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上应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在标准设定上应更多站在正当防卫人的角度考虑，不能对正当防卫人过于苛求，从标准认定上要有利于防卫人。唯有如此，公众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才会毫无顾虑地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的《关于在司法解释中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工作规划(2018-2023)》（简称《工作规划》）提出，要在司法解释中大力弘扬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道德要求，适时出台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处罚原则和见义勇为相关纠纷的法律适用标准，鼓励正当防卫，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益。(相关报道见A3版) 

关于正当防卫法律认定的讨论由来已久，从去年山东“于欢案”到前不久江苏昆山的“于海明反杀案”，都将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成为了全民探讨的公共话题。尽管“于欢案”以二审认定防卫过当由无期徒刑改判为五年有期徒刑告终，于海明案以“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定性而被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但是，关于进一步细化正当防卫法律认定标准问题的呼声却愈加强烈。最高人民法院此次发文，将正当防卫认定标准、处罚原则等纳入下一步司法解释起草、修改、完善的重点规划，既顺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更好地体现正义、友善、互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从字面看只是一字之差，给当事人带来的法律后果却有着天壤之别。我国刑法规定，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防卫过当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一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怎么来判定当事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这就给法律适用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法官在个案处理中也会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如果把正当防卫认定为防卫过当，对当事人而言就是一个冤案；如果把防卫过当认定为正当防卫，就放纵了犯罪。 

由于针对“防卫过当”没有具体的认定标准，也引起了一系列罪与非罪的争议。现实中，某些案件似乎可以判“正当防卫”也可以判“防卫过当”。在这一前提下，不少法官基于所谓“平衡的艺术”，往往会给防卫人判个“防卫过当”——因为不法侵害者往往已经或死或伤，判防卫人“防卫过当”通常都被视作给死伤者家属一个交代的取巧之策。在此类操作中，司法对于公平正义的终极追求，让位于妥协和折中的技术性目标，由此造成的“和稀泥”事件不在少数。 

司法实践中，对正当防卫认定过严而对防卫过当适用过宽，已成为一个常见的问题。这样做的结果是，没有从法律层面有效激活正当防卫制度，使得公众在面对不法侵害时增添了更多顾虑，也使有些不法侵害者更加肆无忌惮，不利于鼓励公众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达到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目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实施正当防卫都不具有社会危害，反而只会对社会有益。如果现有的法律规定没有更好地起到鼓励正当防卫的作用，就有必要对此进行审视，从众多的司法个案中总结带有规律性的要求，将之上升到法律规范的范畴，以此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通过统一法律适用有效激活正当防卫制度。 

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这一点在制定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时，应当得到足够的体现。如果在正当防卫的掌握上从严、在防卫过当适用上过宽，就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鼓励正当防卫，应当在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上适当放宽“准入”门槛，在标准设定上应更多站在正当防卫人的角度考虑，不能对正当防卫人过于苛求，从标准认定上要有利于防卫人。唯有如此，公众在面对不法侵害时，才会毫无顾虑地勇于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也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防止正当防卫人“流血又流泪”。 

本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