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爱慧家人目送她前往济南银丰研究院进行人体低温保存实验。（均银丰研究院供图）

专家团队正在为刘爱慧进行人体低温保存的特殊手术。

■本报记者　杨书源　　

这是73岁的周长友和妻子的最后一次凝视，时间定格在2018年6月19日下午14时30分，时长10秒。
　　“老伴，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周长友隔着玻璃窗喃喃。-196℃液态氮的罐内，72岁的刘爱慧被迅速密封。她是山东银丰生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银丰研究院”）生命延续研究计划的志愿者，也是国内第二例公开的在本土完成人体低温保存实验的志愿者。
　　第一例志愿者是于去年离世的49岁肺癌患者展文莲，由银丰研究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完成手术。在中国，现阶段的人体低温保存实验是在志愿者死亡的前提下展开。今年3月，银丰研究院正式获得山东省卫计委批复的遗体接受站资质。
　　她们的选择基于一项交付给未来检验的科学假说：人离世后，将身体器官和细胞功能没有丧失活力的人体通过低温保存实现“暂时休眠”，以待科学技术发展到等攻克人类重症疾病后，将休眠者唤醒。
　　但究竟能不能唤醒？眼下，谁也不能给出定论。
　　自1967年因肺癌而死的物理学家詹姆士·贝德福德成为全球有记载的首例人体低温保存实验对象，人体冷冻技术已有51年历史。迄今为止，全世界尚未出现一例“复活”。
　　“用平常心看待，这只是一个从科学假设出发的研究，总要有先行者去尝试。”曾任齐鲁医院麻醉科主任的类维富教授说。
　　一次离别
　　10年前，周长友召集全家人开会，只甩下一句话：倾尽所有，也要给你妈妈治病。
　　那时，刘爱慧被查出患有肺癌，医生预计的生存周期仅有3个月左右。
　　10年来，昂贵的海参和虫草，成了刘爱慧的日常膳食；进出各大医院肿瘤科，更是家常便饭；只要听说哪里有治疗肺癌的专家，一定不会错过。到了癌症后期，刘爱慧四肢出现水肿等并发症状，周长友就用自己粗陋的针脚，为妻子缝制冰袋……
　　去年，与死神较劲的这家人渐渐意识到：哪怕竭尽全力，或许再也留不住刘爱慧了。
　　刘爱慧在医院走廊里看到一架子遗体捐献的宣传册，平静地拿起一本，看了许久。她对周长友说：“到时候我不行了，也把我拿出去研究一下癌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长友深知妻子是认真的。尽管如此，他终究不忍让爱人遗体无法保持完整。
　　得知银丰研究院在招募志愿者后，一家人开诚布公，和刘爱慧道起人体冷冻的来龙去脉。刘爱慧没有迟疑，坚定地告诉周长友：“老头子，你不用和我说细节了，到时候就把我冻起来，有条件就激活，看看癌症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好帮助更多人。”
　　银丰研究院从属于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据其官网介绍，公司主要从事“人体细胞、组织、器官存储，基因测序技术，细胞技术研究和临床应用等高新技术开发”。
　　2017年11月，刘爱慧的小女儿联系银丰研究院。现场咨询了解后，一家人决定签署参与研究计划的相关文件。
　　2018年6月16日晚间，当刘爱慧的心电图曲线渐趋一条直线时，银丰研究院专家组的成员正在通往泰安市中心医院抢救室的路上。当晚22时40分，银丰研究院临床响应微信群里弹出一条最新信息——这是泰安市中心医院ICU医生告知刘爱慧最新生命指征后，项目组负责人发出的紧急指令。专家团队6月17日零时整赶至医院，刘爱慧的生命指标正在逐一归零。
　　7分钟后，主管医生宣布病人临床死亡，银丰研究院临床响应专家阿伦·德雷克、心外科专家孙文宇、麻醉专家侯跃东、体外循环师赵芬和其他成员就在ICU病房开启一次特殊的手术：向体内注射药物并采取降温措施；进行人工心肺支持，以维持血液循环；通过股动静脉建立体外循环……凌晨3时30分，刘爱慧的生命支持系统基本建立，她的身体被小心转移到救护车上，运至济南的银丰研究院。
　　从抢救室到研究院的这条路，“生命接力”天衣无缝，这被周长友视为天意。
　　离世“病人”
　　抵达银丰研究院后，将刘爱慧的身体转移到-196℃的液氮罐中，是本次实验的最后一步。包括周长友在内的10多位亲人见证了这一刻。
　　那一刻，妻子年轻时的模样在周长友脑海浮现——“她把大辫子往后一甩，一个箭步冲到新发电机前钻研，其他人都因为害怕而躲得老远……”
　　刘爱慧高中毕业后进入老家泰安的电气集团做技术工人，敢于创新，一路自学机械制造、电工学，成了技术能手，一个人做起实验来没日没夜。最终，她把自己也变成了实验对象。
　　她是银丰研究院公开进行的第二例人体低温保存实验对象，也是某种程度上的“首例”——应用体外循环技术实现人体的异地转运，是第一次。
　　项目技术团队包括4位专家和12位协助实验的工作人员，阿伦·德雷克是主要负责人。德雷克曾在美国最大的人体冷冻机构阿尔科生命延续基金（以下简称“阿尔科”）担任医疗主任，来银丰研究院之前，他已参与70多例人体冷冻手术。
　　据他所知，截至目前，全球的人体低温保存实验已有797例。单单在阿尔科，截至今年6月，已低温贮存435位因病死亡的患者，其中278人仅保存了大脑或神经组织。
　　中国第一位接受人体冷冻者——重庆女作家杜虹，就只保存了头部。
　　她是国内知名科幻小说《三体》的编审之一，于2015年患胰腺癌去世。家人遵从其遗愿，将其头部冷冻保存在阿尔科的美国总部。
　　《三体》中有着对大脑冰冻保存过程的描述：工作台上面放着一米左右高的不锈钢圆柱形绝热容器，刚刚密封，从容器中涌出的超低温液氦产生的白雾还没有消散；　由于低温，那些雾紧贴着容器的外壁缓缓流下，流过工作台的表面，像微型瀑布般淌下，在地板上方消失了。白雾中的容器看上去似乎不像是尘世中的东西……
　　这的确不像是现实世界。
　　已故的上海理工大学退休教授、国内“制冷及低温工程”首批博士生导师华泽钊曾经指出，通过人体冷冻实验实现有朝一日的逝者复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原因在他1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　《人体细胞的低温保存与冷冻干燥》中已阐明：生物体按照复杂程度分为细胞、组织、器官、人体，按照目前低温生物医学的水平，大部分细胞以及部分组织能低温保存，但是器官还未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低温保存。
　　这又的确有着现实意义。
　　在德雷克看来，此类实验的一大目的就是最大程度上确保人体细胞的完好无损，“我们希望通过延长人体存留时间的方式，给科学进步、治愈不治之症留出空间；对于逝者家属，也可以在情感上带去希望和信心”。
　　和记者的交谈中，德雷克将这些离世志愿者称为“病人”。在他眼中，人体冷冻者的生命远未终结。
　　“遗体捐献”
　　“人走了，一把灰。如果对科学、医学有贡献有好处，才有意义。”刘爱慧生前提及遗体捐献，总这么对周长友说。
　　人体低温保存实验，是在遗体捐献的前提下开展的。
　　齐鲁医院青岛院区的心外科主任医师孙文宇是展文莲和刘爱慧两例实验的主要操作专家。“必须确保作为实验对象的病人，从医学和国家法律的双重标准下都是已经死亡的。”他强调说明了这个首要原则。
　　刘爱慧参与实验的坦然、从容，总让类维富想起他在舒适医疗病房的病人展文莲。
　　“您实话和我说，我究竟还能活多久？”展文莲曾经心平气和地问类维富。
　　类维富至今记得，展文莲在病床边拿小音箱播放歌曲，随着调子哼唱，即使声音已经发不完整，但她嘴还是在动。
　　3年前，类维富致力于临终关怀医疗。他在齐鲁医院开设舒适医疗病房，希望那些在医学上被判“死刑”的病人能有尊严度过最后的时光。正是这段经历，让他开始正视自己早已知晓的人体低温保存实验。
　　他知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国内就有麻醉医学的研究者研究如何通过低温麻醉使人的代谢降到最低，以耐受缺氧环境。前几年，人体冷冻项目最初被提上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日程时，类维富将其视为“年轻人应该努力的事”。直至接触了大量求生欲望强烈的绝症病患时，他发现，人体低温保存实验或许能为临终关怀提供“新解”。
　　在类维富看来，冷冻的终极含义并不全为复活，而是对于未来生命科学的可能性探索。在目前实验经费不菲的情况下，他必须推选对实验最有价值的志愿者，使得未来人体细胞、组织乃至器官复苏的可能性最大化。“我有过一位晚期肺癌患者，他是艺术家。每次和他提及人体冷冻实验，他嘴角都带笑。”然而这位病人的肿瘤在最后阶段发生了渐进性脑转移，大脑严重缺氧导致死亡，即使未来技术进步了，脑功能恢复难度也极高，因此未能参与实验。
　　眼下，这项昂贵的实验主要由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资助。展文莲的家属为表支持，捐赠了小部分经费。
　　据银丰研究院提供的实验支出清单，液氮罐需40万元，降温设备40万元，冷冻保护剂20多万元，还有体外循环机、呼吸机、实验室搭建费用……人体进入低温保存状态后，每隔10天到15天还需补充一次液氮，大约每年耗费5万元。
　　就全球而言，人体冷冻的收费从2.8万美元到20万美元不等，视不同的公司、服务、国家或地区而定。德雷克告知，大部分经费都由志愿者以购买保险等形式自行承担。因为即使是在美国，人体冷冻实验作为学科交叉性研究，也难以获得政府和医院的资金支持。
　　银丰研究院宣传中心主任李庆平解释，目前银丰研究院对参与人体低温保存实验的志愿者是不收取费用的，经费由银丰生命科学公益基金会面向社会募集，会员可以根据意愿及经济情况捐助。
　　然而，这样的实验经费运作机制，在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后是否依旧能够维持？无人能够给出确切答案。
　　遥远“复活”
　　周长友翻了许久家中收藏的照片，却发现妻子鲜有个人照，绝大多数都是夫妻俩的合影。
　　“得病以后，老婆子去哪儿都要让我搂着她照相，两个人好得分不开。”周长友和妻子已相伴度过金婚纪念日。如今的他，再也没有力气做面条、包饺子，那些面食都是妻子爱吃的……
　　这是6月的最后一天，银丰研究院的两位工作人员到泰安探望周长友，并找寻刘爱慧生前的生活照，想在研究院办一个简单的纪念仪式，为逝者敬献鲜花。
　　实验前后，周长友问过德雷克三四次“时间表”——被冷冻的人，多久以后才会醒？
　　德雷克的答案是：按照目前技术条件，至少还要等50年。
　　“等她醒过来，应该是50年后。但50年后，还有我吗？”每次说到爱人“复活”的希望，周长友泪眼婆娑。
　　实际上，能否“复活”，难有定数。
　　来中国开展人体冷冻实验3年多，德雷克认为：中国的人体冷冻技术在世界上处于成熟水平，实验的操作者不少都是来自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
　　专家学者对这项实验前仆后继的意义究竟何在？
　　类维富常常将人体冷冻实验比成是给人体安上灭火器。“许多恶性肿瘤的发生都和家族遗传有关系。如果把病人冷冻了，以后就可以进一步从病理上研究病人。”
　　对于心外科专家孙文宇而言，与其将实验意义寄托于“复活”假设，不如说是改进当下临床医学器官移植的效果。“心脏移植的体外保存时间不超过五六个小时。我参与项目，就是为了研究器官移植中如何尽可能延长器官保存时间，达到手术的最佳效果，增加患者的生存几率。如果我们这代人能通过人体冷冻实验走到这一步，我就无憾了。”
　　在孙文宇眼里，目前的人体冷冻实验，尚在初级阶段。
　　他和华泽钊在“复活”假说上提出了几乎相同的保守观点。“人体的组织、器官、细胞在冷冻实验时需要的条件不同，实现瞬间均匀的玻璃化状态是很难的。”他说，即便人真的实现了生理复苏，过去的意识和记忆是否还能存在？
　　何谓人体冷冻实验条件下的“复活”？孙文宇提出了一种不同于一般认知的判断——若干年后，冷冻人体的部分细胞依旧保持活力，通过提取DNA的方式还原此人，也是重生。
　　他记得，当低温医学的研究者在国际上最初提出人体冷冻设想时，甚至有不少业内人士对这种尚存在于科幻小说的场景颇为不屑。而随着时间流逝、科技进步，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这并非低温医学一个研究领域的事，而是需要通过多个学科一起构建的“理想模型”。
　　“其实达成共识的原因很简单：很多研究者在不同领域都遇到了同样的障碍，而人体低温保存实验恰恰可能是解开研究瓶颈的一条通路。”他说，去年在济南举办的人体低温保存项目座谈会，集结了国内基因工程、冷冻生物医学、工程学、纳米研究、临床医学等多领域的20多位专家，众人对人体低温保存项目的推进都有各自不同的诉求。
　　这不仅仅是一场人类对自身生死界限的探求实验。
　　类维富这两年带动了许多朋友一起成为银丰研究院人体低温保存实验的志愿者。有时朋友开玩笑问他：“咱俩到时候一个罐怎么样？”类维富笑着提醒对方：“我既抽烟又喝酒，你不怕被呛到吗？再说你年轻，醒来也比我早。”
　　类维富设想过，若有朝一日自己冷冻的身体得以解冻，他希望获得器官优先使用权的是家族中的人，而后是需要帮助的陌生人。他甚至将此写进遗体捐献意向书。“一个人要对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负责，再对社会负责。”他说。
　　在美国，各家相关机构的登记在册人体冷冻实验志愿者，共约3000名。周长友也希望，未来如果条件合适，成为这一实验的志愿者。“我老伴都那么勇敢了，我怎么能落后呢？”他努力开着玩笑。
　　他打算过段时间去济南的实验室陪陪老伴。眼下“睡”在罐子里的老伴，在周长友心中还是旧日模样：爱美的她，从厂里机器上撸下一小块凡士林，往脸上一抹，回家笑嘻嘻问他好看不……
　　“其实，活不活得过来对一个死后的人有那么重要吗？”类维富对死而复生这件事日渐豁达，他有时和人笑谈：如果他的人体复活实验失败，起码人们还能知道那块化石就是类教授。
　　“这也是临终关怀的最终含义，能够让人对生命永远抱以希望、无畏死亡。”类维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