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

　　把学生和老师绑在“评价”与“被评价”两端的评教系统，已经陆续覆盖了国内高校。这个上世纪20年代起源于美国高校、针对教师教学效果而建立的评价模式，在中国高校却面临着名存而实亡的尴尬。“评教是逼教师取悦学生”“学生评教等于误人子弟”“学生评课加剧了教师的‘丑角化’”等说法在“青椒”们经常出没的论坛上层出不穷，还有的老师干脆指出：让学生评教有弊无利，早该废除。（《中国青年报》，1月18日）

　　学生评教曾被认为是促进高校教师重视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可是，为何这一措施在欧美大学能行得通，而在我国高校却“水土不服”发生变异呢？根源在于：在我国高校，学生评教缺乏与之配套的系列制度。

　　首先是学位授予制度的问题。在美国，大学自主办学、自授学位，文凭（学位）质量由社会专业机构认证和用人单位认可，因此，整个社会更关注能力，而非学历文凭。学生上大学，追求的并不是一张文凭，而是获得货真价实的教育。这是学生评教的基本前提，即学生渴求好的教育、好的老师，而不是好看的成绩、分数，在我国，这一前提却不存在。由于我国实行国家授予文凭制度，整个社会有浓郁的“学历情结”，为数不少的学生上大学，为的是“混一张文凭”（即便文凭的教育含金量有限，反正国家会承认）。对于严格要求、给出较低分数的老师，不少学生给出的是“差评”；而对于那些不严格要求，“放水”给学生高分的老师，却给出极高的评分。这导致教育的异化，在学生评教之下，教师反而不敢严格要求学生、重视培养质量，而是给高分“讨好”学生，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其次，是完全学分制。学生评教，从逻辑上说，代表教育消费者对教育供给者的评价，那些评价很低的教师，就将逐渐被学生抛弃，而这需要完全学分制，即学生有充分的选课、选师的空间和权利。如果大学的师资、课程有限，学生必须上这些老师的这些课，那就是有评教，也无法改变学校的教育教学局面——被评分很低的教师，最多被学校扣奖金，影响评优，但来年还是会继续给学生上课。我国高校有不少宣称实行完全学分制，可实际上还是学年学分制：必修课占到80%以上，一些二本、三本院校专任师资十分匮乏。考虑到这层关系，又有多少学生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呢？

　　这就需要另外一个学校治理机制——学生自治。在世界一流大学，学生自治是学校自主办学的重要组成内容，其有两方面重要价值：一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二是参与学校办学管理、监督和评价。尤其是后者，是保障学生的权利不被侵犯的重要机制。目前在我国，学生自治的空间还有限，具体表现在有的学校出台“雷人”的校规明显侵犯学生的权利，学生却连参与权与表达权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评教貌似给学生参与学校教育事务的权力，但极为有限，很多时候，学生会把这作为“走过场”来对待。

　　更重要的一个机制，是教师同行评价机制。这是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的重要评价机制。对于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质量，学生的评价只是一方面，可以作为参考，最重要的评价应该是教师同行评价——教师同行委员会根据教育标准、原则对教师的教育教学进行独立评价。这有利于学校坚持自身的培养标准，形成培养特色。学生评教本身具有很大局限性，即使学生渴求高质量的教育，完全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不能代表他们的评价就准确。因为教与学是矛盾的共同体，那些要求严格的教师，一些学生在求学期间并不一定认为这是对自己好，还有学生会根据自身需求来评价教师授课的好坏，但教师并不能由此就围着学生的需求转，授课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对于进行通识教育的学校来说，不仅不能只看学生的需求，就连社会的需求也不能跟得太紧。学校办学要坚持能力导向和供给导向，否则学校就变为了职业培训所，而失去对社会的引领作用。当然，为提高教学质量、改善师生关系，教师听取学生的评价以调整教学方式、方法也是有必要的。

　　概而言之，学生评教只是实行现代治理的大学中的一方面措施，它是和自主授予学位制度、完全学分制、教师同行评价、学生自治等机制共同构成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显然，离开了自主授予学位、完全学分制、教师同行评价和学生自治而单独推进的学生评教，很容易令功利的师生关系变得更为功利，这是我国高校学生评教制度失灵的根本原因。这不代表学生评教制度本身不好，而需要在推进学生评教的同时，深入推进我国教育管理体制和学校办学制度改革。现阶段，尤其需要推进的是教师同行评价，应以此充分落实教师的教育自主权，让教师管理、评价回归教育本位去管理和评价。

　　《中国科学报》 (2016-01-28 第5版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