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艾四林教授在本科生思政课课堂上与学生互动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大楼外景

　　编者的话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先后开展了对“潘晓来信”引起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一代青年对现实、对人生、对价值观的思考，成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思想解放大潮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与此同时，北大和清华的学子们纷纷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北大学子喊的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清华学子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他们留给当年“80年代新一辈”的宝贵记忆，更是留给今天90后一代的最大的启示。

　　37年后——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艾四林教授主持的清华本科生思政课课堂上，近300名来自不同院系的2016级清华学子围绕《中国青年报》2017年12月27日发表的艾四林、张坤对谈《强国一代有我在》一文，就“新时代青年和他们的父辈到底有什么不同”“新时代青年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强国的一代”“如何看待利己主义的问题”“强国一代要如何强国”“新时代的清华学子如何选择和行动”“如何不忘初心，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等话题展开了一场生动活泼、别开生面的讨论。

　　这里，“思想者”摘要刊登清华大学本科生思政课上部分同学的精彩发言，与大家分享。

　　新时代青年和他们的父辈到底有什么不同

　　张润宇（基础科学系）：看了艾老师《强国一代有我在》这篇文章之后我感触很深。“强国一代”指的是我们这代人，而我们这代人与上世纪80年代我们父辈的那批人有着完全不一样的时代特征。父辈的典型特征，就是一种油然而生的建设国家的光荣感和使命感。那个时候中国的物质生活还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那时大家的选择还没有那么多，工作很多都是国家分配的；但是那时的人却没有丝毫的抱怨，只想着努力工作改善自己的生活。

　　我父亲是一名电力工程师，他时常跟我谈起当年的事。当时他们毕业以后，班上的人几乎都被分配去修三峡大坝，这一干就是十几年，他们为这项工程贡献了全部的青春。而且当时所有人都是干劲十足没有丝毫怨言，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自己在建设的是全球瞩目的大工程。

　　我们这代人，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和提升，虽然仍有改善的空间，但这已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重心。我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的宽广同样会触发一些人的焦虑和不安。很多人在信息海洋中选择放弃思考，转向娱乐至上。甚至一些年轻人宅在寝室里玩手机打游戏度日。这种泛娱乐主义替代了思考，让一切都变得空虚和无意义起来，这是一种需要警惕的思潮。

　　钟文含（经管系）：举个自己的例子来说，当我告诉我的母亲我觉得我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而学习的时候，我的母亲很不能理解。她不明白，为什么你会没有动力。她当时的物质生活比较贫乏，心里想的就是知识改变命运，所以一直拼命读书，考上好大学。而我们这一代享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感受到更多的因为快速发展带来的压力和焦虑。我们这一代其实比起上一代缺少的就是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就像一种信念，能让青年一代真正可以投入到国家建设中去。

　　邬尔禾（人文学院）：我想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一代”和当今“强国一代”所面临的时代背景的差异来谈谈两代大学生在“肩负国家使命”上表现的不同。

　　上世纪80年代正是百废待兴之时。国家需要发展，却缺乏制度和经验指导，各行各业也缺乏相应技术人才；而对外开放又使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一下暴露在眼前，这一冲击促使着那一代人自发投身变革大潮之中。考虑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面貌，青年往往缺少优质教育条件，对国家能提供高水平的教育资源怀有相当感激，因此更为努力地学习，也更有动机以回报祖国为学习目标；而国家通过毕业分配制度，将几乎每一位拥有相应知识的大学生匹配到了国家急需的岗位之上。个人的追求与承担国家使命被紧密联系了起来，并由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加以强化和保障。

　　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腾飞之后，国家整体上的落后面貌已大有改观；加之新一代大学生——尤其是国内一流大学的学生，大多有着良好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教育条件，视大学为其高考成绩理所当然的回报者不在少数。此外，就业的市场化、国家对体制内社会保障的横向弱化也使得青年学子难以像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一样，只要响应国家号召做事，就无需为未来生活担忧。当然我认为这一差异，并不妨碍我们这一代人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同时为国家作出贡献。

　　刘道高（物理系基础科学）：我也认同我们这一代有些人缺失信仰，没有“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种觉悟。我认为这种现象与历史大背景有关系。上一代人，是在耻感和危机感中长大的，当时的中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安全仍得不到保障。经过上一代人的努力，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各个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除了偶尔参与看电影或听讲座，或者看《马兰花开》话剧等活动时会受到感召和激励，我们这一代人平常在生活中是没有什么耻感和危机感的。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这代人就缺少了一种危机感和耻感带来的动力。

　　吴蔚捷（物理系基础科学）：我们这一代与上一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相比，国际国内环境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那个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国际影响力较小。今天，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全面参与到了全球治理中。国际地位的提高，同时也意味着要肩负起更大的国际责任。国家如此，我们青年也是如此。清华大学提出了学生的“全球胜任力”，希望学生能够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拥有全球视野、中国立场、清华观点。清华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丝路新探”海外社会实践、包括英华学者在内的的国际交换生项目等活动。在此背景下，当代青年如何在“个人”“国家”“世界”这三者之间找准自己的坐标，明确自己的方向，合理规划好自己的人生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新时代青年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强国的一代

　　杨帆（工程力学系）：我们在提倡新时代目标的时候，是否也应该考虑塑造一个社会环境，使得我们的年轻人能够积极地向上。日本和美国的发展历史中都经历了一个阶段，即年轻人成为“垮掉的一代”“软世代”，而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似乎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垮掉的一代具体表现为：不想工作，对工作待遇要求高，对工作环境挑剔，不屑于从事低端工作，生活缺乏动力。而导致这些现象的原因，我觉得是没有生存压力，社会上升的渠道也应该再拓宽一些等。

　　吴思捷（物理系）：我个人反对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这种说法的，这种误解可能来源于以下几点。

　　其一，社会舆论。许多90后已步入社会，不过尚未到而立之年的他们自然不会是这个社会的管理者，他们不是整个社会舆论的主导者，但却即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但他们与舆论期望他们身负的责任还不相匹配，因而会招致社会舆论的批评。

　　其二，90后的茫然。首先我承认90后确实有一些人会感到茫然，诸如“低欲望社会”“佛系”“空心病”等一系列词语都描述了这一特点，90后所处的环境，物质更加丰富，可是他们却要在小学、初中经历更为残酷的竞争，自然地，90后会更多思考自己努力与竞争的意义，思考自己究竟想做些什么。

　　其三，90后的时代会接受更多的信息，通过网络接纳更多不同人的不同观点，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比上一代人多得多的价值判断，而这种反复对现实中许多模棱两可的问题的价值判断，我认为也是导致茫然的一个因素。

　　但这种茫然并不应被认为是垮掉的标志，我认为只是适应新时代的一个必经之路，突破这种茫然之后，90后自然会获得更适合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从而更好地在这个时代生存。

　　胡壮飞（计算机系）：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就像生活在温室中的一代。我们的成长，实在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的；国家基本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国力不断增强，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强，我们完全可以很自信地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世界的强国之一。我敢说，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没有体会过真正贫穷和困苦的感觉。用老人们的话说，我们“赶上了好时代”。

　　但是这也绝不是一个所谓安稳的时代。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还非常多；前方可能就是众多国家曾经踏入过的“中等收入”；大国崛起过程中也会遇到重重阻力，必须面对的问题，等等。我们必须居安思危，我们要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还需要每一个人出力。这个时代，决定中国的未来；所谓“少年强则国强”，我们这一代肩负的责任重大。我们的社会需要进步，我们的“一腔热血”，不能总是凉的。历史会记录下，我们究竟是“垮掉的一代”，还是“强国的一代”！

　　如何看待利己主义的问题

　　何跞（化学系）：我认为在讨论利己主义之前，我们应该界定好什么才算是“利己”。比如说，常见的论调就是基础科学专业的同学经过自己的各种努力之后跳到了其他像经管和计算机这种日常被“黑”的专业，就被说成是利己主义者了。人的行为都是有其动机的，选择的背后都有其权衡取舍，这充其量只是显示了追求的不同。

　　因此我认为，在明确“利己”中的“利”是什么之前，不应该轻易就给人扣上“利己”这样的帽子。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家对什么样才是“利”的判断层次不同，而不是大家是不是“利己”的问题。至于层次问题，各个层次都是有其存在理由的，比如社会需要推进基础理论的人，也需要付诸实践的人，这之间是一个整体比例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个体的选择能够改变得了的。虽然找到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不容易，但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先从不去强行代表别人的意见开始做起。

　　葛春江（物理系）：我们一直在说“利己”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未必只有一个答案，如果我们说利己是做对自己好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们其实也会发现做对国家好的事情、对集体好的事情也是对我们好的，也就是说利己和利集体是并不完全矛盾。

　　就像老师提到的“我是谁”和“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相关，就像以前我们清华的学生出国学习都要被外国人看不起。我们的国家受到侵略，显而易见的是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利益也受损，而现在中国强大了，我们每一个人也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我”和“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很难说利己和利集体有着根本的矛盾。

　　朱益清（建管系）：我个人认为我们不应当对利己的行为进行贬低，因为利己的行为乃是人的本能。举例而言，据说管仲在临终之前面对齐桓公，和他说不要重用易牙、竖刁和开方，因为他们一个为让齐桓公吃上人肉烹煮了自己的儿子，一个阉割自己亲近齐桓公，一个15年未曾回家探亲侍奉齐桓公。管仲说，如果他们连自己的儿子，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父母都不爱护，怎么会爱护更陌生的人呢？事实证明他们根本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心存险恶，最终将齐桓公害死来密谋夺权。所以我想应该批判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利己行为而是利己主义。什么是利己主义？举例而言，之前有一位同学说把个人的利益放在了国家的利益之上，就是利己主义的体现。利己主义就是那种将个人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而未考虑他人，新时代不应当提倡这种理念。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位大学生想找个好工作而说其利己、不胸怀天下，但是我们在为自己谋得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为国贡献。

　　李源隆（计算机系）：某种程度上利己和利他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甚至，有些利己可以作为一个激发人们的热情和利他行为的一个条件。在自己的利益被满足的条件下，人更容易去在意和改善社会问题。同时，唯有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处境感到安全和满足的情况下，社会才会稳定和发展。从这些角度讲，利己和利他未必有本质冲突，反而会在一定条件下有促进关系。课上老师提到，区分“利己”和“利己主义”是很重要的。而我觉得，在这个区分当中，一个行为是否损害他人利益才是要关注的重点。

　　“强国一代”要如何强国

　　司马锲（工程力学系）：如果说艾老师那一代人身上肩负的使命是让中国人“吃饱饭”，那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就是让中国人“挺起腰”。毫无疑问，完成后一个使命并不比前一个容易，甚至相比上一代人我们还要面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社会环境。

　　我认为，当代青年完成这一使命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思想意志上的信念缺失。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或者说实现中国梦，于个人而言就是要将个人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运结合起来；而结合得当，实现“劲往一处使”则有赖于一个高度一致的社会认识。到了现在，大家在多元的社会价值引导下开始萌发更强的自我意识，这并非是个坏事，但我们面临的现状却是当今不少正值壮年的青年却沉湎于享乐或是汲汲于个人私利，没有了那时“恰同学少年”的豪气与“社会主义螺丝钉”的奉献精神。这正是值得我们反省的，在当代青年的社会奋斗当中，我们又要从哪去寻找一种不竭的精神之源呢？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应该长时间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毕竟确立“四个自信”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必由之路。如何不忘初心，用一生来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问题。

　　王依晨（新雅书院）：今天的“马原课”给了我很大触动，尤其是大家的发言让我对于“报国对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少年而言，都具有巨大的感召力”这句话和清华学子身上独特的使命感有了新的认识。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完成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历史转型，不仅需要正确的道路选择和雄厚的经济实力，还必须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建设强国的一代，一定要具备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从提升每个个体的审美志趣出发，形成有积淀的文化氛围。这也是我对“强国一代”不仅要具备向外的力量，还要有不断向内心深处行走的能量的一点想法。如何以更加优雅自信的姿态进入强国之列也应该是我们这一代该思考的问题。

　　王辰昊（材料系）：我认为真正的强国一代，是要能分得清自己需要什么，不会被各种表象的东西所左右，知道自己认同的是什么，知道自己想做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做这些是为了什么，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称得上是强国一代的人。

　　有同学说，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都实现了自己的幸福，国家就一定会好，我觉得这两者之间虽然有关系但是未必是有这么简单。每个人有自己所追求的幸福，但是我们也要看他们所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纸醉金迷的幸福，还是科技强国的幸福，是贪图享乐的幸福，还是积极进取的幸福，我认为这些都值得思考。

　　课上有一位同学的话我很赞同，他说：“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没有到每个人都能去挥霍资源去追求自己各种幸福的程度。”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正是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边疆站岗很苦，我想每天在白雪皑皑的五六千米海拔的地方站岗，单纯从个人角度来看，大概都不会去参军戍边了，那么，满足了个人不受苦的愿望，国家就能幸福了吗？不用我去反驳大家也能看得出这逻辑根本站不住脚。

　　我认为，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一分子，正如卢梭所说的，结合成共同体是因为我们有，至少有一部分，共同的利益，否则这个共同体是没有生命力的。同理，在当下的中国，我们在选择自己的幸福的同时，也要和国家的强盛之间作一个权衡，我很认同那句“唯有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生价值”的话，既然我们都存在于一个共同体中，那么如何这个让这个共同体变得更好，变得更全面和均衡，自然是每一个人应当去思考的问题。

　　新时代的清华学子如何选择和行动

　　陈秋月（建管系）：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们如何去定位自己，或者说更直接一点就是毕业之后我们会去做什么。还记得高晓松在《奇葩说》这个节目上怒怼了一个清华的博士，这个博士有着法律、经济、新闻传播三个专业的学科背景，却仍然对自己未来从事的职业感到迷惑。我个人比较认同高晓松说的名校的学生应该胸怀天下，应该有着改造世界的欲望。后来我又看到了清华化工系的刘昊雨学长因为“丝路新探”这个实践活动上了《我是演说家》这个节目，他说的那句“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去”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可能我没有那种“到世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情怀，但是我会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毕业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的人选择继续从事科研，有的人选择到基层去，有的人选择进入与自己专业对应的行业，但是我觉得最终选择做什么，都要清楚自己的定位，清楚我们是“强国一代”的青年。

　　姚世鹏（材料系）：我觉得“强国一代”目前看来还仍然是上一代人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望。处在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只能说有这样的理想，仰望星空的同时必须脚踏实地。如何在清华做一个普通人？如何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为祖国做点什么？我觉得这才是在清华占大多数的普通人需要考虑的问题。自己有了实力，才能去谈强国的事情。

　　朱雨蒙（经管系）:我们这一代，是指这些坐在这个教室里的清华人吗？或者放大一点，是那些985、211的人吗？事实上，把视野扩大一些，我们这一代还有一部分人没有上过高中，他们不是我们这一代吗？他们不是强国一代吗？我们还远远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的成果甚至还需要更多惠及我们的同代人。

　　在清华，我们享用的是优厚的社会资源，这个社会为我们付出，自然对我们有期望。这种期望不是说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要想着报答国家、报答社会。只是我们至少不能整天自怨自艾，我们已经比这个社会上我们同一代的大多数人好很多了，站在了top的位置。

　　我能理解清华这个环境给人带来的压力，因为我事实上也深陷其中。但还是会时常宽慰自己，可以放到更大的环境中去考量，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我们的现状没有那么堪忧，我们也理应多想想社会，担当起逃不掉的社会责任。这是我们作为所谓强国一代中的佼佼者应该有的觉悟。

　　郑立文（经管系）：在清华大学校内，我们有理由说，学校正在提供丰富的资源，让同学们能够看到“诗和远方”，树立历史使命感与奋斗的责任感。校团委每年投入在暑期、寒假实践上的资金、人力资源支持，促进同学们在各种“主题教育”活动中大显身手。在我周边认识的同学里，已经有不少人通过实践的途径，做了诸如“南京大屠杀历史还原”“精准扶贫调研”“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等调研，有些在社会甚至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说，在大学阶段，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某种情况下是一种自我选择；而学校正在通过这样的方式，非强制、但真实地在引导着大家的“自我选择”。

　　胡卓雅（美术系）：作为一名对文化相关专业稍有接触的学生，我想表达自己少许的看法。我觉得，文化精神富足的重要性，并不比物质富足的重要性低，相反，它极其重要。文化精神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纽带，好的文化引领可以充分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怀与斗志，然而现在我们整个文化建设的现状，还不能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对于我们即将走上奋斗岗位上的年轻一代人而言，文化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我可以为此出一分力。

　　艾四林（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先后开展了对“潘晓来信”引起的青年人生观大讨论。与此同时，北大和清华的学子们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北大喊的是“振兴中华”，清华喊的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是他们留给“80年代新一辈”的最大的启示，而从这堂课的讨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新时代的清华学子们所发出的最强音。

　　我们更希望30多年以后，即在我国建成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候，我们再回首，新时代的青年学子们会无怨无悔地说，我们不仅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创造者；而当初“80年代的新一辈”则骄傲地说，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用有限的生命陪伴着大家，陪伴着我们国家不断地走向强盛！希望到那个时候，在我们国家的强国之路上，既有你们，也有我们；在强国的功劳簿上，既能记上你们每个人的一笔，也能稍稍地带上我们！

整理:吴新宇（清华大学马院博士生） 何海燕（清华大学马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