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申报世界遗产过程的深入，有一个学者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从接待联合国专家到走访碉楼村落里的居民，从碉楼价值的宣讲到申遗文本的制作，五邑华侨史专家、五邑大学教授张国雄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作为一位华侨华人史、碉楼文化的研究专家，从１９９５年正式到江门工作，张国雄一直致力于研究、挖掘侨乡文化、宣传侨乡文化。他的研究为江门打造“中国第一侨乡”品牌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他本人也成为国内侨乡文化、碉楼研究的专家。他说：“这个城市给了我一个舞台，而我在舞台上的表演又为这个城市做出了贡献，我怎能不爱这个城市呢？”

短暂而重要的邂逅

一次偶然的相遇造就了张国雄与江门的不解之缘。

１９９２年夏天，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张国雄就要毕业了，他一边申请北京大学博士后，一边开始找工作。经人推荐，他来到了五邑大学。“那之前我对江门了解不多，隐约知道江门是个侨乡，因为我读博士的专业是历史人口地理，讲的是移民，模糊中感觉还算对口，就过来了。”

“来到江门后我感觉很震惊——其他侨乡我也去过，像潮汕、梅州、福建的彰州、泉州、厦门，只有江门留下了大量的外来文化的痕迹。”张国雄对侨乡的第一印象记忆犹新。之后，他开课不到一个月，北京大学博士后的通知书就来了，他把五邑大学的课上完一个学期，半年后到北京大学，师从名师侯仁之院士，去做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

从来到走只有半年时间，如果张国雄从此不回到江门，这次相遇只能是一个短暂的邂逅，可事实上，这次邂逅，左右了张国雄３年之后的选择。

放弃北大选择江门

１９９５年，张国雄结束了博士后流动站的工作，许多人认为他会顺理成章地留在北大。这时，北京大学已替他和妻子安排好了工作和住房，很少有人会抗拒这样的诱惑与机会。

出乎所有人意料，张国雄最终选择了江门。他的导师非常不理解，对他说：“留在北京大学工作是很多教师的愿望，你在这里获得的平台会与众不同，同样的话语，你在这个平台上说出去影响力要大得多。你为什么要到一个新学校去？”

“其实，我在这些年的经历中，已无数次体会到了导师话语的含义。现在，我的一些观点、成果要让别人接受，比起一些名校的教授，确实要更曲折一些，但我无怨无悔。”张国雄说。

促使张国雄下定决心的是那短短的半年邂逅侨乡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居然有几百万的华人华侨在海外，几乎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国家的人口，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但国内对这里迁出的华侨研究得很少；同样，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移民迁出的地区，国内学术界也研究得很少。五邑侨乡，就像一片学术的处女地，用她无尽的宝藏诱惑着张国雄，他仿佛看到了在学术上无穷远的拓展空间。

学术成果来自田野

“其实我选择江门，也是性格和研究风格使然。”张国雄说。

从读硕士起，张国雄就不太喜欢从书本到书本、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

　“我在武汉大学１４年时间，居然一次北京也没有去过。那时很多研究生，以查资料的名义，经常有事没事就往北京跑，我却把读硕士、博士的所有时间和钱都花在湖北、湖南、四川的农村。我感觉到，传统的研究方式，很容易从文献到文献，非常缺乏来自田野的实践，缺乏来自田野的很鲜活的第一手资料，中国社会底层的实际现状跟我们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有很大距离，我不太喜欢浮在面上。我为什么要到五邑大学来，跟我的研究志趣有很大关系，很多人不理解，到今天，还有师兄弟和北大的同事问我这个问题。”

张国雄一头扎到满是青草气息的田野中去。上至政府官员，下至乡村农夫，很多人同他成了朋友。１１年的调查研究，让张国雄掌握了大量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以前他经常自费搭车，走乡串户，收集了不少资料。”开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黄继烨介绍说：“自己买了车后更是经常下到乡村里，他的调查对象大多是年龄比较大的村民，在开平碉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去世了，所以他的调查也是一种文化的抢救。”

许多村民和张国雄成了好朋友，有些故事他们只愿同张国雄讲。记者亲耳听到某媒体的记者对自力村云幻楼的楼主抱怨：“你不接受我的采访，为什么又同张教授讲了那么多？”

把奉献当作一种精神享受

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张国雄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目前，在广东侨乡文化研究及开平碉楼的研究方面，五邑大学在广东均处于领先地位。

张国雄或与人合作，或单独著书，先后出版了《五邑文化源流》、《五邑华侨华人史》、《开平碉楼与民居》、《赤坎古镇》、《开平碉楼》、《岭南五邑》等书籍，对五邑侨乡文化进行系统研究和梳理。近期，他又全力投入到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项目中。

张国雄同我市人民一起，走过了６年申遗路。“张教授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做出了突出贡献，怎么宣传都不过分。”黄继烨说：“他在碉楼文化研究中投入了大量精力，尤为突出的是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从来不跟我们提报酬，就连一点补贴都交给了五邑大学，他纯粹是想推介这种文化。”黄继烨说。

尤其让黄继烨感动的是，为了申遗，张国雄把自己多年来与梅伟强教授一起调查研究的原始资料汇成一本书，交给政府公开出版，书名就是《田野调查》。“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一种很可贵的奉献，全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如果分别来写，每个切入点都能写成不同的论文，可他把自己辛苦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公开发表，让更多的专家都能依据这些进行研究，这对他自己是一种损失，但对推广碉楼研究却有很大的帮助。”黄继烨说。

“那天，丛飞事迹报告团做报告时，我身边就有人不由得提起张国雄，提起他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开平碉楼办副主任李日明说，“那天雷于蓝副省长来看申遗点，张国雄正好在整理一座刚刚打开的碉楼里的文物。几十年没开门的碉楼，全是灰尘，又没有降温设备，极其闷热，张国雄就穿着半短的裤子在里面搬家具清点文物，和雷副省长、王市长握手时手上还全是灰，因为没有地方洗手。由于年代太久，碉楼内不通风，可能有毒气，第二天他的两条腿就过敏起疱疹，右腿肿起来，我硬载他到医院，医生说要吊针，他却说还有工作，直接肌肉注射好了。他真的是为开平申遗做了很多工作。”

从申遗文本的制作到管理规划的提交，张国雄都是核心人物之一。作为申遗文本的第一撰稿人，他在华侨文化、中外文化交流、侨乡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直接为申遗文本提供了学术支持。很多人都被张国雄感动了。

张国雄却认为这一切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我和开平的干部群众是一种非常信任的关系。每打开一座碉楼，他们都会通知我去，这是多么大的一笔宝藏啊，是多少学者梦寐以求、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啊！在这个地方，我能把自己的科学研究与地区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并且得到特别多的回报，我是幸运的。现在有许多人知道五邑大学在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中做了不少工作，我很欣慰。”

“对一个地方深深的爱，是和工作联系在一起的。”张国雄说，“我对这个城市的爱是很具体的，我喜欢江门休闲舒适的环境，但最根本的热爱还在于它和我的事业不可分割。一个地方要留人最根本的是要留心，这颗心就是事业心，我的心留在了江门，留在了开平碉楼。”

来源：广东文明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