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明

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回到中国文化根性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论在经历“审美的复苏”“体系的探索”“现代性转换”之后，得益于视野逐渐阔大，经验不断充实，正在走进新的阶段。

　　40年前，在全社会审美复苏背景下，人们开始从中国传统中寻找美的意识。后来引发关注的是中国古代文论究竟有没有理论体系，很多人认为中国的理论就是一些思想碎片。这个阶段多是用西方现代思维和方法去整理中国诗学和中国文论，后来学界越发不满：古代文论如何融入到当代思想文化建设中去，进而跟现代融合？有人提出“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但“现代”的参照往往是西学，若单一以西方现代化为尚，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自身的主体性、多样性就容易被忽略。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试图重新找到中国文化根性，展开从思维方式到价值体系的新论述。在这样一个回头细看的过程中，传统文学生活中大量新事实被看见，与此同时，学界越来越进入到“史实还原”的阶段——在意识到要注重还原事实、还原历史现场之后，“中国文论”研究越来越多探向历史维度。这时出现了两组对比鲜明的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强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弱的理论解释力；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声音要“去西方化”，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能进去而不能出来，不能告诉我们“破”了西方之后要“立”什么，以至于一度迷失目标。

　　“科学发展史极其普遍地表明，科学是沿着两条路线向前发展的，首先是依靠新事实的发现，最终导致新型的概念和理论；其次，依靠新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大范围内的已知事实。”（玻姆《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与机遇》）当下学界已经认识到，在大量新事实充分发现的基础上，需要有一个大的理论综合，超越以往对中国文艺的阐释与解读。当今时代的中国文论要避免前面几个历史阶段带来的局限，发展出像中国哲学、中国历史那样强大的辐射力和解释力，发展出新的理论论述。

　　简言之，这个新论述就是“中国文论的历史自觉与现代阐释”。这一新论述有两个轮子，一是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与新意义；一是活古化今，在解释当今文艺实践中不断丰富提炼出新的话语。

　　以新眼光重新发现中国文艺

　　近年来，中国文论研究在“回头看”过程中温故知新，不断更新文艺研究眼光，新眼光又使得中国文学与艺术自身的新事实被看见。其中最显著的是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功能的再发现。譬如，一些学者通过多年个案与专题研究，发现中国文学的“文体”极为丰富多样，“文体”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区别于西方文学的重大民族特色。古往今来，中国文艺家以丰富的文体实践不断丰富经验与美感的表达，中国文学的“天光云影”原来大都可以从文体角度悟得其中三昧。这就大大改写了五四时期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从而大大扩展了文学边界，使得完全不同于五四书写的中国文学史成为可能。

　　又譬如，不同于西方文学对虚构性的强调，在中国文学中，非虚构文学占据尤为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无论是诗人生平与作品关系研究，还是诗与历史事件、诗与日常经验研究的大量新事实，都已充分证明这一点。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提出：“中国的文学史，其形态与其他地域文明里的未必相同。被相沿认为文学之中心的，并不是如同其他文明所往往早就从事的那种虚构之作……无论诗或散文都不需积极的虚构。”长期以来，正是在这一诗歌文学传统基础上，建立了特有的中国文学理论与观念，“诗言志”“兴观群怨”“赋比兴”“修辞立其诚”“诗史”“经典”等，都是非虚构的文学理论与观念。在以诗文为主流的中国古代文学中，文学写作乃是写亲身闻见、亲身经历的现实世界情景及由此而来的真情实感，不同于现代以来以“积极虚构”为主流的文学观念。非虚构与虚构同时存在，延伸文学边界，扩展文学功能，使得文学不仅是少数人秀异的语文游戏与奇妙幻想，而且跟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谓一草一木总关情。

　　新事实拓展新眼光，新眼光发现新事实。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重新认识中国文学艺术的时代，这与中国文化整体复苏和社会普遍文化自觉是相适应的。

　　活古化今，强化文论阐释力

　　中国文论是否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生命力，还要看它能否有效阐释当今文艺实践。看历史要看大势，从大的方面来说，当今时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和整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相通的，这是发展的重大机遇所在。与此同时，中国文论也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譬如，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如何协调？如何重新认识文学与国家的关系？文学创作如何在中华崛起的时代，充分涵育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素养？而“国身通一”的士人理念、“家国兴衰”的志士情怀，正是千年中国文论主流，即严羽所谓盛唐诗为“第一义”以及王国维所谓“屈子文学之精神”。说到底，“文以载道”的“道”既是客观历史大趋势，也是这个大趋势内化为士人身心的担当（即王夫之所谓“践身心之则”）。中国文论也有“功夫在诗外”的一整套论述，即一个相反相成的悖论：有时候，只有从文学外部、文学周边来看文学，才是真正“文学性”。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说是自觉的文化意识，从大众来说则是百姓日用而不觉，中国文史智慧、人文关怀与道德传统仍然在今天文学活动中起作用。正如起点中文网创始人吴文辉所说，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力的网络小说，无论怎样新变，还是跳不出中华传统伦理和传统价值观。因而，我们应清醒认识到，中国文论核心价值仍然与当代审美经验和文化实践发生直接关联，并对当代文学创作发挥重要影响。

　　以学界近年来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关联思维”——中国文论最核心的思维特色之一为例。“关联思维”即中国文论中所说的“感”。马一浮认为，诗兴，感而已。叶嘉莹一直说“兴发感动”。西方很多汉学家如李约瑟、史华慈、郝大维、安乐哲等，对此都有讨论，称之为协调思维或者关联思维，认为这种思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感”可以分成多个部分：人与自然的沟通，人与物的沟通、感应、感触，人心理情绪的感动，伦理政治的感化等。张载把这个观念概括为“感之道”。天地万物同源共生，相互感通、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相互协调，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之情”，即包括人在内的万物在宇宙生生不息的有机过程中相依相通、共存共荣的情状。这样一种关联模式涉及宇宙自然、社会政治伦理、心理、美学等众多领域，对中国传统产生深远影响，所以钱穆说：“‘感应’二字，实可谓会通两千年来文化之精义而包括无遗。”最近一些文艺作品受到广泛好评，就在于它们让人有一种生命与生命相贯通、精神与精神相融合的美感体验，因为它们“感”知社会现实，“感”动人性。这不就印证了中国文论所强调的“感”，印证了诗与艺术的灵性在于生命与生命的感通、人性深处的照面吗？

　　中国文学要以文学方式呈现中国。当一个国家及其国民从感性经验上真切表述自己是谁，自何方来，向何处去，民族文学就能找到精神家园。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