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中国红十字会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认为，红十字会不能去官方化，这是法律赋予红会的特殊职能，跟其他的慈善组织没有可比性。王平说，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4月25日《潇湘晨报》）“如果中国红十字会级别高点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在一个长期以来习惯了靠权力资源去推动救援乃至解决问题的国度，这样的思维应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毕竟，级别越高，意味着可以动用的资源就越多，动员能力可能也更强。

　　显然，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民间慈善尚未发育，公民权利意识仍旧式微之时，作为官办慈善典型的中国红十字会，靠着副部级的待遇，尝到了不少甜头。一没有竞争对手，二公众对于慈善的透明度没有要求，“高级别”就成了红会最好的信任资源。然而，也正因为在慈善组织与行政级别上的过度交叉，当民间慈善逐步成长，公民意识逐渐萌发，仍奢望提高“级别”来更好发挥作用的思维，已成了当下中国红十字会最大的信任之殇。

　　不可否认，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中国红十字会有着法定意义上的救灾职责，且由于有着颇高的行政级别，在灾难来临时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都增强了其在赈灾过程中的强势力量和作用。但法律所确定的救灾职责与公众要求红会进行信息公开并不矛盾，公开只是为了让红会接受监督，降低慈善成本，更好地履行救灾“职责”。其次，当民间组织大量成长，红会如果不能在透明度的方向上取信于人，期望继续以“级别”换取信任，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次雅安地震中，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的对比，已作了很好的现实注脚。

　　雅安地震中红会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比较，已经充分证明，靠行政级别赢得慈善公信的时代已经过去，红会只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姿态，不断适应现代慈善的操作规则，方能走出信任洼地。

　　慈善组织不同于一般性政府部门，行政级别的高低虽然会影响组织和动员效率，但其毕竟只能是公众爱心的一个委托代理机构，如果不能以高度的透明和公开以及执行效率赢得公众的信任，再高的行政级别也将面临无源之水的困境。必须要厘清的一个常识是，目前官办性质的中国红会，以“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定位，实质上是国家财政救助与社会爱心救助混杂的产物。红会的赈灾行动中，一部分物资直接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支援，另一部分才是真正的社会慈善捐助。当这两者合二为一，善款去向不明也就难以避免，在公开方面也存在阻力过大的问题。高行政级别虽然令其享受了动员上的优势，但一旦透明度不能满足公众的需求，信任危机也就随之而来，带来的将是慈善与国家救助的双输。

　　透明、独立是慈善事业的准入证。正如民间公益组织负责人邓飞所言，对于公益组织，民众看重的是公益、慈善组织是否透明、公开，能否接受批评、监督。不过，这是最浅层次的PK，最根本的PK是执行模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效率。如果连透明和自身定位都存在问题，行政级别再高，恐怕也难以立命。这是当下中国红会必须直面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