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中国好人网配图）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２５日电（记者　贾楠）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外宣布：面向海内外募集捐款，设立基金，开展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活动。从此，一项惠及数百万农村失学儿童、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慈善事业——“希望工程”拉开序幕。

　　担任这个仅有１０万元注册资金的基金会秘书长、法人代表的人名叫徐永光，时年４０岁。１０多年后，希望工程发展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的社会公益事业，徐永光却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２００７年再次公开亮相时，他又有了一个新头衔——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从公募基金到非公募基金，２０年间，徐永光在公益之路上从未停歇。

　　启程——“让希望工程成为社会时尚”

　　有人说，希望工程是中国人民在２０世纪最后１０年的伟大历史创造。它让爱心驱走哀愁，用善良战胜贫魔。

　　１９８６年在广西调研时，大瑶山深处那些失学孩子的无助困境以及农村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状况，深深刺痛了徐永光的心。

　　几年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掌握仅有的１０万元注册资金，徐永光和三位同仁思索着基金会的发展方向。童年艰难的生活经历、当兵时在老乡家目睹的贫困场景以及大瑶山里那些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睛又浮现在他的眼前，开展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募捐活动如何？

　　一天夜里灵感来了，“希望”两个字忽然在徐永光脑海里跳出来——儿童是家庭的希望、国家的希望；教育是民族的希望；基金会的事业也将因救助失学儿童而充满希望。于是，“希望工程”取代了最初的“春雨计划”，正式定名。

　　“其实，当时这只是一种理想，对于到底能做多大规模，产生多大社会影响，我们心里没底。”２０年后，回忆起“创业”时的雄心壮志，徐永光如是说。

　　１９８９年夏，募捐信一经发出，就收到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各界纷纷解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也给予热情援助。后来，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

　　当初，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计划到１９９５年，每年直接救助５万名失学少年，建立３０所希望小学。然而，１９９４年的统计数据显示，仅用４年时间，希望工程救助的失学儿童已突破百万，建立希望小学近千所！

　　２００９年，走过２０年风雨历程的希望工程已硕果累累：募集捐款５６．７亿元人民币，资助逾３４６万名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继续学业，建设希望小学１５９４０所，培训乡村教师５．６万余名。

　　“希望工程的价值可以用３个尺度来衡量。”徐永光说。

　　就经济价值而言，５６亿余元的捐款在２０年间从富裕地区流向贫困地区，从东部流向西部，从城市流向农村，推动了社会分配更加公平；

　　站在教育价值的角度，３００多万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变了命运，１．５万余所希望小学占全国农村学校的百分之四；

　　从精神道德文化价值来看，参与希望工程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和谐、美好。正如一位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并以孩子名义捐款的年轻妈妈所说：“我帮助的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两个。”

　　徐永光说：“这种自愿的慈善行为增加的是一种社会资本，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价值，也是它历经２０年不衰的根本原因。”

　　探索——公众监督、科学管理、法律保护

　　希望工程作为一个公益品牌，从其诞生到做大、做强，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与科学的管理。

　　初创时，所有工作人员每天回家一项主要任务是发动家人，照着各种名录抄写募捐信的信封。后来希望工程相继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上登出募捐广告。“这相当于发出了上千万封募捐信，影响力和公信力一下子提高了。”徐永光说。

　　１９９２年４月，中国青基会和各省级青基会推出“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开始实行“一对一”的结对救助。当年，希望工程累计救助失学儿童人数从３.２万增加至约３０万。

　　制度的设计不仅要利于公众参与，更要利于公众监督。监督是希望工程健康发展“最好的保护神”。

　　验收希望小学时常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捐款人和青基会工作人员拿着卷尺，一点点地量教室、走廊，再与设计图纸核对。汶川地震后，对重灾区的希望小学进行调查后发现，无一名师生因希望工程援建校舍垮塌而死亡。“希望工程没有辜负社会的期望，经受住了八级地震的考验，这让我很欣慰。”徐永光说。

　　管理水平提高促进了事业快速发展。１９９５年，希望工程完成了商标注册，又举起了用法律保护公益品牌的大旗，挽回了资金“体外循环”、某厂商擅用苏明娟“大眼睛”照片打商业广告等行为给希望工程造成的损失。

　　道路——“让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

　　徐永光常说：“要让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经过２０年发展，希望工程的第一个救助对象张胜利已经回到村里执教；希望工程形象代言人——“大眼睛”苏明娟过起了城市白领的平凡生活……徐永光开始为另一群孩子奔走。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随着进城务工的农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分为两类——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徐永光说，很多留守儿童面临着家庭教育和亲情缺失的难题；流动儿童则陷入了读书难、融入城市生活难的困境。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不仅会影响这些孩子的成长，而且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不利。于是，在政府和市场之外，徐永光开始探索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民办非营利公益学校。

　　成立于２００７年的南都公益基金会提出了旨在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环境的“新公民计划”，计划用５年到１０年时间，投入两亿元，资助建设１００所民办非营利新公民学校，同时带动政府扶持和社会捐赠。

　　两年多来，南都公益基金会已建立起７所新公民学校。徐永光说：“再经过两年左右努力，新公民学校将初步确立其公益学校的教育品牌标准，包括资源动员结构、治理模式和特色教育内容等，为公益学校探索一条发展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公民行动的创新和面临的挑战不比希望工程小。”

　　２０年的公益之路让徐永光看到，基金会最重要的使命，在于研究发现问题，从而进行社会创新。“很多社会问题，可以通过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部门’——社会组织通过社会创新来解决。非公募基金会代表了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希望，将对中国民间公益的生态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从公募基金到非公募基金，从“公办民助”的希望小学到“民办公助”的新公民学校，２０年间，徐永光始终在探索；２０年间，徐永光“让农民的孩子人人有书读”的信念从未减弱。

（责任编辑：曾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