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

　　众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撰写的哪些书是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然后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断章取义。作为20世纪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他要求“读其书且知其人”。这对于今天治史仍有重要启发。

　　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而与古人对话和交流，则唯有颂其诗、读其书；颂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路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也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则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郑玄注曰：“献，犹贤也。”“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如《尚书·益稷》上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大诰》上有“民献有十夫”，《尚书·酒诰》中也提及“殷献臣”“越献臣”。

　　如果认为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就与陈垣先生的历史文献学很接近了。

　　提出“读其书且知其人”，体现了陈垣先生对史料全面掌握、审慎考辨的态度。他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竭泽而渔”呢？现在，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网络当成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捷径”有用于一时，却妨害了治学者走上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网络不是无用，但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陈垣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治史者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它们汗牛充栋，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博大）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能力看清自己研究所需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在此限度之内是可以“竭泽而渔”的；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可见，陈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把史源学中“文”与“献”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看透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体悟之后才严肃提出来的。张之洞说，“牵连钩考，其益无方”；从已知之书、已知之人寻探未知之人、未知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陈垣先生看透了、用活了。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治史要读其书且知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