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２年前，他亲率２０万开发大军，把寿光北部１２０万亩盐碱滩改天换地。

　　２２年后的今天，寿光在全国百强县中排名第４１位，在山东全省综合排名第７。

　　在他当了五年半县委书记后调走时，一辆小小的１３０货车拉走了他的全部家当。

　　有人赞誉，他以过人的胆略、坚定的信念、超常的坚忍和奋斗，带领寿光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叫王伯祥，１９８６年５月至１９９１年１０月间，任山东寿光第１５任县委书记。

　　宣战

　　以县城为界，一条咸淡水线把寿光切成南北两截。２２年前，占全县总面积５６％的寿北，是千年不变的１２０万亩盐碱滩。

　　一组民谣，遥忆当年之痛。

　　“来了潮，水汪汪，退了潮，白茫茫，望着海水渴死人，守着土地去逃荒。”

　　“走的是弯道，听的鸭拉（一种鸟）叫，吃的黄蓿菜，喝的牛马尿。”

　　“种树树不长，种粮粮不收，种菜菜老苗，种草草打蔫。”

　　不远的沾化县里有不少“寿光人”，当地人眼里，他们只有一个身份——“要饭的！”连寿北人给儿子找媳妇，都要先问姑娘：“会不会要饭？”

　　也许是老天爷不愿太过残忍，让这里生长着一种野菜——黄蓿菜。麦前长到秋后，由贴地皮长成灌木丛。如同一株坚强的黄蓿菜，１９４３年，王伯祥在寿北一个叫西北柴的小村子里降生。

　　上世纪６０年代初，全国大饥荒。

　　那一天，为了全家活命，１６岁的王伯祥只身走进寿北腹地。太阳落山时，王伯祥开始推着一独轮车黄蓿菜往家赶。天亮赶到家门口，放下车子，他就坐在地上睡着了。

　　那一年，外祖父活活饿死，饥瘦的小妹离开人世……

　　这该是怎样一片让他爱得入骨、恨得咬牙的土地呀！

　　１９８６年秋，已是县委书记的王伯祥又一次来到寿北。盐碱地上，他蹲下身，捋一把黄蓿菜叶子放到嘴里，捧起一把盐碱土，狠狠攥紧；再捧起，再攥紧……

　　但，这片不毛之地又藏金掖银：地下卤水蓄藏量达３９．６亿立方米，含盐量１０％到１８％，如果能晒盐、提溴……盐碱地以北，是４０万亩潮间带，２０万亩浅海滩涂，如果养虾、养贝、养蟹、养鱼……如果把盐碱地改造成条台田……

　　王伯祥心里有梦，他决心向盐碱宣战。

　　可是，教训就在眼前啊：１９５８年，国家在北大洼建起羊口盐场，山样的盐垛３０年没有卖出去，成了炸药才能咬动的“石岗子”。邻县以数十万劳力干了２０年的滩涂造田，至今依然“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种树树不活，种苗苗不长”。

　　不过，也有成功的先例：营子沟东岸一万亩高标准条台田，旱能浇，涝能排；北大洼有一万亩盐场，年产原盐２０万吨，纯收入５００万元；“老河口”一万亩养虾池，年产大虾６０万斤，收入４８０万元。

　　有“三个一万亩”作参照，可不可以用三五年的时间，把６０万亩盐碱地搞成高标准条台田，把４０万亩潮间带搞成高标准盐田，把２０万亩浅海滩涂搞成高标准养虾池？

　　“如果三项都成功了，不仅北大洼的群众生活会有质的飞跃，全县经济也会有历史性的提升。”凭着一腔执著，王伯祥说动了书记、常委、县长、局长们。他们纷纷或实地考察，或去相关部门和高校请教专家学者。

　　王伯祥更是一头钻进北大洼，打破砂锅问到底：“三个一万亩”都上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天？花了多少钱？愿意不愿意再搞？有什么好的办法？

　　问题越问越深，算盘越打越细，答案越来越明：要想彻底翻身，就得来个彻底解决，小打小闹，只会做成夹生饭。

　　很快，一张大幅北大洼开发图挂在了县常委会会议室的墙上。

　　寿北开发规划组宣告成立，副县长王坤山和政协主席王书德任正副组长，下设虾场规划组、盐田规划组和条台田规划组，成员为３００多名专家和技术员。盐田的调节池、蒸发池、结晶池，虾场的虾池、扬水站、防潮坝，条台田的片、沟、路……１９８７年秋，规划全部完成。

　　　　改天换地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８日，夜色未尽，已然人欢马叫。为期４５天的寿北开发大会战吹响了号角！

　　８２０多辆汽车，３２０多台推土机，６５００多辆拖拉机，密密麻麻的马车、地排车、小推车，涨潮般向北大洼进发。东起丹河，西至塌河，南起咸淡水分界线，北到渤海之滨，方圆１２００平方公里的北大洼里，２０万开发大军安营扎寨。

　　荒坡沟畔，挖个一尺深的地窝，散铺些玉米秸、麦穰、油布，支上竹竿或木棒，盖上苇席、苫子、野棵子……这种“家”遍布北大洼，遍布寿北。

　　开发分７个战区，每个战区一个指挥部，每个乡镇一个作战部，每个村一个战斗队。

　　斗志高昂的开发大军，昼夜奋战，谱写了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建桥乡张家仕庄村民张俊善，父子５人酣战在盐田工地，整整４５天没有一人离开。

　　纪台乡纪东村常茂松兄弟四人，会战第三天父亲病逝，四兄弟含泪商定，瞒着领导，由四弟一人回去料理丧事，大哥、二哥、三哥坚守阵地。

　　１２０多名民工妻子分娩、亲人生病，请来亲戚照料。

　　３１０多对新人推迟婚期。

　　“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那寿北大战场。”后方唱着改编的歌曲，送米送粮。

　　……

　　寿北开发的前三天，身为最高指挥官的王伯祥，就已把铺盖搬到了指挥部——一个放牛老汉的草棚里。一张老式桌子，一根电话线，一部摇把子电话，指挥部开始运转。与牛为邻，与放牛老汉为伴，与开发大军一个锅里摸勺子，王伯祥一住就是４５天。

　　一天，时任农牧渔业部顾问的林乎加和山东省原副省长朱奇民到寿光考察，在县城寻县委书记未果，来到了工地，刚好碰见满腿泥巴的王伯祥从窝棚里钻出来。

　　“你们的书记在这里吗？”老部长把他当成了民工。

　　“我就是。”

　　林乎加惊异地打量着王伯祥，紧紧地握住他的双手，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

　　有什么样的“班长”，就有什么样的队伍：县委１１名常委，９名住在工地上；组织部长张明海有病，王伯祥撵他治疗，他却偷偷把铺盖搬回窝棚；道口乡党委书记王守福怕暴露病情，偷偷打针吃药。

　　干部激励群众，群众鼓舞干部，北大洼工地上，唱响着激昂的抗天歌……

　　４５天的奋战结出硕果：盐田工程，修筑了沟、路、渠、坝８５条，总长３５０公里；条台田工程，修道路林带２９９条，干支沟渠３００多条，高标准条台田１１万亩；虾场工程，新筑防潮大坝３１００多米，围圈滩涂５万多亩。

　　当初泛着白碱的烂泥滩，顿时如织如画。

　　王伯祥任期内，这样的大规模集团作战从未停止过。有人统计，王伯祥任县委书记的五年半时间，寿光完成工程８０００万土方，按一米见方堆积，足足绕地球两周。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９日，县影剧院门外锣鼓喧天。

　　主席台上，王伯祥破例换上一身干净的中山装，向全县人民三鞠躬：“寿光人民用勤劳和汗水，谱写了寿光发展史上又一壮丽篇章，寿光人民战天斗地的伟大精神将与天地共存！”

　　掌声，经久不息。王伯祥流泪了，所有的人流泪了……

　　如今，北大洼真的富起来了，寿北真的富起来了。北大洼东岔河村８３２户人家，村民全部免费医疗，每年给老年人发放１０００元养老金，建别墅式居民楼５８３座。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但生活早已天翻地覆。人们以开设“伯祥餐馆”“伯祥商店”的朴素方式，表达对老书记的怀念。

　　“用三到五年，让寿光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寿光工业总产值２．１９亿元，三个盐场占去一亿多元……１９８６年７月１３日，王伯祥第一次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市里工业会议，就被深深刺痛。

　　“打一场工业攻坚战，用三到五年，让寿光的工业产值翻两到三番！”

　　拿定主意，王伯祥带着县计委、经委、财政、税务、银行的同志，听汇报、看厂房、查数据、找问题，和职工讨论、研究，然后，与邻近的工业强县作比较……把全县２０多个企业研究了个透。

　　不久，王伯祥又亲自带领县五大班子成员、乡镇党委书记、县直部门负责人和部分企业厂长、经理组成的考察团，到江苏宿迁、常熟、太仓和张家港的乡镇企业取经。

　　１１天后，考察团满载而归。不到一年，县里就上了棉纺厂、胶合板厂、制药厂、３５万吨盐场等７７个项目，投资１．５亿元。从此，寿光取经“上了瘾”：每次取经归来，寿光工业都发生一次蜕变。

　　抓企业，先执牛耳。王伯祥的办法既简单又实用：由全县１００多个经济单位推荐１００名能人，优选４０人作为后备厂长、经理，分期分批充实到企业班子中。县委组织部出台文件，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选拔厂长、经理。

　　公开选拔上来的厂长、经理们很快把企业扭亏为盈，为全县企业界吹进了一股新风。

　　１９８７年１月，王伯祥下乡时发现，台头镇副镇长兼经委主任陈永兴对企业的创建、发展十分熟悉，他马上将这位精明干练的副镇长和亏损的县造纸厂联系起来。

　　１０天后，王伯祥和组织部长张明海送陈永兴到县造纸厂走马上任——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亲送新厂长上任，这在寿光历史上还是头一遭。新厂长满怀自信：“不搞出个样子来，誓不为人！”

　　这个造纸厂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晨鸣集团：总资产１７８亿元，年销售收入１７２亿元，利税２０多亿元，是世界纸业２０强之一，货真价实的中国造纸业航母。

　　寿光人说，王伯祥打下的人才基础，使人口、面积中等的寿光县，升起了许多国家级大中型企业和名优企业。

　　实行企业股份制，是王伯祥早想吃的另一只螃蟹。

　　１９８７年３月，听说上口镇南邵一村五金厂已实行股份制，王伯祥赶去与董事长李友春交谈了整整一个上午。十几天后，县里召开发展企业股份制大会，请李友春作经验介绍……

　　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居然在全县宣扬“资”味浓重的“股份制”，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岂止“大胆”，简直是不要命！

　　但王伯祥毫不动摇：中国企业最终要走股份制这条路子，“任何不触动产权的改革都是不彻底的改革。只有脱胎换骨，才能改出名堂，改出成效。”

　　一时间，股份制企业在寿光大地上竞相绽放。１９８９年，股份制企业拥有全县工业总产值的近３０％，利税占全县企业总额的２８％；１９９０年，全县股份制企业达到４６４个。

　　“伯祥效应”

　　当县委书记五年半，王伯祥对用车的要求是：只要误不了公务，什么车都行。

　　他先后坐过双排客货两用车、北京吉普、上海牌轿车、伏尔加轿车，并且大部分是从别人那里“继承”来的。

　　干部们感慨：“咱伯祥书记真是九十年代的思想，战争年代的作风！”

　　正因如此，虽然社会上一度出现用车攀比现象，寿光却“纹丝不动”。

　　百姓说，这是“伯祥效应”。

　　凡到过王伯祥家的人，都说他“跟不上时代”。任县委副书记、书记８年，他四间旧平房的家一直没动过。

　　房子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狭窄低矮，有的地方裂了缝儿，墙皮脱落。院子墙角垛着柴火，垒着煤池子。父母从老家来，没有单独的房间，只好和孙子、孙女睡在一起。冬天，三个孩子手脚冻得红肿，夜里冻得睡不着觉。

　　王伯祥在全县大会上讲：“财政收入不到两亿元，我绝不住楼房。”等过了两亿，王伯祥却绝口不提楼房的事。

　　王伯祥父母住普通的农家小院，土炕、锅灶、破三屉桌、旧沙发……与已经富起来的寿光农民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每念及此，王伯祥不由长叹：“我是一个不孝之子！二老八十多岁了，还让他们生活在农村。他们从来没让儿子用权力办过私事，从没给儿子出过难题。”

　　现在，退休的王伯祥每天都给二老打个电话，过不了十天内肯定回老家一次。“就算天天守在二老身边，也折不了我这当儿子的罪啊……”

　　由于平时早出晚归，孩子们小的时候甚至不认识他。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４日，前往北大洼的前一天，王伯祥１０岁的小儿子左臂骨折住进医院。看着生病的儿子，王伯祥不由得一阵心酸：孩子最需要父爱的时候，甚至没有时间好和他们说说话，我这个父亲怎么当的啊！

　　王伯祥日子过得紧巴，家里难得有水果、瓜子、糖块。就在几天前，儿子在街上看到别的同学吃苹果，要父亲买。王伯祥眼一瞪说：“苹果有什么好吃的？”孩子再没敢吱声。

　　躺在医院里的儿子，肯定馋苹果了吧？临走前，王伯祥拿出５０元钱给妻子：“我不去医院了，一定给孩子买点苹果吃。”

　　……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王伯祥升任潍坊市副市长，家，也要搬到潍坊市去。

　　搬家这天，道口镇政府派来一辆１３０客货两用车，一车就装完了王伯祥全家的家当：前棚坐着妻子和三个孩子，车厢拉着水桶、锅灶、风箱，几百斤玉米、千余斤小麦，一套旧式桌椅和零碎家具。潍坊市政府派来的一辆货车没东西可拉，干脆装上了院子里没烧完的蜂窝煤和引火用的柴火。

　　送行的人群中，终于有人控制不住：“伯祥书记，咱寿光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当也比你多呀！”

　　王伯祥一笑：“这不很好嘛！”

　　握手送别的刹那，许多送行者突然泪水奔涌，呜呜地哭出了声……

　　“伯祥书记”离开了寿光，背后留下的，是２０多万个年均收入两万元的蔬菜大棚，１２０万亩棉田、盐田、虾池，４８５０多家企业，已成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的全县７０％的群众……

　　今天，追忆故事。

　　王伯祥笑说，此生，足矣。 （记者　魏武）

（责任编辑: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