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峰

　　近年来，各种“陷阱”理论成为中国的流行语言，从“中等收入陷阱”到“低生育率陷阱”（经济领域），从“卢梭陷阱”到“塔西佗陷阱”（国内治理领域），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关系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频频闪现于各类传播媒体重要位置的各种“陷阱”理论，引起中国民众的困惑，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思考。

　　辨析“陷阱”学说：

　　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源于古希腊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及其各自所领导的同盟之间长达近三十年的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作为雅典的军事指挥官在其传世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从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无论是修昔底德的叙述还是历史的真相，雅典不是新崛起的大国，斯巴达也不是守成大国。而且，修昔底德本人也并没有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然而，美国著名国际战略研究学者、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在为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时，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他说，在过去五百年中，一共发生过16次崛起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先例，其中只有4次以和平方式结束纷争，其他的12次均以战争收场。阿利森教授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他认为一战的根源就是崛起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守成大国英国，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从而斯巴达决意发动战争一样。阿利森教授把崛起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或者崛起大国必然遭到守成大国的遏制，从而导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逻辑，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金德尔伯格陷阱”源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对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研究。金德尔伯格在《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中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原因在于守成大国英国没有能力领导世界，而崛起大国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责任，从而导致国际秩序的崩溃和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另一位更为有名的国际战略研究学者、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重提这个话题时，把金德尔伯格的这个著名论断称之为“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个陷阱的逻辑是，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如果缺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就会导致国际冲突不断乃至引发大战。约瑟夫·奈认为，由于特朗普执政下的美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缺位，将导致全球缺乏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这种局面下，如果中国继续免费搭便车、不愿对国际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那么世界有可能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

　　辨别话语伪概念：

　　警惕“陷阱”理论包装背后的政策陷阱

　　约瑟夫·奈在展望未来的中美战略关系以及可能的国际秩序大调整时，进行了超时空的乾坤大挪移式类比与想象。在约瑟夫·奈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是作为崛起大国的中国“主动示强而不是示弱”；而金德尔伯格陷阱则正好相反，是崛起的中国“主动示弱而不是示强”。也就是说，作为美国重要的智库谋士和外交战略设计的圈内人士，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中国示强，中美关系就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国示弱，中美关系就会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个精巧的逻辑与政策的双重陷阱，置中国的对外政策于两难之中。而这正是约瑟夫·奈等希望出现的结果。

　　为此，笔者认为，格雷厄姆·阿利森和约瑟夫·奈等美国智库研究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软硬兼施的办法，诱导中国外交政策步入美国设计的轨道，从而延缓中华民族复兴的步伐、并从而护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

　　事实上，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亦无金德尔伯格陷阱。所谓的“陷阱”不过是对人类历史的误读和对西方理论的迷信而已。因为，用于描述当今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的“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等一系列话语是伪概念。西方学术界通常把美国称为“守成大国”、“现存大国”，相应地把中国描述为“崛起大国”、“新兴大国”。然而，追根溯源，这些概念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它把西方国家视为主体，而把非西方国家和民族视为客体。如果我们换一个坐标，以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世界大历史来看，当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并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其说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还不如说中国是一个处于复兴进程之中的大国。因此，所谓中美双方分属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的国家定位，并不是一个与现状和历史经纬相吻合的准确表述。作为命题载体的概念本身暗含着极大的瑕疵，其逻辑推论也必不成立。

　　此理论非彼理论：

　　不能盲目迷信所谓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基于对先进科技在国家综合实力中重要作用的认知，部分民众对现代科学技术有一种近乎条件反射般的推崇；基于对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国家欺侮的历史反思，部分民众对西方理论有一种不假思索般的敬畏。现代科学技术肇始于西方，奠基于西方自然科学家的努力与贡献。然而，来源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说与产生于西方国家的自然科学理论，尽管同样冠之以理论之名，却有天壤之别。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各种理论是对自然规律的总结，是一种不可违背的规则；一旦背离这些规则，必将寸步难行。比如，由于对第一宇宙速度的认识与利用，人们可以把人造物体发射上天，成为人造卫星围绕地球运转。而如果认识不到或者不尊重这个规律，我们发射的物体是不可能到达地球上空的指定位置，也是不可能围绕地球运转的。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万有引力定律。

　　然而，某些学者常常有意或无意间隐瞒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学说之间的巨大差异，从而常常把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和学说等同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定律与规律，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规律具有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功能与角色。正如自然科学的理论与规律揭示了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一样，社会科学同样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这是一种重大误读。必须强调，近现代以来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既源于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理论，也源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实践，却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也缺乏对人类历史大视野的宏大思考。因此，这些西方学说或者理论，从学术角度而言，具有明显的偏颇和缺陷。总之，基于西方哲学、宗教和历史传统而来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或规律，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和规律绝对不能同日而语。我们切不可像推崇西方自然科学理论一样去盲目迷信所谓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该也不能乱用、滥用各种“陷阱”理论，更不能主动对号入座，把某些西方概念与理论当成中国的现实，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从而落入西方学者为我们设定的理论陷阱和话语陷阱之中。我们必须具备基本的、必要的战略自信与学术自信，一切涉及中国现状和发展趋势的判断，不能生搬硬套源于西方历史的理论概念和逻辑框架，而必须植根于对中国历史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当然，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我们也不能一概加以排斥，而应该批判式的接受。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