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天津留影，左起沈兼士、张庭济、郑天挺、魏建功、罗常培、罗庸、陈雪屏。

郑天挺1939年留影。

1946年8月郑天挺同家人重返卢沟桥。

郑天挺主持下的总务处，需要处理种种校务问题，其中以薪酬问题最为棘手。国民政府战前教育经费投入占每年预算的5.5%，战争期间只剩下1.5%-2%，给予国立大学的补助严重不足。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每月为筹措薪酬、补助金等，郑天挺真可谓竭尽所能。

1943年9月1日上午，郑天挺到学校办公，听说教职员工上个月的工资竟然还没有发，不由大怒，一问才知道，原来学校常委都不在，又无人替常委盖章，以至工资迟迟未发。郑天挺当即命办事人员去找人盖章，并责令“下午必发”。在当天的日记中，郑天挺说明了自己当时发怒的缘由，“今非昔比，同人中盖有不能迟半日者也”。

在战时的昆明，西南联大的教职员工们拖家带口，面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月急需工资解燃眉之急。因此郑天挺任联大总务长后，总是力求在每月月底，把工资按时发放。

个人经济状况

“世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

在各种有关西南联大的回忆中，大都会提及教授们的清苦生活。其实，联大教职员工的工资加上生活、学术补贴等，薪酬颇为可观。如1943年1月，联大校常委会通过，定助教工资为100-200元，之后教员、专任讲师、副教授工资依次递增，直至教授的工资为300-600元。在两次加薪后，1944年教师工资起薪提高，助教为120元、教授为430元。

在工资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补助，从助教、练习生，至教授、主任，都有生活补助费、空袭受损救济费、救济金等可领。针对教授、副教授等，联大更设有研究补助金，如1944年11月，郑天挺、朱自清、闻一多、钱端生、冯友兰等几十人，因“教学辛劳家累复重而又安贫乐道，未在校外兼任其他工作，甚堪嘉许”，获得研究补助金1万元。

也许是郑天挺长期只身在昆明（1943年，女儿郑雯到联大读书）的原因，他的生活相对宽裕。如1942年4月，郑天挺记下所得上月薪酬：“领得联大教授三月薪四百四十元，联大津贴六十五元，部拨三月生活补助费七十元，部拨二月食米基金四百十四元，联大学术研究费一百五十四元，联大总务长三月车费一百元，云大讲师三月薪一百二十元，共一千三百六十三元”。郑天挺各项收入相加达1363元，相当于他教授工资的3倍。

直至1943年，战时通胀加剧，郑天挺才开始记每日花销，如1943年7月30日，“付甜点心口酥十块六三元、又萨其马四块二八元，理发十元，洋烛一支三五元，鸡蛋二个八元”；又如1944年3月4日，“付面包一五五元，请客一七五元，午饭三五元”。郑天挺自小家有仆人，不会做饭，三餐都是在外买牛肉面、锅贴、包子及点心等。

对于不断上涨的物价，郑天挺日记中有很多抱怨，但1944年10月，他在日记中想起自己每月7000元的平均薪酬，还是说，“战时得此虽不足与生活指数比，然不为不多也。世不如我者更不知多少”。

不少联大教授都有家室之累，八年间常常要求涨薪。

郑天挺1940年6月有日记说，“清华大学少壮教授以待遇不平为言，请学校加薪，遂各加四十或五十，全校皆然，而北大、南开亦继之，于是少壮教授复以各校皆加，其不平仍在，于是又加于薪俸较低者三十或四十。”郑天挺慨叹，“国事至此，而仍以一己收入是争，可谓毫无心肝”，希望他们能有愧意。

更出乎想象的是，有教授为获得更多补贴，不惜弄虚作假。1941年，联大垫发前一年的购米补贴，需要教员自报家庭人数，并由同事、系主任出具证明。有北大教授将此种规定视为一种侮辱。结果，总务处统计发现，“某教授之女公子新归某助教者仍填于女家，而未声明何时已嫁。又有某主任生子仅四月，亦照填一岁，而未声明何时出生。尤奇者有某教授夫人月内可分娩，而其子之名已赫然填之调查表矣，其曰依外国法律，婴儿在母胎已享人之权利矣”。事实证明，郑天挺等通过制度防范个人私念，还是很有必要的。

1943年5月，燕树棠、杨西孟等还组织上书教育部，要求改善待遇，后来以讹传讹，外界甚至说联大教授要集体绝食，向教育部施压。蒋梦麟在重庆特意打电话给郑天挺，叮嘱“万不可有绝食及其他行动，以免影响学校前途”。当年6月，教授待遇得到提高，“每人可加四百元至七百元”。用郑天挺在日记中的话说，“国家战时养士之优之厚，可谓至且尽矣”。

总务长职责所在

为筹措薪资费尽心力

郑天挺虽对部分教授过分在意薪资不满，但按时为教职员工发薪，是总务长职责所在，他从来都全力而为。1945年4月，联大要发的薪俸、米贴、生活补助等，总计需4130多万，而至23日仅筹得1450万。郑天挺很是犯难，“商业银行无此巨款，国家银行须待请示，自两周前即行筹措，连发急电三数，迄今尚无消息，为之气躁，今日屡发怒。”

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让郑天挺更生气的事。他每月尽力筹措资金，其中相当一部分拨给训导处，用来发放学生贷金及购米等。当时由于粮价变化过快，粮政局同意先向西南联大拨发粮食，让粮食部和教育部再具体商量如何付款。结果从1944年11月-1945年4月，训导处积攒了400多万未花的购米款。郑天挺极为恼怒，日记中说，“盖每月饱经种种困难始能措发贷金及薪津，有时且须出五六分利息，而训导处竟浮存四百余万，一无利息，不惟有关公帑，于事理亦不通”。他决定不再为训导处筹措贷金，让先拿存下的米款代付。

至26日，教育部给联大汇来1800万元，郑天挺才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说，“本月应发薪津可无虞，但补发上月生活补助增加部分尚难，然而心安矣。”由此可见，联大为在战时满足师生基本的生活、学习需要，是有多么艰难。

相比于联大普通教授，郑天挺等学校行政人员的收入更少。1942年11月，联大领导层“讨论同人公费事”，郑天挺汇报，按照教育部的新规，每月拨给大学各学院院长、总务长、教务长等600元，给各系主任300元，作为公费补助。罗常培等教授一致主张拒收。

即便如此，还是有行政人员给自己发高薪的谣言传出来。郑天挺在1943年的日记中，颇为愤怒地写道，“外间传言在校行政首要，院长、各长、常委等每月校中均另有补助”，其实“校中最苦者，莫若负行政责任之人。教授中大多数兼差，且有兼至三四处者……惟在校任各长者绝不能兼……政府规定之特别办公费，每月六百元，任行政责任者均辞谢不受，更何况特别补助耶……若勉仲、子坚与余，皆负债累累。”勉仲、子坚即查良钊、黄钰生，分任训导长和建设长，他们和郑天挺一样没有兼职，全靠联大薪资维持。

虽然穷困，郑天挺也是有所不为的，如他在1944年1月的日记就说，“昆明各报星期论文每篇酬八百元，小报无聊文字，每千字酬二三百元，同人争先恐后，余甚耻之。曾语端升，非贫无立锥，绝不为小报写稿也”。这大约就是郑天挺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后坚守了。

□杨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