民王万泉也是其中之一，“上大棚前，家里只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台17寸的黑白电视，上了大棚后，我们家人年均收入就1万多了，所以第二年就换了青岛牌（即现在的“海信”）彩色电视。”如今，三元朱村的大棚户，年人均收入8万余元，回想起当初奖励给韩永生的那8万元钱，村民们都说“很值”。

　　“抓流通重于抓生产，市场是第一位的。”20多年前，王伯祥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从而开启了寿光蔬菜市场的建设及发展之路。“五渠通天下，四海集一市”，在九巷市场出入口的牌坊上，十个金色的大字气势非凡。当年，王伯祥带着县委领导班子及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五渠”如何“通天下”，“四海”如何集“一市”。从国营商业到运销联合体、专业户，从成立蔬菜销售协调委员会到让县外、省外大菜商、小菜贩都参与到寿光蔬菜销售中去，五条流通渠道逐渐拓通。不久后，全县二十四个集中产菜的乡镇，均成立了蔬菜销售公司，四百多个村，均设立了蔬菜销售点，此外，还与全国二百多个大中城市850多个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蔬菜生产基地或稳定的销售关系，一年内，全县涌现出十万多个体户、联合体。

　　“伯祥书记每天都要看市场的蔬菜价格，要求每天早上八点之前（蔬菜交易多在凌晨就已进行完毕）就把当天的蔬菜价格表报给他。表上的“+”号多，表明蔬菜上市量多，交易额大，他就高兴，表上的“-”号多，他就犯愁了。”原九巷蔬菜市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孙玉祥说，八点一到价格表要是还没报过去，县政府的电话就追过来了。

王伯祥重回当年寿北开发总指挥部

　　“为了寿光人的明天，就应该这样干”

　　高高的盐垛，错落有致的片片盐池，今日的寿北早已拥有了现代化的盐化企业。一处大坝下，顺着一条卤水沟望去，一间仅能容纳3、4人的破旧小瓦房引起了记者的注意。经当地干部群众介绍才知道，原来这里就是当年寿北大开发时的总指挥部。

　　二十年前，寿光南北被一条无形的咸淡水线分成迥然不同的两个生存区域。南部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北部则是一百二十万亩的盐碱地，草木不生。“不彻底改变盐碱滩的面貌，大棚菜种得再好，寿光县也只能是富一半穷一半。”王伯祥决心向“千年洪荒”宣战。

　　1987年10月8日，经过八个多月的紧张筹划，寿北滩涂综合开发拉开了序幕。八百二十多辆汽车、三百二十多台推土机，六千五百多辆拖拉机，小推车、地排车、马车密密交织，不计其数。就这样，20万人在寿北1200平方公里区域内挖“猫耳洞”（在地上挖个坑，里面铺上些玉米秆、油布就成了民工的“家”），埋锅造饭，日夜奋战。王伯祥在工地上一住就是45天，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

　　“那天傍晚雨下得很大，我在下班的路上遇到一个刚从寿北工地往家赶的邻居。他告诉我工地上情况不太好，当时我真是担心。”王伯祥的夫人候爱英当天夜里辗转难眠，她跑到院子里跪下（寿光当地有这样的风俗，在院子里跪下祈求是一种最挚诚的方式），边抹眼泪边祈求上天保佑她的丈夫以及所有参与寿北大开发的村民们，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归来。想起受伤的小儿子，候爱英的眼泪再一次夺眶而出。就在王伯祥去寿北指挥部的头一天，儿子左臂骨折住进了医院。临走前，王伯祥塞给妻子50元钱，交待她给儿子买点苹果，他知道儿子已经馋了很久了。

　　另一头的王伯祥，当时正从潍坊会场奔赴寿北工地。进入大洼不到2公里，车轮就陷进了水泥里，无法动弹。王伯祥吩咐司机去找人帮忙推车，自己则坚持步行赶赴工地。“没事吧？都还好吧？”当这个全身湿透、赤着双脚的人出现在民工们面前时，他们纷纷流下了眼泪，一个县委书记能把民工放在心头真是不容易。

　　1987年11月中旬，国家农业部原部长林乎加到寿光视察，听闻县委书记在寿北工地便驱车前往。林乎加四处找不到王伯祥，便随口向一位“民工”打听，“你们王书记在哪儿啊？”怎料那人一抬头答道“我就是！”林乎加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腿泥巴、挽着裤腿”，他紧紧地握着王伯祥的手，半晌才说出话来，“一个县有你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有什么事儿办不成！”

　　1987年12月9日，寿北开发总结大会上，王伯祥破例换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他向台下的干部群众连鞠三躬，习惯性皱着的眉头也难得地舒展开来，“我王伯祥是农民的孩子，是人民的一头牛。我永远不会忘记寿光父老乡亲对我的哺育和训教，为了寿光全体人民的幸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86年，寿光工业在全潍坊市12个县市区中列倒数第三。王伯祥上任时，也正是全国乡镇企业风行之时。经过对全县20多个县属企业以及全国工业强县的逐个走访考察，“企业缺人才”的结论在王伯祥脑子里越发清晰。随即县里便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从全县102个经济单位推荐的100名“能人”中优选40人，作为企业后备厂长经理；免除企业3年利税，全部用于技术改造或上新项目；企业人事管理厂长经理说了算……

　　“当时伯祥书记说谁也别干涉企业，厂长全权负责。”寿光晨鸣纸业现任总经理尹同远1982年进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正是当年王伯祥的“勇于放权，科学放权”才让晨鸣纸业从一家濒临倒闭的县造纸厂发展成为今日年销售额200多亿元的“世界纸业二十强”之一。

　　“那是1987年，伯祥书记和县组织部长亲自送我们的老厂长陈永兴来上任，全厂的人顿时都“震撼了”，觉得希望来了。”尹同远回忆说，在新厂长上任前，企业设备落后，产品少、档次低，600多名员工思想涣散，风气不佳。

　　带着伯祥书记的信任与嘱托，当年已经53岁的陈永兴开始了“晨鸣改革之路”，仅仅四个月的时间就令厂子实现了扭亏为盈。“寿光目前最为成功和活跃的企业家，80%是伯祥书记当年选拨出来的。联盟化工的杨志强，富康制药的杨维波，鲁丽集团的薛茂林，聚能电力的田其祥……”尹同远带着感恩的口吻说到，“伯祥书记是一个好伯乐，他选拨了能人，让德才兼备的思想得以传承，正是他培育了晨鸣精神，还有寿光精神。”

　　用人机制一活，工业全盘皆活。1986年，王伯祥就任寿光县委书记之初，寿光县、乡、村工业企业303家，1991年，他离任之时，全县企业数量上升至4854家，总产值翻了三番，利税增长了近十倍。

　　报告文学《我们的伯祥书记》作者之一郭元亮老先生在向记者展示自己的随身笔记，这一页记录着他对王伯祥书记在任时的点滴回忆。

　　“踏踏实实干事儿，我只是做了一名县委书记该干的事儿。”

　　“他的一生就是工作，作为县委书记上门找村支书了解民情，酒席桌上先问工作，打电话了解你厂子，你企业的收入情况，既是领导又是兄弟。他是一个好班长，带动了全民……”郭元亮是报告文学《我们的伯祥书记》的作者之一，他有随身带记事本的习惯，这是他09年11月在记事本上写下的话。

　　谈起老书记来，郭元亮显得特别的激动。他说自己曾经给王伯祥送过礼，“当年我偷了父亲的两瓶‘寿春香’（即现在的‘齐民思’酒）送给伯祥书记，父亲发现后刚开始很生气，但一听是送给他的，不仅消了气还夸我送对了，说伯祥书记是个好样儿的。”

　　在寿光采访期间，一位曾参与过寿北大开发的司机师傅也和我们谈起了王伯祥，“我没有见过伯祥书记，但我们同学、朋友聊天时一说起某某和伯祥书记见过面，大家都很羡慕。”他还回忆说，曾听父母谈起伯祥书记在田间地头和农民“拉呱”，总是问得仔细，听得耐心。

　　“我曾经用批发价买过一台冰箱，他知道后要我马上退回去。后来因为这事儿他还在县领导班子会议上掉过眼泪。”王伯祥的夫人候爱英说。“后来冰箱的差价已经补上了，可是仍然有人说闲话。当时在领导班子里我年龄小，威信可能都还没树立起来，这个时候更不能放松对自己和家人的要求。”谈起掉泪的原因，王伯祥说一是出于压力，二是出于委屈。

　　当年，不少人曾将“用测评选拨企业领导”看作是升官发财的机会，想到这事儿王伯祥至今仍难平抑心头的不满。读书时，他和同学们聊天常常说起，要是以后能当官一定要当一个好官，让所有人都吃好穿好。在他看来，一位托关系走后门上来的干部在选拔干部时自然也会把“托关系走后门”不当一回事儿，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的产生。

　　当年“冬暖式蔬菜大棚”成功推广后，在“是否对大棚纳税”这个问题上曾存在不少争议，有人提出一个棚收100-200元税，王伯祥坚决不同意，“财政和百姓比，百姓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怎么能从刚刚富裕起来的人手里“抢食”呢？”这种“不与民争利，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风，正是紧紧维系王伯祥与老百姓，使他们心连心的关键。

　　“有人问我，好人是否就能当好县委书记，我的回答是那还不够，要既会干又能说。”王伯祥说，不同地方，不同时期，为百姓服务的内容虽然不同，但有一些经验是值得“分享”的，这就要求干部“能说”。被问到给自己当县委书记期间的工作打多少分时，王伯祥想都没想便说“只是及格吧，踏踏实实干事儿，我只是做了一名县委书记该干的事儿，没什么特别的。”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