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温才妃

　　看到学生评教“缺点”一栏写着“认真负责”，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青青啼笑皆非。

　　“认真负责”历来是对教师的好评。不知从何时起，教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反成了“较真儿”的代名词。这种评教自然无法让教师心悦诚服。

　　当下，李青青所反映的问题绝非个案，高校评教中所出现的学生评教“走过场”“耍偏激”，教师极力讨好学生等问题，正在将评教变为一场由学生机械参与、教师被动接受的滑稽戏。

　　学生“走过场”，教师“献殷勤”

　　闭着眼睛一口气全部勾上“好”或“一般”，主观题则回答“无”或者干脆不写。每年评教、每科评教次次都潦草应对，这在大学生中并不少见。甚至有时系统出现故障，将学生未选的课程列入评教范围中，仍有学生“闭着眼睛一填到底”。

　　北京建筑大学学生会学习部副部长邢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不参加评教，就查不了分数，有些学校还选不了课。“有的人一看选项多，回答就比较潦草。”学生的“走过场”也纵容了教学的“走过场”，有问题的课程也得不到改观。

　　而另一种并不算常见，可一旦发生就伤及教师自尊的是，个别学生将对教师的不满演变为情绪上的宣泄。邢正告诉记者，曾经有一名男生总“逃”英语课，英语老师对他有所告诫，该同学就认为教师是故意刁难他，在评教中给出了“与事实大有出入”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往往让教师“最受伤”。黄山学院教师张颖表示，一名学生评教中给出的“不及格”可能会把评教的整体分数拉下一个等级，“优”变“良”、“良”变“及格”，很多时候教师生怕得罪了学生，就以牺牲教学质量为代价。

　　“有的教师会刻意去讨好学生，如上课不点名，下课给学生放好看的电影，课上多给学生讲些笑话，即使学生做得不对，也不敢批评他，就怕引起学生的反感。”张颖说，敢于直言的教师往往会“吃亏”。有一次，一位同院教古代汉语的老教师看见学生在课上玩手机，严厉地训斥了学生，“结果当年该教师的评教分数就下来了”。

　　“教学标准就像跳高运动中的竿，学生跳得比竿更高才能通过，现在评教迫使一些教师迎合学生，竿的高度由学生说了算，长此下去教育就等同放水。”李青青说。

　　不能取消的理由

　　问题种种的评教，让人有取消之而后快的想法。这也是近年来，教育界人士不断呼吁的话题。但是，评教却不能够简单取消。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与同事合作，近日完成了一项针对某大学学生评教的专项研究，针对该大学文理科四年约7000门课程评估结果的大数据进行分析。评估结果表明，在评教前10%的课程是非常好的课程，后10%的课程存在一定问题，与日常教学经验高度吻合。

　　在大数据面前，评教的科学性毫无疑问。“一所高校里有专家听课、校领导听课，但是他们只能听到整个课程的一小部分，而上课学生从头到尾参与课程学习。可以说，只有学生才是最恰当的课程质量评估反馈主体。”卢晓东说。

　　张颖也认为，一旦评教取消，不认真教学的教师更加缺乏制度的约束。如果以座谈会等形式替代之，虽然师生可以面对面地沟通教学中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直观呈现教学质量的方式。

　　客观地说，教师之所以会重视评教，担心评教中的不实言论，不仅在于看重教学反馈，还因为评教与评奖、评职称挂钩。

　　李青青告诉记者，尽管学校告诉教师不要太看重评教，但在考核、职称上仍会有影响。如评优秀课程，学生评教必须是“优”的课程才能参评；教师评职称，评教分按系数折算后不能低于3.5分（总分5分）。“这让教师不得不重视。”

　　虽然眼下评教不大可能与评奖、评职称脱钩，但是其关联度上仍有文章可循。

　　前10%、后10%的课程可以简单定性，但对于处于中段的80%课程，“第89名与第11名并没有重大的差别”，卢晓东不倾向于给它们定标签，“教授这些课程的教师有所长，有所短，这时候评估结果对于教师改进教学的反馈意义就显得更重要。学校应当将学生反馈的详细信息和初步分析告诉教师，鼓励他们朝前10%看齐，但并不应对他们作过多区分、约束。”

　　有的高校“卡”评教的后30%，有的高校将数值设为前后20%。卢晓东认为，通常限制评教后10%或者15%的教师评奖、评职称较为合适。

　　如何才能不扭曲

　　评教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学生认真评教、高校做好数据分析，那么，是不是每一所高校都具备了这样的前提条件呢？

　　显然不是这样。

　　张颖只能看见最后的评价分数、每个分数段的学生数量，却从未看见过学生给出的任何主观意见。李青青能看见学生反馈的意见，却从未见管理部门对数据做过分析，学生的意见原封不动地发给教师，所以“把‘认真’当作缺点”才会被任课老师看见。

　　于是，评教变成了一条流水线，学生负责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中转，教师负责接收没有“合格检验”的产品。哪怕系统一不留神出错，将未选课的学生纳入评教范围中，流程也会照旧。一项好制度就这样渐渐变得形同虚设，甚至扭曲……

　　对此，卢晓东建议，高校应采取措施鼓励学生认真评教，而不是让评教变成学生不得不应付的任务。在北大，学生按时认真地完成评教，学校会以奖励选课点的形式，给予学生下一学期选课的优先权（北大选课采取投点制，即给予学生一定量的选课点数，学生在某选修课投下的点数越多，选中的可能性越大）。“学生是否认真完成评教，从他们是否在表格里选一样的答案，是否认真回答开放式的问题可以看出来。”

　　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必须对学生所反馈的信息予以认真处理，让每一位老师知晓全系、全校的评教均值，并在系统中显示出该教师所授课程的分数与全系、全校均值是正向偏离，还是负向偏离，偏离值是多少。针对评教所反映的问题，学校还要采取减少年终奖励、系主任诫勉谈话，甚至停课反思等形式，促使评分低课程迅速改进、提高。“学生课程评估结果信息分析的数学方法并不复杂，关键在于学校各级领导对评教予以足够重视，整合长期的数据，作更科学的分析。同时学校应当对职称晋升、绩效奖励、教师教学能力培训发展等方面的制度加以完善，才能使得课程评估结果在学校教学质量改进方面的作用落到实处。”卢晓东说。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

　　《中国科学报》 (2015-01-08 第6版 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