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界面新闻9月9日报道，8月31日是云南昭通彝良县海子镇新场村向阳小学报名发新书的日子。在前一天，侯长亮走了两个多小时山路回到这一所四周环山，交通闭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通水泥路的乡村小学。即将开始的新学期是侯长亮作为支教老师在云南参与教学任务的的第二年，也是他在偏远乡村支教的第8个年头。

　　目前在中西部山区，和侯长亮一样，许多的支教老师为偏远地区的孩子带来了更多的学习机会。但面对庞大的农村义务教育人口，现有的老师数量还是捉襟见肘，目前“吸引人”“留住人”仍然是偏远乡村支教面临的一大难题。

　　撤点并校近20年，乡村仍然需要老师

　　“原来这个学校只有三个代课老师，政府是打算放弃这个学校，将它并入村小。”侯长亮向界面记者说道。在村民修缮了教室，以及来了两位支教老师以后，这个学校才得以保留。

　　侯长亮所说的情况缘起于出现在九十年代末、于2001年正式开始的“撤点并校”政策，即撤销农村原有的中小学，使学生更多集中到城镇学校。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村学校呈现出布点分散、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状态，尽管每年国家层面都会依照学生人数下拨经费，但小、散、条件差的现实条件，让大多村级学校无力提升教育质量，仅能维持运转。“撤点并校”政策的初衷，就是要改变“村村办学”的教育格局，以集中办学的方式提升教育经费的投资效益与教育质量。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2年发布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从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中国的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数量下降52.1%，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人，农村初中生减少了1644万人。他们大多数进入县镇初中和县镇小学。

　　但是，仍有一些学生尤其是西部偏远山区的学生因路途遥远、上学成本增加等因素不得不留在当地村小。在村小代课老师被清退和减少的情况下，志愿者们开始进入这些偏远地区的学校支教，为当地学生保留接受教育的机会。民间大规模的支教活动，就这样与“撤点并校”政策几乎同时开始。

　　在2011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支教的侯长亮，是以个人志愿者的身份投入到偏远地区教育行业当中的。而近年来，除了像侯长亮这样以个人形式参与支教以外，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也成为向山区输送支教老师的主力军。根据中华支教与助学信息中心于2016年发布的《民间支教报告》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上万名志愿者通过该类公益组织报名参加支教活动。

　　除了民间支教组织以外，国家官方开展的“支教”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98年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共同组建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该项目由1999年开始派遣，每年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中招募一定数量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国家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志愿服务。此后，在2003年，团中央、教育部又开展“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同年开始，国家每年都会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开展为期1－3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即“三支一扶”志愿者服务。除此之外，特岗教师教师，免费师范生，教师轮岗等项目也为偏远地区输送了大量的教师资源。

　　支教老师的来到不仅为更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保留了上学的机会，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的教学质量。根据支教公益组织美丽中国向界面新闻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6-2017学年中，其项目老师带领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57%的班级在重大考试中的平均分获得提高；53%的班级在重大考试中的及格率获得提高。

　　侯长亮也回忆到，在其原来支教过的广西瑶族，很多人连小学都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但是有了支教老师过后，很多人都读到了初中，“现在我的第一届学生有的都上高二了。”侯长亮自豪地说。

　　从“能上学”到“上好学”

　　对于新学期，侯长亮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学校又来了一位支教老师。在过去的一年里，作为学校仅有的两位支教老师之一，他通常需要“包班上课”，也就是承包一个班一天之内包括早自习在内的所有7节课，从早忙到晚没有休息时间。新的老师来之后，他每天可以有两节课的休息时间。而在侯长亮来到向阳小学之前，这个拥有4个班的小学只有三名代课老师，以至于每次上课时都有一个班面临没有老师的情况。

　　在已经支教7年的侯长亮看来，偏远地区学校最缺乏的还是老师。已经走过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他表示，这些年来偏远地区学校硬件资源得到的改善都超乎想象，但缺少老师，尤其是缺少好老师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他谈到，向阳小学去年修缮了教学楼，添置了新的课桌和教学用具，孩子们有了宽阔的操场，课外书等也有公益组织的捐赠。这个大山里的学校甚至有两间教室添置了电子白板，一种即使在城市学校也很少能大规模布置的教育信息化设备。但到目前为止，这个超过150名学生的学校仍然只有6名老师。

　　曾在云南大理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支教两年的岑翠仪也告诉界面新闻，第一次去到支教时，学校的硬件条件让她非常“震惊”，但这些设备却还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真的不像我之前想象的那么糟糕，该有的基础设施都有，电脑，多媒体这些都不缺。”岑翠仪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年纪都比较大了，不习惯制作ppt讲课，所以大多设备都被搁置了。”

　　在岑翠仪来到之后，才第一次有老师向学校领导申请使用多媒体设备。在她看来，如果有更多熟悉使用方法的支教老师来使用这些设备，它们可以发挥更大的价值。

　　“在政府和公益组织的帮助下，硬件和物资都容易解决，可老师仍然非常缺，特别是好的老师。”侯长亮无奈地说到。现在的山区的教育需求已经开始从“能上学”向“上好学”转变，侯长亮也会给孩子开展一些体育课，美术课和手工课，但这并非是他擅长的，学校也非常需要能够承担这类课程的老师。从小在城市里长大、曾经有出国经历的岑翠仪，也在支教的期间承担起了英语和音乐等教学任务。

　　对偏远地区的学校来说，好老师的定义不仅仅是过硬的专业能力，还还需要很强的责任心，并能够忍受山区艰苦的生活条件。“我们其实很想招一些（条件很好的老师），但他们能待的时间都很短，而教好孩子不是一个学期，一年的事。”侯长亮说。

　　西部阳光基金会执行理事梁晓燕也曾在公开讲话中谈到，目前在乡村学校，能够直接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缺了，凡是与人相关，与人的理念和素质相关的东西反而凸显出了大大地缺口。

　　把老师留下

　　由于没有单独的教室宿舍，侯长亮和其他几位老师只是简单地将教室隔了一个狭小的空间作为晚上休息的地方。他已经习惯了这样艰苦的条件，但这样的环境在未来能否留住更多老师，却让他颇为担心。在支教期间，侯长亮已经见过很多“考过来”的在编教师受不了而离开。

　　事实上，国家在近年来采取了多种方式为偏远地区持续输送优质的师资资源，并鼓励优秀的老师留在当地。

　　2017年12月，教育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在对口支援机制下，每年从内地学校选派一批优秀教师赴西藏、新疆支教，带动和培训当地教师，帮助当地整体提升教育发展水平。2018年首批将援派教师4000人，每批老师服务时间在1年半左右。

　　今年七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面向社会公开招募优秀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等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学。受援学校为县镇和农村学校，2018―2020年计划招募1万名讲学教师，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教师连续讲学。

　　在谈到乡村学校无法吸引人，留住人的时候，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乡村教师的流失，除了一些客观原因，比如工资待遇不高之外，主要还受“城市化”论调影响，认为乡村教师没有前途。而政府一旦给予乡村教师充分的激励，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激励，提高这一群体的待遇和职业荣誉感，会有优秀教师选择留下。

　　把老师留下，可能正在成为偏远学校们最需要的事情。在新学期开学之际，侯长亮更新了他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新学校了，可老师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