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北京，初雪映日，在安慧北里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院，站在记者面前的罗箭少将儒雅温和。

　　罗箭，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

　　父亲的起起落落，让罗箭也难以置身事外。当父亲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时，他的眼神会注视着客厅的墙上：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黑白照就在眼前。

　　　　罗瑞卿上任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

　　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 罗箭说，“我父亲说还是想跟着部队打仗”。罗瑞卿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

　　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然而，罗瑞卿面临的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解放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很多人受到一些反动势力的影响还是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

　　罗箭说，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

　　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刚建国的时候，在北京的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另外，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另外就是禁毒，我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

　　　　“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北京的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日占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我父亲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一场结束二千多年恶俗的封闭妓院大战就此开启。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执行纪律，包括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等。

　　“我父亲用打仗的办法来指挥行动的。首先是包围，先派人在妓院周围形成包围圈，由便衣和民警实施戒严，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登记在册，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他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他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首倡“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简称“民警”）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罗箭说。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了。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了”。

　　“我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

　　“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重庆市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的二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

　　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

　　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能，能。”

　　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

　　为保卫毛主席，50岁学游泳

　　早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就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

　　1929年3月，罗瑞卿从上海到闽西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后不久认识了毛泽东。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相仿的罗瑞卿问到：“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年代，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主席对罗瑞卿说，“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主席的这句话，对我父亲来说压力是最大的。”罗箭说。

　　然而，建国初期还是遇到了两件事，毛泽东为此很严厉地批评了罗瑞卿。

　　一件是陈毅在上海遇险。“陈伯伯当时在上海当市长，在礼堂作报告，国民党派来的杀手跑到了舞台上面，在幕布后面准备下手，幸亏被人及时发现。”另外一件是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叶当时任广州市军管会主任。

　　“这些事成了我父亲心中的重担。他其实最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主席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这不光是跟的问题，好多事情他事先都要做好的。”

　　每年的五一、国庆游行也是罗瑞卿最忙碌的时候。那些活动毛主席都要参加，父亲时刻都要站在毛主席身后，负责安全保卫。“警卫工作进行详细周密的准备好了之后，我父亲才坐着车到中南海请主席，陪主席上天安门。所有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

　　1959年6月，毛泽东去长沙，要游湘江。“父亲不会游泳，但为保卫毛主席，他在50岁时学会了游泳。”

　　“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紧张一辈子。但是父亲从没有说过。”

　　三次大难不死

　　罗瑞卿生于1906年5月31日，出生时母亲难产。在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母子平安。但是，在罗箭看来，真正磨砺父亲的是此后的三次“大难”。

　　1927年8月2日，“父亲从九江回武汉寻找党组织，得了斑疹伤寒。父亲先到教会医院治，治了一段时间没钱治病了，教会医院又把他扔出来了。四川会馆有个熊师傅很好心，每天喂他点米汤。”原以为会等死的罗瑞卿，身体慢慢地好起来。

　　1931年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崖战斗中，罗瑞卿拿着望远镜站在山头上指挥作战，“他个子高，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24岁的罗瑞卿的脸颊下部射进，穿过口腔飞出，左侧的颞颌关节被击穿，子弹从太阳穴下面出来。罗瑞卿伤势相当严重，血涌不止。“左侧太阳穴下面一个动脉血管大出血。红军医生叶青山，从兜里掏出个银元来，压着伤口，再用纱布缠上，慢慢将血止住了，然后叶青山劝他做了手术。”

　　“当时，很多人以为我父亲不行了，已经找人给他做棺材。”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都不去报到的人。

　　这次大难不死也让罗瑞卿得了个“咬牙切齿”的外号。“因为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影响了罗瑞卿的咀嚼功能，颞颌关节张不开。好了后，总给人咬牙切齿的感觉”。

　　35年后，罗瑞卿面临的最后一次大难与战火无关，却比战火的伤痛更让他饱受折磨。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身兼多职，最多的时候，担任党政军五个要害部门的13个职务。一些人把罗瑞卿看成是心腹大患。1965年底，罗瑞卿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1966年3月，公开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斗争。3月18日，罗瑞卿从三楼窗户纵身跳下，自杀未成，脚跟粉碎性骨折。这又被认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遭到更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抬在筐里接受批斗。在以“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导原则下，他的腿没有得到较好治疗，胫骨被锯掉，股骨头被去掉，造成了终身残废。从此，他只能拄着双拐艰难地行走。

　　　　“72岁，要当27岁过”

　　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中央军委的顾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他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让司机减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

　　“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他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然而，罗瑞卿腿疾却越来越严重。“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我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医院陪守”。中央决定让罗瑞卿去西德手术治疗，他也决心一定要治好腿。

　　德国波恩时间1978年8月2日7时手术进行，12时手术成功，后因心肌梗塞罗瑞卿不幸逝世。“去德国治腿是我母亲陪着的。我们在北京，使馆发回的第一个电报告诉我们手术成功，父亲已经醒了，没多久打电话又告诉我们，父亲去世了”。

　　罗箭回忆父亲：

　　七个孩子都不怕父亲

　　许多人都觉得我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之中很多人都怕他，其实对家人来说，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我们七个孩子没有人害怕他。

　　我小的时候，没记得父亲打过我们，也就是和我们讲讲道理。人家都讲严父慈母，但是在我们家扮演严厉角色的是母亲。平时父亲工作太忙，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一般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能够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都等着爸爸回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无所不谈的时候。

　　　　罗箭自述：

　　快乐的1950年代

　　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不仅我家庭快乐，国家也很富有朝气，中共八大前后，经济发展很好，党内民主也好。每年我们都跟着大人一起活动，夏天北京很闷热，主席他们都到北戴河去开会，研究问题，正好也赶上孩子们的暑假。他们在开会，我们就在浴场游泳，李敏、李娜、还有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孩子……我们都聚在一块儿，天天游泳，没有隔阂。(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付宝/北京报道 本刊实习生滕达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