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舞剧《宝莲灯》说起

赵 青

只要有助于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达中国人的情感，都可以“为我所用”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像父亲赵丹那样的电影明星，父亲却想培养我当音乐家，而后来我选择舞蹈作为终身事业。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赵青，你怎么不跳《白毛女》”更是让我立志开拓中国民族舞剧新方向。

　　1957年以前，我们有了民族舞剧“头三脚”，即三个小舞剧《碧莲池畔》《盗仙草》《刘海戏金蟾》，还没有一部大型民族舞剧。1957年，北京舞蹈学校编导李仲林、黄伯寿决定将“劈山救母”的戏曲故事移植过来，编演大型舞剧《宝莲灯》，由我扮演女主人公三圣母。今天回望这部中国民族舞剧经典，仍有不少有益经验值得总结。

　　《宝莲灯》的舞蹈语汇融中国民间舞、戏曲舞蹈于一炉，借鉴西方尤其是苏联舞剧创作观念，树立起我国古典民族舞剧比较完整的样式。民族舞剧既不能“洋化”，也不能忽视舞蹈本体而“戏曲化”，这就要以舞蹈艺术为根本，积极汲取外部有益成分再造为独特的无声的舞蹈语言，通过细腻的表演讲故事。这也是《宝莲灯》最重要的创作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为演好三圣母，我向各方拜师学艺：拜京剧表演艺术家于连泉为师，学习有助于舞剧表演的身段动作；向演过《劈山救母》的雪艳琴学舞彩绸、向武生演员李金鸿学舞剑，这期间不断翻阅常沙娜借给我的敦煌壁画造型，琢磨如何让角色像画中人那样活起来。我像一块海绵，贪婪地汲取外界的有益成分，酝酿符合三圣母的动作和造型。不只是我自己找老师学习，剧组还请来京剧名家李少春指导大家武功。

　　以《宝莲灯》为代表，中国民族舞剧广泛接受、积极改造传统戏曲的舞蹈动作，这一阶段持续近20年。之后，创作者认识到必须逐步摆脱戏曲的影响，转而吸取历代壁画等历史遗存中的古典舞蹈形象，学习各民族舞蹈的丰富语汇以及国际现代舞，进而开拓新的风格。1980年的舞剧《剑》就是一次大胆创新。在这部剧中，我打破古典舞传统技术的一些框框，创造出一系列崭新的舞蹈语汇，包括高空托举、腰间缠转、地面翻滚等动作，从而使感情抒发更加淋漓尽致。当时有人质疑这样做过于“洋化”、丢掉了传统，而我认为，中国民族舞蹈要想向前发展，民族特点不能丢，但也不能一成不变，否则就难以适应观众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和时代的发展——只要有助于讲述中国人的故事、表达中国人的情感，都可以“为我所用”。

　　舞蹈语汇的创新归根结底要服务于推进叙事、塑造人物和抒发情感。如果一出舞剧落幕，观众只记住一两个精彩舞段，而没有对角色留下深刻印象，这个作品就很难说是成功之作。回到舞剧《宝莲灯》创作经验，原作剧情曲折复杂，我们改编成舞剧时首先对故事加以提炼，突出爱情主线和反封建主题，把剧本功课做足。当下一些舞剧要么靠大量字幕讲解剧情，要么让舞蹈演员“有口说不出”，问题就出在剧本。舞剧没有唱词对白，单纯靠舞蹈讲故事，这就决定舞剧的故事不能太复杂、主要人物不能太多，否则会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比如演孔子，孔子的人生和思想那么丰富，选取哪些来突出表现是创作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有了主线突出的故事，抒情才有根基和土壤，角色才能立起来。

　　具体到角色塑造，除借助外部动作，更重要的是内心刻画。观众之所以喜欢《宝莲灯》中“三圣母”这个角色，没有计较我这个演员个子、腰腿条件中等，就是因为我“进戏”了，我是在用自己的心带动舞蹈动作，这是父亲赵丹教给我的。在我的艺术道路上，父亲给我留下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和创作经验。他要我记住艺术家任何时候都要给人以真、以美、以善；教我广泛深入阅读相关历史资料和古典文学作品，从而找到角色基调；教我在人物塑造上“忘我”和“感情挪借”；还要求我加强艺术理论修养，弄通什么是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等。为此，我学了一辈子，不敢说学懂学透，但尽力用到每一次艺术创造中。

　　我的身体条件不算最好，好在勤能补拙，加上取长补短，在加强戏剧感染力上多下功夫，如此有了一点成绩。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演员，又有这么丰富的创作资源，希望我的这一点创作经验能对创造新的舞剧经典有所助益。

　　（本报记者张珊珊采访整理）

　　赵青，1936年生于上海，祖籍山东肥城。舞蹈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曾任中国舞协副主席。代表作有大型舞剧《宝莲灯》《小刀会》《剑》、小舞剧《梁祝》、舞蹈《长绸舞》《节日》等。曾获第六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中国舞蹈艺术卓越贡献舞蹈家、中国舞蹈艺术终身成就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