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

　　“建军90周年”系列网文⑲

　　众所周知，我军的军衔制度是在建国后实行的。在战争年代由于受历史条件所限，我军未能正式实行军衔制度。但是，当时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而且还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我军军衔制实施的曲折过程，见证了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发展经历。

　　战争时期我军部分干部曾有军衔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许多国民革命军军官放弃了军衔和高官厚禄，脱下了将校呢，换上了粗布军装，投身革命阵营。在红军队伍里，没有军衔等级，官兵的服装和识别标志也没有区别。被称为“红军之父”“布衣司令”的朱德有一副对联，生动描述了红军将士同甘共苦的情景：“白军中，将校尉薪饷各有不同；红军里，官兵伕待遇完全平等”。

　　红军总司令朱德穿着和士兵一样的军服，没有任何等级标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并且，按照国民革命军的军衔等级，给各级干部都授了军衔。

　　开国中将陈先瑞曾回忆1937年12月毛主席在抗大对他说过：“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名义上归蒋介石统一指挥，实际上还是党中央领导和指挥，这一条是不能变的。现在有那么一些人，国民党授予什么中校、上校，就神气起来了，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了。这些人，如不及早给他敲敲警钟，就会犯错误……”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报告》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在抗战时期，我军只是少数指挥员佩戴过军衔标志。如新四军军长叶挺，就留下许多张穿中将军服的照片。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干部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为政治部中将副部长。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里提到的“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党中央派彭真、陈云等六位同志去沈阳，协调我方与驻我国东北的苏联远东红军的行动。考虑到苏军有军衔，我党也给这六位同志授了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下了任命书，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

　　1945年底，中共派出代表参加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也都授予了军衔。如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叶剑英、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为中将；驻四平代表耿飙、驻本溪代表许光达、驻太原代表陈赓等为少将；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等为上校。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我军各地“军调”小组代表相继撤回，他们的军衔也就自然取消了。

　　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我军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

　　许多人都知道，我军的军衔制是建国后的产物。但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战争年代我军曾两次酝酿在全军实行军衔制度，只是因为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抗日战争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之际，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1937年8月1日《关于新阶段的部队政治工作的决定》中就指出，我军将“采用官阶制度”。这个“官阶”，就是军衔。1939年4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提出“部队日益扩大，正规军各种制度亟待解决。拟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区分，规定部队中各级干部之等级（三等九级制）”。同年5月3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颁发了《建立等级制度的训令》。训令指出，“等级制度的作用，在于严明职责与赏罚，兴奋部队官兵的上进心，建立上下级的正确关系，因此增强部队的纪律和战斗力。”

　　这次拟议的军衔等级，是按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衔级设置的，为6等16级：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准尉；上士、中士、下士；上等兵、一等兵、新兵。

　　训令发布后，八路军领导机关和部分正规部队曾进行了评衔活动，东北抗日联军也做了实施军衔的准备工作。但当时除了驻蒋管区“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而授了衔之外，整个部队由于“敌后斗争日益艰难，游击性日益增强”，一时难以授衔。特别是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是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阶段，授衔工作不可能继续进行。1942年4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停止了这次军衔制度的实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共两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1946年1月31日，由国共两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政协决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和平建国基本方针。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中央于1946年2月24日在《关于军队整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军事干部应该请求政府加委，取得正式官衔，以便将来在国防部占有一定地位”，“由国家按级一律待遇”。因此，党中央决定“我军各级干部即须实行将校尉的正规制度”。

　　1946年3月7日，新四军、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军队官兵阶级说明与规定》，对新四军官兵阶级（军衔）作了明确规定：

　　新四军军长、政委为上将，副军长、副政委为上将与中将，参谋长为中将；

　　师长、师政委，军区司令员、政委为少将，副职及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为上校；

　　团长、团政委为上校，副职及参谋长为中校；

　　营长、教导员为少校，副职为上尉，特种兵提高一级；

　　连长、指导员为上尉，副职及资深的排长为中尉；

　　排长为少尉；

　　司务长为准尉；

　　副排长为上士，班长为中士，副班长为下士；

　　战斗小组长、司号员、卫生员为上等兵，老战士为一等兵，新战士为二等兵。

　　我军这次评衔工作刚刚开展不久，蒋介石便撕毁了“停战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此项工作只得停止。

　　我军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坚实基础，经过几年的准备，于1955年正式实行军衔制。

　　军衔等级是军衔制度的核心。这次军衔等级设置，参考了苏联、朝鲜等国的军衔体系，并根据我国辛亥革命以来军衔发展情况，共设6等19级：

　　元帅两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将官四级：大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四级：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四级：大尉、上尉、中尉、少尉；

　　军士三级：上土、中士、下士；

　　兵两级：上等兵、列兵。

　　我军1955年的军衔等级属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型”军衔体系。在实际实行中，有两点变化：一是由于毛泽东本人的意见，大元帅衔设而未授；二是为安排十几万副排职干部，暂设准尉一级军衔。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授衔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拉开了这次军衔制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自将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等7人。林彪、刘伯承、叶剑英当日在青岛、大连等地，未参加中南海的授衔。同日，国务院在中南海紫光阁隆重举行了授予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典礼仪式。周恩来总理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授予粟裕等在京将官。次日，国防部举行授予校官的典礼，彭德怀部长授予在京部分校官军衔。之后，各军兵种、各军区和各部队相继举行授衔典礼，授予各部队军官和士兵军衔。

　　1955年授衔时，全军共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衔。其中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5人，中将175人，少将800人，校官3.2万余名，尉官49.8万余名，准尉11.3万余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55年10月1日起，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并按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1955年实行的军衔制度，极大地振奋了士气，有力地推动了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但是，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不少人对军衔制度存在着偏见，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或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加之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取消军衔制度的呼声渐高。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建议。同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命令公布，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

　　我军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

　　军衔制取消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又逐渐认识到实行军衔制度的必要性。从80年代初开始，我军终于对军衔制有了统一的认识。1980年3月12日，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要恢复军衔制。1982年初，军委扩大会议正式作出“恢复军衔制”的决定。1988年7月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1988年9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条例中包括了士兵军衔制的内容。至此，一个完整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度诞生了。

　　军衔设6等18级：

　　将官：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士官：军士长、专业军士；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列兵。

　　我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但并不是对1955－1965年军衔制的简单恢复。与上次军衔制不同的是，不设元帅、大将、大尉，最高军衔为一级上将，增设士官军衔。新军衔制既不属于“东方型”军衔，也不同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型”军衔，军衔设置体现了中国特色。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衔仪式。

　　1988年9月，我军正式实行新的军衔制。9月14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上将军衔仪式，洪学智等17位高级军官被授予上将军衔。此后，全军各单位陆续开始授衔。截止到1988年底，共授予各级军官军衔58.7万余人，文职干部14.7万余人。其中，上将17人，中将146人，少将1279人；校官17.8万余人；尉官48.8万人。

　　1988年我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后，根据实践陆续对军衔条例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调整。

　　1994年对军官军衔条例作了部分修改：一是取消了一级上将军衔。因为新军衔制从1988年首批授衔以来，一级上将军衔设而不授，一直空缺。根据我军军官队伍的实际和目前处于和平时期的情况，军衔等级不宜太高，故取消了一级上将军衔，以上将为最高军衔等级。二是提高了师职以上的编制军衔，将原来的一职三衔全改为一职两衔，取消了最低一级军衔。

　　1999年，根据我国兵役制度的变化和军队建设的需要，我军修改了士兵军衔条例，以适应我军义务兵服役期缩短，士官数量增加的形势。修改后的士兵军衔：

　　志愿兵役制士兵：六级士官、五级士官、四级士官、三级士官、二级士官、一级士官；

　　义务兵役制士兵：上等兵、列兵。

　　2009年，再次修改了士兵军衔等级：

　　志愿兵役制士兵：一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四级军士长、上士、中士、下士；

　　义务兵役制士兵：上等兵、列兵。

　　从1988年以来，我军新的军衔制度已实行近30年。军衔制度不仅仅是军衔等级，还包括编制军衔、军衔的晋升与授予、军衔的年限、军衔与待遇等等。随着人们对军衔认识的不断深入和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必将强化军衔的基本功能，把军人待遇和劳绩有机统一起来，充分调动军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从而为军队建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军史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