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聊工作室 党报评论君

睡前聊一会儿，梦中有世界。大家好，昨天从影视角度聊完《我不是药神》，今天我们继续从“药”的角度聊，这是你们更关心的话题。

《我不是药神》对大多数医药界人士来说，估计都能联想起当年轰动一时的“陆勇”案。现实中的陆勇是一名慢粒白细胞患者，给自己买药也帮助病友代购印度抗癌药，这些药品在国内属于未经许可的假药，被捕后，在病友的强烈声援下最终释放。

故事在博得大家的泪水同时，也让癌症患者及家庭成为关注焦点。近年来癌症发病率居高不下，医药费用令人咋舌，患者及家庭想尽一切办法筹钱看病，最费钱的一笔支出当属抗癌药品。这些抗癌药品动辄几千上万元一盒，一年几十万元的买药费用，一般人家都难以承受。这也是影片男主角之所以被患者称为药神的重要原因——药便宜了，买得起，命也就“续”上了。

很多人一边看电影一边擦眼泪，估计还会一边骂这药怎么就那么贵，谋财害命啊！医药界人士听到这个话，估计多半会摇头，并感叹“真是两难”啊。如果药价下降，对患者利好，但是对制药公司来说，没有利润就意味着再也没有动力去研发药品，将来或将无药可用；如果药价不降，医保来埋单，国家财力有限，降了这个药，其他疾病群体利益就被“挤出”，究竟给谁埋单好？如何降价、怎么降、降幅多少，这需要政府、制药公司、医保、医生、患者多方面的博弈。同时，各国对全球创新专利药的政策差异，也影响着价格高低。

一片不起眼的创新专利药，背后是一场制药公司的豪赌。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研发周期、一期接一期不允许失败的临床试验，只为了“赌”其有效、特效，换来20年的专利保护期，实际上等到新药上市后，基本只剩七八年专利期。业内有一句话概括了这种“豪赌”：“第一片药生产出来需要花费10亿美元。”

那么，患者就必然要为这么贵的药埋单吗？不一定。

首先，新药专利期到期后药价会断崖式下跌，这时与专利药生物性、有效性一致但便宜很多的仿制药，会集中进入市场，价格会在市场竞争下越来越低。

其次，国家还可以立法强制许可仿制。按照约定，各国可以在本国出现公共健康危机的时候，实施药品强制许可，即使是专利期内的药品，也可以强制许可仿制。影片中男主角从印度带回的药品就是强制许可仿制药品。按照入世协议，发展中国家对专利保护有10年过渡期，印度利用过渡期发展仿制药产业，10年过去后，依然想办法强制许可，以保护仿制药产业发展。而我国遵照协定，不允许强仿。但是话说回来，印度药不一定就是便宜的“神药”，其中也不乏假药、无效药，印度制药工业水平只是发展中国家水平，仿制能力仍有待提高。

第三，药价也可以谈。一方面，药品的定价，还要看临床效果，以及惠及的人群，如果效果只是有点用，或是只惠及很小一部分人群，则需要重新评估其价值，与制药公司商量价格。一些国家有专门机构，用健康经济学来衡量药效，让药品费用更物有所值。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医生群体替患者出面与制药公司协商定价。2016年、2017年，我国已经启动两次医保谈判定价，十几种抗癌靶点药物通过谈判实现大幅降价并进入医保目录，一些药品价格甚至被“腰斩”，大量患者都能吃得起。比如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的易瑞沙，月均药费从15000元降至7000元，而曲妥珠单抗（俗称赫赛汀 ）则由一支2.2万元，降到7600元。今年，进口抗癌药品还要实现零关税。

当然，我国有很多过了专利期的药品仍然采用原研药模式来维持原价，这也是一个大家诟病的现象。这与不合理的市场环境、定价模式有关，也与公众愿用进口药、不爱用国产药的用药习惯有关。我国的创新研发能力、仿制能力较弱，难以与这些专利药形成竞争，公众用药习惯则助推了这一“恶果”。这需要从根本上重视、提高创新研发能力，推动良性竞争环境形成，生产出高质量的创新药品和仿制药品，才能有市场话语权。

今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提出制定鼓励仿制的药品目录，高质仿制药进入上市药品目录集。并从研发、生产、采购、支付、使用全链条，为高质仿制药替代原研药铺平落地路径。仿制药是各国控制治疗成本、提高患者用药保障水平的重要手段。上述两个目录，被视为中国从制药大国迈向制药强国的重要举措，业界称“中国仿制药行业有望迎来春天”。

虽然说，一边要首创，一边要高质量仿制，路还很长，但是从国家上述动作、出台的各类措施中，不难看出国家的决心。国家医保局的成立，更是让合理药费想象有了坚实基础。

影片简单直白却备受关注，正是复杂而纠结的现实给了电影巨大创作空间。看电影不需要多长时间，改变现实却要全国每个人用无法丈量的长时间来实现。因此，且给国家一些时间，毕竟我们是人口第一大国，发展中国家，还面对着无止境的各类医疗药品需求。这正是：为生命亮起绿灯，让吃药不再两难。（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思聊工作室·李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