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李敖生前专访：我是极左的一个人

　　逝者　　

　　李敖：如果从激烈的观点看，我是左派，不但是左派，还是非常左的一个人，极左。

　　文| 张小摩编辑｜吴金

　　据台媒报道，台北荣民总医院证实，罹患脑干肿瘤的作家李敖，近日因病况转危，今天上午10点59分离世，享年83岁。

　　李敖生前曾数次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本文原载于《南都周刊》2011年第35期。

　　无可抵抗的衰老

　　今年（指2011年）6月的一天，李敖坐在出租车里看书，司机突然问他几岁了，他漫应之，“69。”随即察觉：明明76了，怎么说出69来？他自思：69是什么？是颠倒的那个姿势？还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前的惜别？

　　“前列腺手术之后，他一夜之间变老了。”大女儿李文如此说。

　　她之前印象里的父亲，有些暴躁，两人通话时经常吵架。李敖看不惯她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吃最好的，玩最好的，住最好的，开最好的。有人劝她，要理解父亲，他坐过牢。她回答说：“他受过的苦，为什么要发泄到我们小孩子身上？”

　　现在，李敖却这样对她说：“小文，你是典型的美国人，其实你这样做挺对的。人生就那么短，你完全赚到了。”

　　76岁的李敖，听力有点糟糕，经常需要对方重说一遍。他每个月去医生那里验一次血，查看自己的身体状态，决定要增加什么营养。几年前的前列腺手术后，生性风流的他对女人也没了兴趣，也不需要李文再给他买《Playboy》杂志了。

　　沉思目察的时间增多，对写作却是好事。“从司马迁开始，一直就是这样的嘛。”他自我解嘲。

　　无可抵抗的衰老，不仅仅是体现在生理上；近些年来，他观念上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也呼应着外间不断出现的评论：李敖老了，变了，没那么犀利了。在今年5月的一条微博中，李敖提到了自己的衰老感以及恩师胡适：

　　“人老去，会退步，但也不无进步可寻。我找到了一项进步：年轻时，我责人甚严；年老了，我会设身处地，一件难事，如果我做不到，我不再责备他做不到；如果我不能比他做得更多，我不再责备他做得太少。当年我责备胡适不反对蒋介石，今天我知道他技巧地反对了，设身处地，我也不能比他做得更多了。”

　　不能比别人做得更多了—这还是李敖式的语言吗？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问他：以您丰富的人生阅历，如何定义幸福？他回答说：“幸福是一个人的时候，内心也会平静。”

　　这个李敖，似乎让人觉得有点陌生。

　　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儿子李戡的鼓动下，李敖近来迷上了微博。他在新浪微博的ID名为“哈李敖”，短短3个多月，粉丝已经超过了200万。

　　为了争取内地粉丝，他还把初期的繁体字改成了简体字。因为不会电脑打字，他还组织了一个微博“写作班子”：自己手写，太太小屯打字，好友赖岳忠制作后上传。他写微博很勤快，每天可以写两条，花费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皆是原创。

　　更多的时间，还是放在写作上。每周7天，他有6天是把自己关在台北附近阳明山上的寓所里独处。每天写作16个小时，睡5个小时，感觉吃不消的时候，就随时随地眯一会。对这位76岁的老人来说，写作已经是件体力活，趴着写累，躺着写也累，坐时间长了也累—因为腰也不好了。

　　“能够写几个字，对我蛮辛苦的。”他说。为了减少手上的疲劳，他在钢笔、毛笔、钢珠笔、铅笔等书写用具中不断变换着。

　　李敖出版了上百本书，其中有96本被查禁了，只有《胡适评传》等几本书幸免于难。记者让李敖选出自己心里的代表作，他的回答是“今后写的书”。今年他的目标是5本书，目前《审判美国》等3本已经出版，还有《你笨蛋，你笨蛋》等两本将在年底完成。

　　之前他嘲笑余光中，说如果活到40岁死掉了，他还是他，因为多活了40年也没进步。而他要让大家看到，“今年的李敖和去年的李敖不一样，而明年的李敖与今年的又不一样。”这点上，李敖式的狂妄又露出了尾巴，“我给中国文人立下了一个光芒万丈的榜样。”

　　争议中的李敖

　　网上流传的李敖名言录第一条就是：“我骂人的方法就是别人都骂人是王八蛋，可我有一个本领，我能证明你是王八蛋。”他曾两次入狱，被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个。这个数字，在古今中外“骂史”上都堪称空前。

　　人们也还记得他在《独白下的传统》中的狂傲不羁：“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 记得他斗争的狡猾与决绝：“有人向我挑战，说‘你放马过来’。我不回话，只是疾驰而去，然后马后炮打倒他。”

　　但近些年，他的一些言论却在岛内引发争议。对台湾政治心直口快的批判，引发了许多泛绿者的不满；又因为批评马英九和维护宋楚瑜，也遭到了一些泛蓝人士的反对。今年，他再次出山力挺宋楚瑜，宣布竞选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

　　几次宣布退出政坛，又几次回归，被外界解读为有几分掺和起哄的色彩，“因为人有时候绷得太紧了，也不行，还是要游戏一下。”这次参选，当然也不乏几丝认真的成分，“我说台湾民主假的，因为一切都是两个大党说了算，所以我说应该有个小党挤进来。”

　　2005年，久居台湾的李敖访问大陆，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复旦大学进行演讲，引发一场“李敖旋风”。他为演讲设立了“金刚怒目”、“菩萨低眉”、“尼姑思凡”三个主题，可谓是处心积虑。

　　在清华的演讲中，他提到：“最近几天我几次夸中国共产党，也许有人会说，你是因为在大陆才这么做的。我对此并不赞同，我们的国家现在国富民强，这都是共产党的功劳。”他甚至自称“左派知识分子”。

　　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寄托，李敖成为台湾继胡适、殷海光之后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民主人权的倡导，鼓舞了许多人。也许正因为此，他的一些演讲内容被指责颇多。

　　时评家鄢烈山说，自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比较欣赏李敖，还写文章赞扬过他，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斗士；但在2005年后，却认为他是“特别地会审时度势的聪明人”。而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刘军宁则直言，他不喜欢晚年的李敖，他早年是比较粗野直率的人，但晚年变得比较油滑。

　　而李敖在7月20日发的一条微博，也许是他对外界质疑的一个回应：

　　“喜欢A政权的人，常常坠入一个错误：总以为B政权好。有智慧的人却不这样。AB其实半斤八两。谁好谁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谁能在吃人的世界里避免被人欺负、谁能富国强兵，不给美国人做狗、谁能带给中国光荣。至于其他的谁好谁坏，都是末节。假仁假义也好、小仁小义也罢，各有优劣，都次要了。”

　　“做成烈士不算什么成功”

　　南都周刊：随着年龄增长，你的思想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之前大家觉得你是一个斗士，年纪大了是不是更温和一些？

　　李敖：还是斗士。我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我赞成斗来斗去，可是我觉得最后斗的结果做成烈士不算什么成功，因为烈士是被你的敌人给你宰掉了。斗来斗去要有收获，要有技巧，要有成效，一般人不太了解这一点，只要斗就好了，真的太像攻击了，那不是有智慧的人干的。我以前在凤凰卫视做节目也是这样子，你怎么可以做电视做到人家受不了？主人受不了，你变成一个恶客，乱搞一气。

　　南都周刊：现在还会容易生气？比如最近你跟小S要打官司之类的事情，看起来还挺生气的。

　　李敖：我的生气都是假的。生气是一种负面的情绪，我现在把我的负面情绪都给消灭了，我没有负面的情绪。负面的就是不高兴，怄气，犹豫，这都是负面的，都是可以消灭的，人的情绪是可以控制的。

　　南都周刊：有点那种玩世的心态？

　　李敖：嗯，很重要，冲掉了很多事情。我私下里最喜欢做一个动作，就是偷偷地笑，自己窃笑，台湾叫做“偷笑”。为什么呢？觉得很多事情很好笑，自己就偷偷笑，这种心情就不会得什么忧郁症的，我觉得万事付一笑，没有什么可以令自己气的，令自己好笑的很多。

　　南都周刊：这种偷笑近些年多了，还是之前一直这样？

　　李敖：因为我现在一个人跟自己的时间比以前多了。笑给谁看，笑给自己看吧。所以无所谓多少，随时就笑起来，看到什么东西也会笑起来，比较容易笑。

　　南都周刊：这次在内地再版的《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呈现给外界的也不是金刚怒目，而是殷殷教诲的父亲形象。

　　李敖：出版方他们希望把我炒作成一个温柔敦厚形象的李敖，我觉得要苦笑了，因为这种书太多了，大家就不怕我了。

　　南都周刊：与你熟悉的人确实评价你谦和有礼，但提到“李敖”这两个字，大陆读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狂傲。你这两种性格，分别是针对什么人？

　　李敖：我基本上是一个不太看得起别人的人，非常自大。可是我在别人面前别人看不出来我看不起别人，就是我很友善，很谦和，急着要逃掉。歌星费翔的的妈妈讲了一句话很有趣，描写两个人，一个是大导演李翰祥，一个就是李敖。她说李翰祥满脸骄气，李敖一身傲骨。我是一身傲骨，可是我没有满脸骄气，你看不出来，真正跟我接触的人发现我这个人非常友善，真是好好先生。

　　“朱门酒肉臭，那也是盛世”

　　南都周刊：大陆很多人对你的切身了解，是从2005年你的神州文化之旅。阔别多年回到北京，有没有落叶归根的感觉？

　　李敖：没有。很多人多愁善感，觉得我们有什么乡愁，我觉得没有乡愁。故乡对我而言朝发夕至，半个小时以后我就回到故乡了，有什么乡愁？电话一打就通了。刚才我说的负面的情绪，乡愁不是好的情绪，是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才发生的乡愁，我现在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我承认我的故乡在变化，从感情的方向来探讨，你就会很难过。我一个好朋友小的时候，在妈妈怀里就听说了苏州的山川之美，结果他后来真的去了苏州了，发现他妈妈骗了他，他妈妈口里面的苏州和他眼睛所看到的苏州不一样。我写文章就讲他这个事情，我说你根本不应该以这种心情去看你的故乡，你看的话一定会很失落的。

　　南都周刊：那你回北京有没有失落？

　　李敖：没有。我也知道，当年北京那个城墙没有了，我是真正看过北京的城墙的。

　　南都周刊：这是比较重大的一个遗憾？

　　李敖：也不是遗憾，就是没有城墙了，一开始觉得不像北京了，有这种感觉。

　　南都周刊：你在大陆的几次演讲，有一些比较有争议。你自己对“盛世”有什么理解？

　　李敖：我说的是两点，盛世就不要被外国人欺负，我这一点很坚持的。因为我小的时候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我眼前骑着大马走过去，结果这个对我构成刺激。至少没有外国的军人在我眼前耀武扬威了，这是最起码的。第二点，既然有这么多人，温饱是最起码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的标准。我觉得这两点可以做到了，基本的生活比以前好了。

　　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人，我知道过去中国人穷到什么样子。国民党的“行政院长”曾亲口跟我讲，他们到西北考察的时候，看到门口门帘上挂着一条裤子，爸爸出来穿裤子，女儿就不能出门，就这样子，大家就一条裤子。所以我认为温饱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裤子穿是很重要的。

　　南都周刊：现在呢？

　　李敖：没有人饿死就是盛世，没有人冻死就是盛世，没有日本兵在我眼前就是盛世，我是从下限往上推的。真的盛世怎么样？真的盛世，朱门酒肉臭，那也是盛世，秦皇汉武打仗那也是盛世，也不一定好。对不对？

　　南都周刊：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人怀疑你是不是有一些妥协？或者降低了你的标准？

　　李敖：不是。台湾，我李敖在今天要写什么就写什么，高兴骂谁就骂谁，没有一本禁书，谁也不敢删我一个字，我印《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这书，台湾就没有删改，在大陆就删掉了16个字。所以我才说要给共产党时间，并不是说给它时间现在我就满意，我非常不满意，可是我知道它需要时间。

　　南都周刊：你说过你演讲的目的是播撒自由主义的种子这样的话？

　　李敖：这始终是我的基本态度。所以我觉得不是蛮干的问题，大家知道，你跟政府这样对干不是办法，我认为太笨了。你要和政府，劝它，哄它，掐它，捏它，咯吱它，痒它，要使它改变，你跟它硬干算什么本领。

　　南都周刊：访问大陆的时候你捐了35万给北大，想给胡适立个铜像，现在进展如何？

　　李敖：那个就是测验。北大里面有多少铜像，有张三的、李四的，现在还有外国人教授的坟，你们对胡适怎么办？北大不吭气。我也说过，我等你们，你们想通了就干，现在五六年了，也没下文了。我也给他们时间，当年胡适能碰吗？所有关于胡适的都是要查禁的，现在胡适所有的书在大陆全部开放。时间使它改变了，可是立铜像它还小气，做不到。

　　南都周刊：你在清华演讲的时候，有人问你会不会再回清华。现在再问你，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回答？

　　李敖：他们不欢迎我，害怕我。

　　“自由主义太狭窄了”

　　南都周刊：你现在76岁了，有没有总结一下，比如自己这一生做了哪几件大事？想传播怎样的一个思想？这一生要做怎样的一个人？

　　李敖：其实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这一生做到了一点，别人古往今来做不到的，就是做到了一个臭老九，一个知识分子，把他做得神气活现。好比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是一个臭老九，你怎么那么神气呢！我觉得我能把一介文人表演得那么神气活现，这是我最了不起的地方。

　　一般像我这样的人就被消灭了，或者自己变得很颓唐，像屈原这样跳河了。一般文人都是弱者，被人家欺负，没有钱，我有钱，懂我意思吧？我不靠人吃饭，也不看人脸色，也没有老板，所以我就变得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可是我还是混下去。我给中国文人立下了一个光芒万丈的榜样，人做不到我做到了。

　　南都周刊：有人概括你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斗士”，自己觉得确切吗？

　　李敖：自由主义太狭窄了，还不足以完全包括一切，因为它引起争议，我觉得不用这个词比较好。顶天立地，独来独往，虽千万人吾往矣……都是很好的词汇，不一定要用这种自由主义引起争议的话来。

　　南都周刊：很不喜欢用一本正经的方式来概括或定位自己？

　　李敖：那个定位词汇，或者那个范畴可能太狭窄，不能够完整地涵盖我们。像孔子谈的、《论语》里面谈的仁一样，我们今天看不到《论语》，孔子给仁字带来定义没，没有，他不给仁字下定义。真正了解这个仁字，什么是仁什么不是仁，他用各种故事和词汇来给它包围，事实上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因为你可能确切地把一个形象写出来的时候会有遗漏，会有语病。

　　南都周刊：你说过自己是左派知识分子吗？

　　李敖：如果从激烈的观点看，我是左派，不但是左派，还是非常左的一个人，极左。

　　南都周刊：蔡康永曾评价你非常勇敢，没有什么能吓倒你。真的没有东西能吓倒你吗？

　　李敖：我看到有些东西不喜欢的，很讨厌的感觉会有。我在坐牢的时候，躺在地下睡觉，忽然蜈蚣爬到我身上来，就很不舒服，太难过了。

　　南都周刊：人类的东西你反而不怕？

　　李敖：人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不过如此。