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洋，男，汉族，1963年4月出生，1980年9月入伍，1990年6月入党，专业技术4级，生前系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ICU中心主任兼麻醉科副主任，教授、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

我们来晚了。他已经定格在一幅照片中：身着戎装，笑容灿烂。

我们来晚了。“三十年来，头戴蓝色的手术帽，身着短袖的手术衣，冬天外面裹一身军大衣，风风火火地奔跑在手术室和病房之间”，这道独特的“风景”，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然而，我们却听到了他的心跳，听到了他灵魂的歌唱。

同事们说：“他创造了多项全国麻醉界的记录；在生命的最后14个月，他经历了肝脏移植和股骨头置换两个重大手术后，依然每天坚持救治病人、指导科研达10余小时……”

患者们说：“他时刻为我们着想，把我们的生命看得比他自己的生命还贵重。”

妻子和女儿说：“他深爱这个家，但他给与我们的关爱，比给与患者和学生的少得多。”

在人们悲痛的回忆中，我们分明看到了，他并没有走远，而是真真切切地活着，活在人们的心里。

让我们记住他吧。陈绍洋，这个普通而又伟大的名字。这位人民的好军医，他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生命践行了党的宗旨，将爱的温暖永远地留给了世界。

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我双肾捐给所需患者

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９日，在手术台前连续奋战８个小时，滴水未进的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麻醉科教授陈绍洋，在准备为一位重症病人实施麻醉时，突然肝区剧痛，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一滴一滴地滑落。

“陈教授，您怎么了？”一旁的主刀医生关切地问：“要不您休息一会，让其他医生来麻醉吧？”

陈绍洋摇摇头，示意自己坚持得住。他咬紧牙关，用拳头顶着腹部完成最后一台手术后，双腿一软，摔倒在地。

次日，在家属和同事们的逼迫下，他去做了超声检查。医生发现陈绍洋肝脏上长有４个鸡蛋大小的瘤子，已经顶破了肝膜，确诊为肝癌晚期。

而就在确诊前，他刚刚为三名重症病人进行了手术麻醉。此前一周，他曾三次飞往北京、昆明等地参加学术交流。

“发现得太晚了。”陈绍洋的妻子罗兰悲痛地说：“他像个陀螺一样整日为别人不停地转。每天早上７点前出门，经常凌晨以后才回家。常常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哪里有时间去查体呢？”

而就在确诊肝癌晚期的当晚，陈绍洋依然像往常一样，如约来到麻醉科会议室，听取研究生学习进展情况汇报，检查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幻灯，并逐一提出修改意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浑然忘记了自己已经是一个肝癌晚期患者，需要卧床休息等待手术。妻子罗兰打了几次电话催促他回家，见他没有反应，心急如焚地找到科里来，一直等到深夜才一起回了家。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而心痛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罗兰嘱咐陈绍洋：“今天早上别吃早饭，去做一个ＰＥＴ－ＣＴ检查（了解癌细胞扩散情况）吧。”

“今天不行呀，我还有三台手术麻醉。”说完，陈绍洋头也不回地走了。

罗兰焦急之下，找了医院领导。在领导的强烈要求下，陈绍洋终于离开了手术室去做检查。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西方的愚人节。命运和陈绍洋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昨天还身着手术衣给别人麻醉，不到１２个小时，躺在手术室里等待救治的就是他自己。

为了挽救这位人民的好军医，西京医院组织了最强力量，紧急为陈绍洋实施了肝脏移植手术。

术后不到一个月，身体刚刚有所恢复的他，不顾大家劝阻，就搬来了电脑，撑起了小饭桌，摆上各类书籍，把病房布置成了办公室，重新开始了自己一天１０多个小时的学习工作。他牵挂着他的８名研究生，２人即将论文开题，３人面临毕业，另外３人的实验正进行到关键阶段。

学科建设、学术交流、申报科研项目、联系国际合作课题、指导研究生。每一项，对一个健康人来说都需费尽心力，而对于一个重症患者来说，就是生命的最后冲刺。

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赵铱民去医院看望他，见他还在病床上看书，劝他：“绍洋，你现在主要任务是休息，别想着工作了。”想了一下又赶紧补充说：“你要实在忍不住，就看一小会儿吧。”

他歉疚地回答：“我这个习惯改不了。如果再给我一些时间，我就能把我的经验全部写下来……”

“肝脏手术移植后，在病房里，他总是忘了自己是一名病人。经常帮助我们为患者进行心理辅导，鼓励患者坚强面对病情，甚至常常帮助我们处理紧急情况。”肝胆外科副主任陶开山心痛地说。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１日傍晚，陈绍洋教授正在移植中心病房进行术后恢复性锻炼，在经过监护室时，透过玻璃看见肝移植术后病人李志铭起身时忽然晕倒。他忘了自己也是术后重症病人，冲进监护室参与紧急抢救。

医护人员赶忙劝他：“陈教授，您赶快回房休息，这里有我们呢。”他一边主持抢救，一边着急地说：“这种情况我有经验，救人要紧。”

一分钟后，李志铭心脏恢复了跳动，苏醒过来。而虚弱的陈绍洋已是满头大汗。

陈绍洋心里时刻装着病人，还装着万分的坚强和乐观。８个月后，因为癌细胞转移，陈绍洋又一次接受了股骨头置换手术。

面对死神的步步紧逼，陈绍洋忍受着身体巨大的痛苦，反过来安慰关心他的人们：“不是还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吗？怎么我就不能是这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而对陈绍洋来说，从医生到病人角色的转换，令他有了新的体验。他对罗兰说：“我实施过无数次肝移植麻醉，但只有亲身经历了肝移植，才真正体会到了这种痛彻心扉的疼痛。过去我们为病人做的实在太少了。”手术后他定时服药像做学问一样严谨，坚持锻炼像做手术一样拼命，常常推轮椅直推到双手打满血泡，做拉伸直做大双腿肌肉血肿。

罗兰和女儿劝他不要心急，他却说：“你们知道患病的体验对于一个麻醉医生来说有多宝贵吗？我一定要快些重新工作，好让更多的病人从我的体验中受益。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我的平生所学，最大程度地留给学生，留给后人。”

当他的恩师，著名医学专家，８５岁高龄的臧益民教授带着老伴来探望他时，看着他忙碌而消瘦的身影，恩师心疼地劝他要好好休息。他诚恳地说：“我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虽然我现在身体很差，但脑子还没坏，趁还能撑得住的时候，尽量多做一点。”

老教授的眼眶湿润了，缓缓地举起右手，给自己的学生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

病魔并不顾惜这位可敬的人。它来得匆匆，太匆匆。

２０１３年８月４日１２点５０分，年仅５０岁陈绍洋走了。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手术台，离开了深爱他的亲人，感佩他的同事，感恩他的患者和学生。

从发病到离世，短短１４个月的时间，陈绍洋接受了大大小小９次手术，２３次化疗。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审阅各类稿件３０余篇，批改研究生论文十几万字，查阅了百万多字的文献资料，指导科研课题８项，编写了２０余万字的教材。

而在弥留之际，他用颤抖的笔迹，留下了最后的嘱托：若我走到人生最后，愿将我健康的双肾，捐献给所需患者，也为我的医学事业做最后一点贡献……

这是一个从医３０年医生的最后心愿，也是一个崇高心灵的最朴实表达。

从护士到军旅名医、麻醉大师

陈绍洋起点不高。

从一名朴实的农家子弟到军旅名医，从护士到教授，他用自己的行动阐述了“勤奋”的全部内涵。

１９６３年４月，陈绍洋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排行第七，是家中最小的弟弟。他的哥哥1970年在部队执行任务时牺牲，被追认为烈士。从小崇拜哥哥的他萌生了最初的英雄情结。

从记事起，深夜为年迈多病的父母抓药，崎岖的山路、阴森的水塘、被脚步惊醒了的狗的狂吠，是陈绍洋一生中最为难忘的回忆。亲人的病痛令他立志从医。

１９８０年，刚满１７岁的陈绍洋考入了第四军大学护理学校。家境贫寒的他不但获得了免费上学的机会，而且，在四医大这块英雄辈出的土壤里，在部队的大熔炉里，他的英雄情结蓬勃成长。这更坚定了他以医报国的信念。

“我和绍洋是同学。入学时大部分同学都很灰心，认为我们毕业后只能当个护士，没有多大前途。但是陈绍洋劝我们，只要好好学习，就一定能做个有用的人。”西京医院数字化中心田玉兔副主任说。

从那时起，陈绍洋的书包里就始终装着“三本书”：一本护理专业书籍、一本三年制大专教材、一本五年制本科教程。晚上宿舍熄灯后，他打着手电钻在被窝里学习；怕影响舍友们的休息，他又到厕所对面的水房里学习。

就这样，通过自学和旁听，陈绍洋在护校毕业不久，就自修完成了本科课程。

在麻醉科库房存放器材的角落里，挤放着一张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书籍和专业期刊。那就是陈绍洋的学习室。

“我的起点比较低，底子比较薄。怎样才能使我的学术和医疗水平得到提高？我只有挤出更多的时间去补习。如果我每天挤出３个小时去学习，那三年下来我不是比别人多上了一年学吗？”陈绍洋说。

对此，妻子罗兰深有感触。从自家的窗户就可以看见陈绍洋办公室的灯光，但深深相爱的夫妻咫尺天涯。每天下午回家吃过晚饭就去办公室学习，一直到凌晨时分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这是陈绍洋从医３０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

很多人认为，麻醉师的工作不就是打一针，睡一觉吗？在普通百姓的眼里，外科医生是主角，麻醉医生只是配角。

而陈绍洋则说：“在手术台上，外科医生是治病的，麻醉医生是保命的。”他认为，麻醉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要做到“梦醒之间，游刃有余”。医生１％或者１‰的医疗失误，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却是１００％。他每次从麻醉中寻反思，找差距。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１９９５年，年仅３２岁的陈绍洋在“麻醉技师”这个辅系列岗位上，凭借无可争辩的实力在学校的“人才打擂”中脱颖而出，破格晋升副高职称，轰动全校。

之后，从辅系列到主系列，从副高职称的技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陈绍洋一步一个脚印，从一名普通的中专护士成长为一名军内外知名的麻醉专家。

“陈绍洋是医院出了名的拼命三郎，工作量是常人的两倍。他以挽救病人为最大快乐，创造了麻醉界一个又一个奇迹。”西京医院院长熊利泽赞叹说。

罗兰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正是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夜。而医院里，正要为一名７岁的女孩实施国内首例活体肝移植。

为确保手术成功，医院邀请日本医生前来指导，但麻醉却需要独立完成。在既无外援，有无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陈绍洋带领团队潜心研究，提前数月查阅了大量的国外文献，收集病例，制定术前准备、术中管理、术后配合等一套完整麻醉方案。术后，他又带领大家２４小时吃住在病房，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并做好应对各项突发情况的准备。

罗兰为丈夫录好香港回归的盛大场面，一连在家里等了三天三夜，却始终没有看到丈夫的身影，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接到。当她忐忑不安地来到了陈绍洋的办公室，却看到在满屋子医护人员中，心爱的丈夫正低着头做记录。罗兰心里的怨气一下子消散了，化作了对丈夫的无限心疼。

２０１０年５月，一位患有胆源性胰腺炎、中度缓和性通气功能障碍的重症老人紧急入院后，外科教授建议尽快手术，呼吸内科教授却认为患者病情危重，无法支持手术。讨论陷入了僵局。

这时，陈绍洋头脑清晰地判断了主要矛盾所在，并提出尖锐的问题：“假如不做手术，再给一些时间，您能否让病人的呼吸功能得到改善？”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陈绍洋继续追问：“如果不进行手术，从内科角度去，还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法？”又得到否定的回答后，陈邵洋果断拍板：“既然手术是唯一的治疗办法，再拖下去病人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为了病人的生命，我们应当试一试。”

医生们深知，这台手术的成功与否，维持和控制患者生命体征的麻醉医生至关重要。陈绍洋这样的拍板，意味着将要承担巨大的手术风险和高难度操作。在陈绍洋的坚持和带领下，手术进行数十个小时，终于成功。术后仅仅１０分钟，患者就清醒过来，两个小时后就坐了起来，１０个小时后便可下地活动。

这些年，陈绍洋先后承担了世界第二例、全国首例换脸术，世界首例异位辅助性活体肝移植，全国首例心肝肾同期联合移植，世界年龄最小新生儿大面积烧伤患者救治等３０多项重大手术麻醉任务，总结出一整套安全、有效、可行的大器官移植术麻醉方案，没有出现一例明显并发症、无一例医疗纠纷，创造了全国麻醉界的纪录。他在专业领域内潜心探索，先后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７项重大奖项，２３项新技术新业务陆续运用到临床，服务于患者。

对此，西京医院政委董新平感慨地说：“陈绍洋是一个把职业信念看得比命重的人。从医３０年，他以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恪守着一名人民军医的本分。”

用回报父母的心对待每一位患者

陈绍洋是个低调的人。但当他重病在床，住院短短一个月时间，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上千条短信和２００多祝福的爱心卡片。很多得到过他帮助的人从全国各地赶来看望他。甚至他昔日的病人专程从美国、加拿大飞回来看他。

“按道理，一个麻醉医生跟患者的接触不是太多，患者能这么爱戴一名麻醉医生，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奇迹。”西京医院政治部主任马晓伟说。

只有待患者如亲人的人，才能得到患者如此的爱戴。

罗兰还记得，有一次在饭桌上，陈绍洋喋喋不休地讲着他手术台上的心得：“同样几种药，不同的人用反应就不同。就算同一个病人，药推得早晚、快慢都有不同的效果。”

罗兰笑他说：“不就是麻醉那点儿事嘛，你至于那么认真吗？”

陈绍洋突然放下饭碗，郑重其事地问：“罗兰，假如躺在病床上的是我们的父母，你还会这样说吗？”

罗兰愣住了。她深知陈绍洋心里的伤痛：学医刚成，年迈的父母就相继离世。如今，他这是在用回报父母的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呀。

“每次路上碰见他，我都苦笑着摆摆手说‘您先走’。”麻醉科护士长王雅丽说：“我从来跟不上他走路的速度，我理解他的时间，都换算成了患者的生命。我有时跟他开玩笑，要不要给你买双溜冰鞋，好跑得更快一些？”

在他心中，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不管病人的身份、地位如何，手术是大是小，病情是轻是重。有时深更半夜，电话一来，他就像接到了发令枪的士兵一样冲出去。这样的场景，对罗兰来说，已经司空见惯。

２００９年寒冬的一个凌晨，一名来自商洛山区的２岁危重患儿，被送到医院急诊科。孩子气管被异物阻塞，面部发紫、呼吸急促，生命危在旦夕。

刚回到家准备休息的陈绍洋，接到求援电话后赶紧一路小跑赶到急诊科。

孩子已经昏迷、急性心衰、肺水肿，病情危急，随时可能发生心跳骤停。如果麻醉，风险极大，稍有不慎会出现心跳骤停；如果不麻醉，无法给手术医生救治机会，患儿就没有生的希望。

陈绍洋当机立断，精确用药，严密调控，经过麻醉科与耳鼻喉科通力合作，患儿终于得救。当孩子被抱出手术室时，孩子的爷爷哭着给陈绍洋和其他的医生们跪下了。

等陈绍洋回到家已是凌晨四点。不到７点他又赶往了麻醉科，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

中铁二十局公安处民警万月田，是目前亚洲肝肾胰联合移植手术唯一幸存，也是存活时间最长的患者。他如今最为感念的人就是陈绍洋。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８日，万月田被确诊为糖尿病、尿毒症晚期、肝硬化晚期、肝肾功能衰竭，需要做肝、肾、胰联合移植才有希望。

“在我最灰心的时刻，陈教授每天都会来到我的病床前。他用最浅显易懂的话语，给我分析着手术和麻醉情况。由于他的南方口音比较重，当我听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会俯下身子，一遍一遍，慢慢地给我讲解，直到我听懂为止。”万月田含着泪说。

手术前，陈绍洋在万月田耳边轻轻地说：“别担心，睡一觉就好了。”

两天后，当万月田从昏迷中醒来，他又一次看到了陈绍洋教授。陈绍洋兴奋地说：“老万，都挺好的，你没事了。”

事后，万月田才知道，自己这次手术能遇到陈教授，真是太幸运了。“这种手术世界上只做过５例，麻醉技术要求高，术后风险大。为了不出一点纰漏，即使离家只有５分钟的路程，陈教授那段时间每天吃住在办公室，几乎没有合过眼。手术那天，从早上八点到次日凌晨，整整１７个小时，陈教授和专家团队全程监护。”

手术后恢复期，陈绍洋几乎每天都去看万月田。

不仅仅对万月田这样的危重病人上心，所有经过陈绍洋麻醉的病人，他都始终坚持术前查房，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和各项指标，和病人悉心交流，打消病人的顾虑；术中全程监护，随时掌控哪怕一丁点病情的变化；术后随访，观察麻醉反应，交代注意事项，鼓励患者安心养病。

这一习惯，他同样坚持了３０年，这在全国都很少见。在习惯的背后，是陈绍洋对生命的敬畏，对患者的大爱。他常说：“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生应该用心为病人治病，全力为他们着想。病人都希望我来麻醉，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

对于病人，他从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

医院护工刘大姐的母亲凌晨三点突发急病，陈绍洋到场麻醉；

一名来自河北邯郸的农民工因意外住院手术，他的妻子来找陈绍洋，陈绍洋满口答应，并且严肃地批评了病人要感谢的念头；

在自己治疗神经性耳聋期间，听说有人煤气中毒，他冲上去口对口人工呼吸，病人得救了，他的耳聋却更严重了；

对患者用药，只要便宜药能解决问题就从不用贵药；

怕病人着凉，他总会在手术中轻轻地为病人盖上电温毯；

怕病人分心，推不掉的红包，他总会悄悄地打到病人的治疗费中……

陈绍洋对病人的好，在病人、同事、同行中有口皆碑。为了病人，他甚至伤了爱人的心。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２日，是陈绍洋和罗兰结婚２０周年的纪念日。罗兰提前定好了浪漫的烛光晚餐。

傍晚，当她兴冲冲地等待着陈绍洋时，却没想到陈绍洋抱歉地对她说：“罗兰，我们今天不去了好吗？一位９０多岁的老红军，病情危重，实在走不开呀。”罗兰生气地一脚油门把车开回车库，趴在方向盘上委屈地哭了。

“我想不通，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为什么都比我重要？都比我们２０年的感情重要？”当罗兰第二天向几位老大姐诉苦时，竟没有一个人向着她说话。她们都说：“绍洋这样的好医生多难得呀。你可要把他照顾好了，要不然我们都不答应！”看着大姐们认真的样子，罗兰知道，绍洋已不仅仅属于自己和女儿，还属于军队，更属于千千万万的百姓。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第四军医大学做出向陈绍洋学习的决定时，一向处事低调的他说：“如果报道我，能让社会对医生这个职业更加理解，能够缓和当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那么我愿意配合。”

像蜡烛，燃烧了自己，把光和温暖送到人们的身边

提到自己与老师的最后一次通话，陈绍洋的助手、学生朱萧玲泣不成声。“他的声音好虚弱，还在电话中关心地问我论文有没有发表。当听说我的论文发表了，他心里的石头好像终于落了地。”

朱萧玲一直不愿意相信老师已经离去的事实。在美国听到老师去世的噩耗后，她总是流着泪下意识地拨打老师的电话号码，心存幻想，希望在电话的另一头，恩师还在。

然而，这个熟悉的号码再也打不通了。

其实，他对每个学生都是一样地关怀、爱护。在学术上严谨要求，甚至不放过一个错别字、一个标点符号；在生活上却格外照顾：刘曌宇的母亲得了青光眼，他主动跑前跑后联系眼科教授和手术；翟茜过年回家买不到车票，他通过种种关系买来车票，还不忘叮嘱一句“到家了给我发条短信”；杜娟发高烧，他和罗兰赶紧送学生去急诊科治疗……

这如父亲一般的深深关爱感动着每一个学生，也让陈绍洋的女儿陈希瑶感觉“嫉妒”：“每次你学生说的事情你总记得牢牢的，可我说的话你却老是左耳进右耳出。”陈绍洋哈哈一笑：“谁叫你不是我的研究生嘛。”

不是心中没有爱，而是心中有大爱。他把自己的时间和关爱给了他最为钟情的麻醉事业，给了病人，给了学生。而把给予妻子和女儿的爱，深深地藏在了心底。

相知相恋的罗兰最懂他。她还记得，相恋时，绍洋跑到图书馆，帮她抄写复习资料；孩子一岁时，自己被医院派到东莞学习一年，每一天，都能收到绍洋寄来的信件，隔几天，信件中就有女儿的照片，令她在异乡也不觉得孤独。

只是，当陈绍洋从护士到教授，担任了科室副主任、省重症学会主委和全军的副主委以后，他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节奏越来越快，一家三口在一起共享天伦的日子也越来越少。

早上女儿没起床他就已经走了，晚上回来时女儿已经入睡。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都是罗兰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上学。有一次，罗兰感冒发烧，想让陈绍洋接一下孩子。可陈绍洋说科里太忙。晚上，罗兰忍不住数落陈绍洋：“孩子那么小，你让她自己坐车回来，孩子是不是你亲生的呀！”看到妻子抹眼泪，陈绍洋傻傻地待在一旁，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

但是，每天不管多晚回家，一进家门他一定要先到女儿房间里去看看。亲亲女儿的小脚丫，摸摸女儿的小脸蛋，对他来说，那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

2007年，女儿考上了三医大。每个生日陈绍洋都要托重庆的朋友为女儿送去礼物，还隔三差五地给女儿打电话询问学业。罗兰跟他开玩笑：“怎么，女儿长大了，要下山摘桃子了？”陈绍洋得意地回答：“当然，我后继有人了。”

从医30年，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后，陈绍洋没有想到，自己的生命竟然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而女儿刚刚考上了第四军医大学的研究生，还没有来得及庆祝。

病休中，罗兰陪着陈绍洋到曲江南湖边散步，陈绍洋第一次发现：世间竟然还有散步这么美妙的事情。

“去年我过生日，绍洋送我两只可爱的玩具小兔子做礼物。这是他结婚27年来第一次送我生日礼物。我和绍洋都属兔，两只小兔子紧紧相拥，卡片上还写着一句话：相信我一定会陪你到老！”罗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脸颊。

从来信守承诺的陈绍洋这次失信了。

命运之神剥夺了他最后的念想。甚至，没能陪妻子度过她５０的岁生日；不能与妻子一起去补照一张结婚照；也不能为把他当儿子看的岳父岳母养老送终；更看不到女儿出嫁那最美丽的一刻……

陈绍洋教授说过：“面对患者，我问心无愧。可对家人和孩子，我亏欠他们太多。给他们的关爱太少、太少！”

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遗憾地对妻子和女儿说道：“我没有给你们带来什么物质的享受，希望我的精神能陪伴着你们。”

说起来，陈绍洋真是一个物质生活很单调的人：不会唱歌，五音不全；不会跳舞，步履蹒跚；不愿意去看电影，一生中被妻子拉着看了唯一的一次电影《战马》，还觉得好奢侈，竟然浪费了三个小时的时间；出差在外，从来只参加学术会议，不去旅游；全家人想一起出去进行一次自驾游，也一直未能成行……

但陈绍洋却是一个精神很富足的人。在短短５０年的生涯中，他用３０年的时光书写了精诚为患、大爱为民的传奇；他对患者付出了无限的爱心，也赢得了患者对他无限的爱戴。

他先后培养研究生、进修生４００余人，奔赴全国各地开展麻醉示教，到数十家军地医院进行技术帮带，一大批青年医生成为全国、全军麻醉界骨干。

当他的研究生们伏在他的病床前泣不成声的时候，他强笑着安慰大家：“不要哭，孩子们，不要哭。我们的生命会因为病魔的肆虐而终止，但我们守卫群众生命健康的事业却会因为年青的你们而永远延续传承下去。”

这是坦然面对死神的气概！这是高尚灵魂的歌唱！

正如第四军医大学政委戴旭光所说：他是一名好医生，一名好党员，一名好军人。他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用生命践行着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的深刻内涵。

２０１３年８月６日，陈绍洋教授的追悼会在西安凤栖山殡仪馆举行。

络绎不绝的人群中，有从各地赶来的全国、全军重症医学界以及麻醉界的专家、教授，有陕西省委、省人大的领导，有陈绍洋的学生、同事、同行，有曾经被陈绍洋救治过的各界群众。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要送他们心中的好军医陈绍洋最后一程。

他辉煌的一生，正如挽联所书：一心向党赤子情怀，英魂与军旗同光辉；行医为民披肝沥胆，生命伴山河共千秋！

蜡炬成灰，温暖犹存。这永远的烛光，与天地同在。　　

来源：陕西文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