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沈彬

　　个案推动的司法政策调整，来得比人们想象的快。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要求在司法解释中大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道德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

　　这次司法政策的大变动，可以看作是最高审判机关对去年的“于欢案”以及刚刚过去的“昆山反杀案”的舆论潮的积极应对。“于欢案”中，被告人从无期徒刑的一审判决到二审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而“昆山案”直接由公安机关认定为正当防卫，不予刑事追究结案，点燃了人们改变现行正当防卫认定标准的希望，这正是人心思变所在，也是司法政策和民意的良性互动的结果。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1997年版《刑法》甚至还规定，公民面对杀人、强奸、抢劫等行凶情形时拥有“无限防卫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正当防卫条款却逐渐沦为“僵尸”条文，法定的公民自卫权被异化为“谁死人谁有理”“谁伤重谁有理”的“唯结果论”，没有顾及法律设置正当防卫制度本身应有的弘扬正气、震慑犯罪的社会功能；正当防卫的边界，也由法定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被各种“土政策”加码限制，变成“不得已的应急措施”，“必须穷尽一切手段之后，才能实施正当防卫”。

　　福建的“失主追小偷，小偷滑倒死亡案”，当事人一度被追究了“过失致人死亡罪”；深圳大学生见义勇为打伤猥亵女网友的保安，却被刑拘……点点滴滴的个案，屡屡拨动社会关于公正的敏感神经。“于欢案”以及“昆山案”爆发出的舆论潮，只是这种对于正当防卫被长期“不正当化”的积怨的集中爆发。

　　之前多个被纳入“天理、人情、国法”综合考量的个案，应该成为“有效激活正当防卫制度”的契机，正当防卫标准不能再靠口水解决，而是应该堂堂正正地进入国家法治议程。

　　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当正当防卫的法律标准由法定的“没有明显超过必要的限度”，被形形色色的红头文件、陈年旧案钉上条条框框，法律的原本面貌被层层覆盖，司法人员可能更懂“政策”，但网友有时可能更懂什么是正义。

　　就像“昆山案”初期有不少律师“凭经验”认为这是防卫过当——但是，这样的“大概率正确”的经验判断是否与立法原意相违背呢？

　　还是应该感谢舆论风潮，是公民对于正义的朴素见解，刺破了各种条条框框框的政策偏见，也让司法人员能跳出专业主义的窠臼，直白看清法律的本来面目。法治就是要消灭“任性”，既包括公民个人的任性，也包括“权力的任性”；公民不能以正当防卫为由，“任性”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公权力也不能任性地限制公民的正当防卫权。

　　一定程度上，这次司法机关对于正当防卫的政策的修正，也就是在“求诸野”，打破既有叠床架屋的司法旧例、红头文件，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到法律初心所在，恢复正当防卫制度以及“无限制防卫权”的立法本意，

　　个案的问题要解决，曲突徙薪一样重要，激活正当防卫制度，这将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